王夫之论“立志”

<正> 王夫之一生以民族大义为己任,强烈反对民族压迫,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特别强调“立志”,并对“立志”有独到的见解。古人云:“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中的一种坚持不懈的心理过程,是认识主体作用于客体、并改造客体的要求。王夫之认为:“志立于不易,则凡吾之所以析大疑,诘大难者,皆此确乎不拔之志,以帅气而行者也。“(《四书训义》卷二十七)“志”是统帅“气”而行动的一种执着不变     

事理相丽为实至仁--论王夫之的苦乐观

王夫之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也是集大成者,他对“孔颜之乐”也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本文正是通过阐述王夫之“乐”的思想,特别是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一本中有关“孔颜之乐”的思想,进而归结出他的苦乐观。     

《四书》“学习”之义浅说

本文用《尚书》与《四书》互解,以为《四书》凡曰“学而时习之”、“博学于文”、“博学之”等,皆专取“学于古训”之义;至于学与习之关系,比照教之与学、学之与思,可谓有“半事”、“全事”与“后事”形态之不同;惟孔颜而下,即在孔门,降而及于后学,学与习、博文与约礼均衡之格局,似有“习”字渐轻而约只在博中做之趋势。同时,以《说命下》与《论语》影响变化为例,亦论及经典地位之递变,并及《尚书》相关篇章真伪之问题。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变迁,是理学与西学碰撞下传统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早期的教学以科举为重心,以《四书》为授徒的核心文本,并承接了宋明儒提倡修身、经世的理学宗旨。癸巳恩科后,康试图打破朱子建构的道统谱系,沿着“违朱注”的方向,以公羊改制义取代《四书》中的宋学义理。康有为处处针对宋儒发论,恰可见科举时代其学理视域始终不能脱离《四书》的范囿。甲午以后,在西学冲击下《四书》地位受到动摇。梁启超及其同门在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中独重《孟子》,借《孟子》的民本思想接引民权学说,以西学代理学,走向完全破除程朱义理的道路。康梁“借西学以存《四书》”的理路,最终指向于对《四书》文本架构的瓦解。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引起时人截然相异的反响,说明转型时代下士人既有观念和价值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原声,绝非简单的“汉宋”“今古”“新旧”等概念可以完全遮蔽。     

宋明理学非儒家论

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理学是儒学，以为其“义理”学说之“义”出于孟子，“理”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作者认为欠妥。《孟子》没有与理学内涵相同或相近的“义”；“理”也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二者均源于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由“义理”学说具体化出的治国方针和基本哲学理论也源于术家韩非。且理学的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因为《四书）的重点在《大学》、《中庸》，二者均贯穿韩非术家的“义理”思想，而对《论语》、《孟子》的阐释和理解，既要参照《大学》、《中庸》，又要以理学家们所注的“义理”思想为根据。于是，《四书集注》就成了盗版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若将理学当做儒学，就不会走出新路子。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船山论志、量和性、情

<正> 一船山对于志与量的关系的论述,在他的认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什么是志?船山说: “志立于不易,凡吾之所以折大疑,诘大难者,皆此确乎不拔之志,以帅气而行者也。” (《四书训义》卷二十七) 现代心理学认为,“志”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中的一种坚持不懈的心理过程。从哲学来说,“志”是认识主体作用于客体、并改造客体的要求,是实践的要素。     

从《尚书引义》看王夫之的认识论

《尚书引义》是王夫之的重要哲学代表作之一。该书共分六卷,一二两卷论《虞夏书》,计十三论;三卷论《商书》,计十论;四、五、六卷论《周书》,计三十七论;总计五十篇,约八万余字;在体例上篇与篇之间无甚关联,各自可以独立,且行文洒脱,不拘一格。王夫之在是书中不是正式说经(王夫之对《尚书》的研究下过很大功夫,先后著有《书经稗疏》、《尚书考异》等),而是利用《尚书》诸篇的若干命题来发挥自己“趋时更新”的思想,不仅阐述了他针砭时弊的政治主张,更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总结了明王朝覆亡的惨痛教训。在他看来,导致明朝败     

从“子罕言利”谈孔子的义利观

《论语》载:“子罕言利”(《子罕》),又载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因而历来许多人认为,孔子重“义”轻“利”。南朝范宁说:“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南宋朱熹则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四书集注》)宋代理学家是主张“天     

晚明启蒙思潮在《聊斋志异》中的回响

蒲松龄创作《聊斋》正值清初,在学术思想史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期。当时,晚明风靡一时的王守仁心学余焰未熄,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则在“天崩地解”的政治巨变之后,怀着痛定思痛的情感对晚明思潮进行反思、修正与总结;另一方面,清廷为巩固统治计,大力推崇程朱理学,顺治即位次年即开科取士,规定凡《四书》、《五经》试题均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依据,康熙更是“夙好程朱,深谈性理”,命李光地等编选《朱子全书》,亲自写序,他还下令     

