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位学术大师的片断回忆

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聚集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不仅在专业研究领域以造诣精深而享有盛誉，而且在日常事务不经意之中显现出仁厚长者的风范。梅贻琦、冯友兰、吴晗、金岳霖、陈岱荪、沈从文、邵循正等学术大师，或处世以身作则，或治学别出心裁，或授课妙趣横生，或生活不拘小节，或待人宽缓仁爱，令后学晚辈如沐春风，获益无穷。     

抗战期间内迁高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为例

抗战期间,内迁至后方辗转办学的高等院校物质条件艰苦,学生衣着俭朴乃至寒酸,饮食粗糙简单,住室简陋拥挤,但凭着年轻人积极向上的朝气,他们把课余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各级政府、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提供的贷金、公费和奖学金,在帮助内迁高校学生完成学业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内迁高校学子的生活正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的不屈之歌。     

迁徙自由、城市化与贫民窟

本文探讨了迁徙自由、城市化与贫民窟三者间关系.指出迁徙自由不仅促使人口空间再分布趋于合理,而且促使社会走向有序.由于贫民窟是城市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且具有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硬性回避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也会使中国陷入中国式的拉美陷阱:城市的繁荣与农村的凋敝.     

解读德育生态论的学术迁徙

本文根据不同学者对德育生态理论的探索与实践观点,深入分析了从生态到生态德育、德育环境到德育生态、德育模式到德育生态链的学术迁徙过程,还阐释了现代德育生态理论框架的构建意义.     

秦汉时期巴人的分布与迁徙

秦汉时期巴人形成以巴郡、南郡、武陵郡以及邻近的汉中郡、犍为郡、广汉郡为集中的聚居区,同时又因外出为官、军事征调、叛乱外迁等原因,在巴地以外的区域形成分散的居住区,形成巴地巴人集中分布、其他地区零星分布的大体格局。从时间尺度上看,秦代巴人主要分布于巴地,汉代才逐渐形成巴人集中分布与外地零星分布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与朝廷加强对巴地控制的总体思路密不可分的。     

论汉代的迁徙刑

两汉迁徙刑是隋唐以后流刑的前期形式,与同一时期的死刑、肉刑、劳役刑、财产刑等刑罚相比,迁徙刑的地位尚不突出,以往也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迁、徙实际上是两汉不同时期的同一称谓。本文主要考察了两汉迁、徙刑适用的主要罪名和流放地点,并且具体分析了两汉特殊的人口迁徙政策。迁徙刑将刑罚的惩治(发配)、教育(劳作)与服务国家(戍边)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也是研究隋唐的流刑不可避开的研究课题。     

东汉河北人口的迁徙与变动

东汉时河北的户籍人口密度和西汉相比,除个别地区外,普遍下降。黄河改道对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个郡国人口的增减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汉族人口的减少、迁移与北方民族的内迁融合这两个方面一直在持续进行。东汉初年,河北人口的变动表现为边郡人口的迁徙和乌桓、南匈奴的内附。东汉中后期,流民是河北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容。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河北北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变动剧烈,数量锐减。     

文学抗战的艺术呈现——论西南联大抗战文学

在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作家从寻找抗战力量开始,到描写抗日战斗,直至亲身上战场感受战争,最后对战争进行了人本思考,其作品具有与一般抗战文学不同的特点。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作品的艺术色彩,西南联大文学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抒写抗战内容,创作出一些前所未有的作品,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水平,取得了描写抗战的最高成就。认识西南联大文学的成就,或许能够充实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抗战文学的贫乏内容。     

试析迁徙自由权

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无论从公民基本权利的应然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然角度已势在必行。本文从迁徙自由概念的分析入手,探讨了迁徙自由重新入宪存在的合理性。     

