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看刘向父子的诸子思想

刘向父子是西汉著名的通儒、文献目录学家,他们在学术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成帝河平三年,刘向受诏主持校理皇家图书。《汉书.楚元王传》曰:"上(成帝)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死后,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这是汉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活动,产生了我国最早的     

《七略》的经学思想

《七略》是西汉宗室刘向与其子兼助手刘歆合作完成的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目录学著作。范文澜先生曾将《七略》和伟大的《史记》并举为史学史上的“辉煌成就”。不同的是,前人对《七略》的研究大多限于目录学领域,而对其所反映的基本思想则所涉甚少。事实上,作为中国目录学史的奠基之作,《七略》无疑包含着极深厚的思想内涵;并且,因为《七略》在目录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其思想精神也有可能(并且已经)在中国古代“依刘向故事”一以贯之的目录学体系中固定下来,并波及深远。众所周知,汉代是经学的时代。强烈的宗经意识正是《七略》思想的主导特点之一。     

顾观光的《别录》、《七略》辑本

《别录》和《七略》作为总结西汉官方校书的姊妹篇,在中国书籍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由于历史的变迁,这两部书大约在唐末五代之际便散佚湮泯了。有清以来,一些学者进行搜集佚文的工作,出现若干值得重视的辑本。顾观光的《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即为其中之一。关于顾氏辑本,现代治目录学者多有称说。程会昌《目录学丛考·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     

管窥刘向、刘歆对目录学之贡献

我国目录之学历史厚重,源远流长,始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受命整理皇室藏书工作,最后落实到编撰《别录》、《七略》两部目录学著作。刘氏著作的撰成开启了中国目录学之先声,对后世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开辟校雠学、创建解题式目录、首创图书分类目录、史志目录之源流等,功绩显著。《录》、《略》是今人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和目录学史必研习之重要经典。     

《书目答问》并非对《四库》分类法的突破与创新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应予肯定。近年来海内外一些学者对它作了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评价,认为是对《四库》分类法的突破。本文对此提出异议:(一)《书目》对《四库》分类法有所修正,设立“丛部”变四部法为五部法,别加附录,但缺乏科学分类法,实际上仍是对《四库》的继承,没有摆脱《四库》的混乱和钦定禁区。(二)该著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七略》以来目录著作的独尊儒家的思想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哲学思想,它无法真实地反映那时代文献领域的客观实际,对开拓中国目录学缺乏积极意义。     

《七略》中史籍未能独成部类的根本原因

<正> 西汉末年由刘向创始,经其子刘歆完成的《七略》,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它将政府所藏图书分为六大类(“略”)三十八小类(种),而史籍没有能独设部类,只是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之下。从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序》)以来,人们大都认为,《七略》如此安排,是因为当时史书量少,且与《春秋》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尚未触及其中的根本原因。近人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曾对此提出疑义,说:“(《七略》)往往同一种中,又复杂附绝不同类之书,如附《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汉大年纪》十二家之书于《春秋》……。若谓史书甚少,不必独立,则其他各种,每有六七家百余卷即成一种者,而谓以十二家五百余篇之史书反     

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校雠略》

自古有目录书,也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但是直到宋代以前,却未有目录学的专门理论著作。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创始人刘向、刘歆父子是通过他们的目录书——《别录》、《七略》体现他们的目录学思想的,其理论贯串在他们的目录书中。此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唐代魏征的《隋书·经籍志》、北宋王尧臣的《崇文总目》、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也都是目录书,尽管这些目录巨著体现了自汉至宋各个时代光辉的目录学思想,包含着这些时代的目录学家们的目录学理论,但是,目录学的理论专著至此尚未诞生。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试论《武经七书》的管理思想

《武经七书》(以下简称《七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从我国浩繁的兵书中选出,颁行于武学(军事学校)的七部兵书,包括《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这些北宋以前军事代表作,是我国冷兵器时代战争指挥者智慧和经验的总结,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上都起过巨大的指导作用。重要的是,七书又是我国古代丰富管理思想的总汇,对研究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 管理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概念,古代与它相应的是“治”,“官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治”就是管理,又称为“司牧”、“驭民”。本文试分析《七书》所提出的“算”、“道”、“利”这三个范畴,探讨《七书》管理思想与现代经营管理的结合点。 庙算运筹,多元决定     

论传统书目提要的建构与特征

传统书目提要是目录学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现代古籍整理工作必须加强的一项工作。本文准备从历史和形态两个方面研究其建构,并阐述书目提要作为目录学著作的几个典型特征,力求对今人从事古籍整理编纂书目提要有所帮助。一、传统书目提要的历史建构古代目录学的内容很丰富,目录学著作形式多种多样。在众多的目录学著作中,虽然书目提要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在历代目录学家的一致努力下,书目提要一直是目录学的主体。（一）书目提要创始于汉刘氏父子。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文献典籍,撰写《七略》和《别录》。这两部书早亡于唐末五代之乱,现…     