王船山思想四论

<正> (一)宋应星对王夫之的启发中国人民大学葛荣晋教授等,早已探讨张载、王廷相与王之的思想传承和革新,但是未尝注意宋应星对王夫之的沾溉。武汉大学萧父教授主编《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载李维武《王夫之论“生”和“死”》,徵引李时珍《本草纲目》与方以智《东西均》科学化的生死观,然而全书亦不涉及宋应星。最先论述宋、王关系的书,是中国科学院潘吉星《宋应星评传》。宋长庚《谈天》首章善用《吕氏春夏·察今》“刻舟求剑”对顽固的教训,形容登东岳泰山看日出时的体会:     

王夫之“逍遥义”探析

“逍遥”是庄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历来哲人对之亦有着不同的诠解。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的大儒王夫之,通过对《庄子》的注解重释了“逍遥”,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逍遥义”。一方面,时代的乱世际遇促使船山激活并深化了庄学“慎”的品质,并将之引入对逍遥的理解之中,从而提出了“慎即逍遥”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儒者的价值立场之下,船山试图将“求仁之心”、“寓庸”的现实关切灌注到《庄子》的字里行间,使庄子哲学可以“因以通君子之道”,最终提出了“寓庸以逍遥”的论题。王夫之深奥而精微的“逍遥义”,既是明清之际的哲人对庄子的回响和呼应,又是对逍遥义自身的拓展和更新。     

朱熹对《周易》理性精神的阐发与创化

综观朱熹一生的治学历程,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心性学体系和《周易》创设的性命学体系,是其注意的两大重点。前者体现了儒家对现实社会人事和人格培养的重视,后者则旨在提供哲学本体论依据和天、地、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这两方面的因素渗透、引伸,构成了朱熹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不过,朱熹对“四书”和《周易》的为学次序还是有明确的区分。按照他关于“四书,五经之阶梯”的理解思路,通过“四书”的学问工夫,由研《易》、传《易》,阐发“前贤所未到处”,才是其治学的更高目标,表明他着意追求一种本体层面上的哲学建构和思辩性的心灵境界的营造。正如王夫之所说:“诚性学之统宗,圣功之要领,于《易》而显。”(《周易内传》卷五)这颇为符合朱熹治学的思想指导。由此可见,要真正把握朱熹思想的中心意义和精神特质,恐怕更应该注意他的易学研究。     

王夫之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与辩证分析

义利观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王夫之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同时 ,提出了自己的“义道利用”的义利观 ,并从利中有义、义中有利、义不离利、利不离义等四个方面辩证地分析了义利的相互关系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王夫之论“诚”

<正> “诚”是王夫之哲学的重要范畴,目前学术界理解也不尽相同.本文据王夫之的具体论述.粗略地区分其对“诚”的不同哲学规定,探讨其“诚”论的逻辑结构。以就教于学术界的老师和同志们.在中国哲学史上,《中庸》最早从天、人、物三个方面对“诚”作出哲学和伦理学的规定.《中庸》而后,许多思想家都谈到“诚”,特别是在宋明哲学中,“诚”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被多方面地加以规定和论述.王夫之的“诚”论总结了前此“诚”论的发展而直接继承了张载。张载把“诚”规定为“实”,又释之为“有”,王夫之则把“实”和“有”结合起来规定“诚”。“实有”是对     

王夫之重视“身过”胜于“心过”的修养工夫论转向简

邵雍提出的重视克服“心过”胜于克服“身过”的修养工夫论,经过胡宏、张栻、以及朱熹的弟子真德秀、熊节等认可,又被《性理大全》、《性理精义》所收录而深刻地影响明清两代科举。阳明心学学者南元善、刘宗周、李二曲等人,也都接受认可这一修养工夫论的大传统。王夫之鉴于对阳明后学的批判和对修养工夫的艰难性,在其《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中提出不同于邵雍所提出的修养工夫的大传统。他提出重视克服“身过”胜于重视克服“心过”的修养工夫论主张,显得别具特色。     

从《读通鉴论》管窥晚年王夫之对贾谊形象的接受

从《读通鉴论》中可以看出,晚年王夫之将贾谊视为一个“自异于李斯也不能”的权术型政治家。基于此,王夫之认为贾谊在学问上“粗而不纯”,在政术上部分认可但又认为他“不闻道而只为术”,在道德上认为他“不丧其贞”但又“刻薄寡恩”。总体而言,晚年王夫之对贾谊评价不高。之所以如此,当与《资治通鉴》中贾谊“政术型政治家”形象的文本限定、明末社会反思与批判思潮、王夫之的理想人格、王夫之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体认等因素有关。     

试论王夫之的“齐家”思想

推崇“家国同构”的中国儒家文化历来重视家庭问题——即“齐家”;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王夫之也不例外,他同样十分看重、推崇“齐家”。王夫之的“齐家”思想主要包括：父慈子孝,家教从严;夫义妇听,相敬如宾,勤俭持家;兄友弟恭,安静守分。当前世界性的“家庭道德滑坡”现象突出,王夫之的齐家思想不无裨益。     

《文心雕龙》"体要"释义

对于“体要”概念 ,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本文据王夫之《尚书引义》对“体要”的释义引申论之 ,认为《文心雕龙》中的“体要”概念乃刘勰所拈出之为文法则 ,此法则体现于文质关系本身 ,并在对不同文类的论述中 ,演成为“法式”、“体式”概念 ,因而成为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重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