清华学人与蒋介石(1926-1948)——兼论国民党与清华(联大)学术共同体之离合

在国民党政府时期,清华在地理上始终远离政治中心,且由于美国背景之"庇佑",其政治色彩较之其他顶尖大学而言确实相对较弱。饶是如此,它仍不可避免地与国民党政府的核心决策层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又集中体现为与国民党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联系。从北伐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长期处于权力中枢,但其形象多有变化。在天崩地裂的政局变幻中,清华学人内部也不断分化、分道扬镳。亲国民党的学人逐步南去,而多数学人则用脚投票,放弃了蒋介石及其政权。清华学人与蒋介石之分合,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治精英之间复杂、暧昧的关系,也浓缩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与"政治人"之间极为繁覆的纠结。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众所周知,清代是中国学术文化繁荣兴盛的一个朝代。在清代前、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大力提倡学术文化事业,上自朝廷大臣,下至督抚学政以至道府州县各级官员,纷纷致力于编书、著书、校书的文事活动,此类活动,大多凭借幕宾完成。而众多才华横溢的贫寒士人,     

建安士人迁徙与文风新变

建安士人频繁的迁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表现形态也因人而并。建安文学中的清怨文风与骨鲠之气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士人迁徙的影响。士人在迁徙过程中的交流,促进了地域文学的交融,同时也深化了文学理论的自觉与人物品评的发展。     

对抗的迁徙——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中的女性身体迁徙

著名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是作者赴美后创作的一部最具艺术探索精神、最能反映其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的作品,一直受到中美学界的重视和关注.不少评论家将桑青、桃红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几个不同地理和文化空间中的漂泊流浪看作是一种被动的迁徙.我则认为,桑青/桃红的迁徙尽管带有被动的特征,但更多的是一种主体的自觉行为,是她对抗父权文化、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话语,颠覆美国迁徙神话的一种积极策略,是一种"对抗的迁徙".     

百泉县县治迁徙考

长期以来,史学界只确定百泉县在阳晋川(红河川),但具体地点不明,也有方志界朋友暂定彭阳沟口姚河村.本文以大量史实确定,隋代百泉县治所在彭阳县红河乡友联村马河组城子胡同、武德八年百泉县治由阳晋川迁至现在彭阳县城老城址,又从历史典籍、地理方位、出土文物等方面佐证了唐百泉县迁到彭阳老城的具体过程,基本澄清了历史史实.     

我国公民迁徙自由法律制度研究

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目前没有任何法律予以明确保护,相反却遭遇了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直接或间接限制.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这些不合理的限制性规定都应当予以废止,而公民的迁徙自由势必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鲜卑族的迁徙及其分布

鲜卑族是我国古老的游牧部落之一，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一带，追逐水草，居无定所，“以穹庐为舍”，“亦以捕鱼为生”。鲜卑族的迁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在此就鲜卑族的迁徙及其分布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论先秦族群迁徙融合与华夏民族主体的演变

先秦族群迁徙融合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族群迁徙的规模和范围有所不同,华夏民族形成时期其主体是不断变化的。华夏民族的原胚和最初主体是汇聚和融合于中原的炎黄族群;到尧舜禹时期,除了中原地区的晋陕豫联盟外,东夷族群的加入使华夏民族主体得以扩大;夏商时期,夏商族群的扩展迁徙使夏商族群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主体;周代分封制的建立实现了族群的大范围融合,华夏民族的主体不再以少数族群为主,而是发展成为真正的融合性主体。     

唐末至北宋的客家迁徙

唐末至北宋的客家迁徙是客家源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继东晋末年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客家南迁运动 ,而且结果还催生了华夏民族中一个独特民系———客家族群的形成。仅以这段时期的客家源流而言 ,其流寓于以后成为客家基本住地———闽粤赣边的北方汉民 ,比之上一历史时期不仅移民来源更为广泛 ,而且移民数量也更加庞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唐末黄巢起义而使大半个中国处于战火之中外 ,还有五代各地割据势力的纷争和北宋软弱国力与消极政治所带来的社会混乱 ;另外 ,闽粤赣边特别是闽西和粤东在这一时期相对安定与人烟稀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论迁徙自由在中国的实现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一定程度的默认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恢复迁徙自由已经势在必行。应该通过宪法确认、改革户籍制度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我国的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权在我国的变迁及反思

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不仅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法制文明国家的保护,而且也为国际人权公约保护。我国在宪法历史上曾经规定了迁徙自由权,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有必要在《宪法》中重新规定迁徙自由权。同时应该在其他方面做好迁徙自由权的保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