刘氏父子校书与两汉经今古文之争

通过分析刘氏父子校理图书、编撰目录等工作与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的关系,来探讨我国古代目录学是如何被当时的学术思想所影响以及它又如何反作用于当时的学术思想的。     

关于刘歆《诸子略》的两个基本问题

围绕《七略·诸子略》的争议主要有两方面,一为《诸子略》的分类标准问题;一为《诸子略》与“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关系问题。《诸子略》的分类是兼顾学术分类和目录学的需要,虽然略有混淆,但总体看来仍是自成一体。《诸子略》也没有明确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刘歆的古文经立场是解读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图法》与集部古籍分类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记载科学文化知识的图书典籍。图书数量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增加，人们要整理、利用图书，“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就逐渐产生了对图书进行分类管理的思想，一批学者编制了图书分类法。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出现了很多图书分类法，其中较...     

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目录学成就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资产阶级目录学的启蒙者,他的《西学书目表》确立了近代目录学的三大分类架构,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分类法体系的诞生,在政治方面对戊戌变法时期的西学传播和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书分类主词目录的建议

图书分类法是图书馆藏书组织的根本大法,百年大计。图书馆为了更好地配合向科学进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为读者服务,需要一套新的图书分类编目制度。我国图书分类目录自从汉代的“七略”以来,二千多年间,虽然经过了不断的改变与改善,但由于缺乏科学的客观性与发展性原则,缺乏图书分类法的基本理论的指导,近代又受到外国学院派图书分类法形式主义的影响,大纲小目罗列满纸,使分类目录的     

《诗经·七月》中“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平议

对《诗·豳风·七月》中“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句的训释,分歧很大。理清这些训释,找出产生分歧的原因,对于正确理解《诗经》,正确对待古注,从而更好地开展对我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更好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是有益处的。     

《七略》性质辨正

《七略》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人多将其视为"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之作,但就其成书过程及六分法的体系来看,称之为学术史似较为不妥。《七略》是在官藏书籍的整理过程中产生的,藏书目录是其原始功能;刘歆虽在其中尤其是《诸子略》中倾注了自己的学术关怀,加入了一些考辨源流的文字,使之部分具有了学术史的功能,但仍不能完全撼动《七略》书籍目录的基本性质。《七略》是目录学与学术史双重标准的产物,但作为目录的功能更为明显,学术界对《七略》学术史的推崇有进一步界定和澄清的必要。     

从《中图法》探讨图书分类理论——以“从个别到一般”取代“从一般到个别”

图书分类法有显明阶级性。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否定地主阶级的图书分类法,建立资产阶级的图书分类法。社会主义社会,理应否定资产阶级的图书分类法,树立无产阶级图书分类法。这是我们图书馆工作者的任务。 现在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是许多同志化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编成的,有历史贡献;但是我以为没有完成资产阶级图书分类法转化为无产阶级图书分类法的历史任务,没有达到编者规定的“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统一”的目标。 我们希望经过学术讨论,弄清无产阶级图书分类的理论,进而编成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的无产阶级的中国社会主义图书分类法。     

郑樵图书分类思想浅析——读郑樵《通志·校仇略》

郑樵的《通志·校仇略》是我国校仇学的第一部专著,它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是众口皆碑的。通过读《校仇略》,本文试图对郑樵的图书分类体系作一浅析。一郑樵(1103—1162),南宋史学家。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居夹漈山,苦读30年。生平著作丰富,有《氏族志》、《动植志》等80余种。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他晚年编撰的《通志》,全书共200卷,成于高宗绍兴31年(1161年)。它是综合历代史料而成的一部通史。列有本纪·年谱·略·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其记事上起三皇,下迄隋朝,略则终于唐宋。略共有20个,计: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溢、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仇、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目等,用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     

论前汉儒学之隆兴

一般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儒学即取得独尊地位。其实,这只是儒家由衰特盛的一个转捩点,儒家的真正的独尊应是后来的元、成二帝时期。元帝和成帝不仅十分推崇儒教,而且他们自身也是儒教的躬行者。这个时期十分重视儒家文化建设,重视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刘向领导的文献整理活动,是自孔子以来最重大的文化工程。《别录》、《七略》不仅是文献学上的巨著,也是思想史上一面旗帜。后来,班固承《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汉志》不仅保存了刘向、刘歆的目录学思想,也反应了儒学地位的崇高,是儒学独尊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