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法律视野下的抵抗权和暴君学说

中世纪的西欧具有显明的法律传统,这种传统认为即使国王也应该在法律下进行统治。这种思想已成为中世纪国王统治的正统模式,国王离开法律将无法有效统治。因此,国王自身也不可轻易忽视法律的重要地位。但在实际统治过程中,国王总在寻找机会突破法律限制,力图最大化自己的权力。不过,这样的专制行为从未得到理论的认可,因而并不合法。尤其是中世纪的抵抗权和暴君学说的发展,更为限制王权提供了思想武器。     

“感性确定性”与“约翰性”质疑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一章的分析是有其哲学主张上之道理的,而费尔巴哈“约翰性”的质疑性批评则也是可以质疑的,因为其批评由于哲学立场的迥异而改变或取消了原有问题的论域。其启示是：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只是哲学根本问题向两个方面的展开而已．两者之间的互相争论,往往是相互的无的放矢和意气用事。     

重建法的阶级性理论——兼评“法的阶级性的理论危机”

“法无本质论”“、恶法非法论”、“市民社会优位论”等几种反思性的理论,并未造成法的阶级性之理论危机。法的阶级性理论之所以招致了普遍的反对,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尽管如此,法的阶级性之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依然值得认真对待。     

“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探析

詹姆斯·扬克长期从事"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构建和倡导,是当代西方市场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扬克就开始酝酿"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基本构架及观点.从那时到现在,他一直在潜心地、系统地建构其倡导的理论模式.     

“行为”与“法律”最一般关系的理论分析

行为是法律规则具体化、生动化的适用和发展,它和法律规则一道完成了法律运行状态和法律的自身阐明。迄今为止的任何法哲学流派,不管基于何种学术立场,不管对法律的论述有何种不同,但它们从不否认行为对于法律的关键意义,并都对法律与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或详或略的阐释和弘扬。然而在当下我国,无论立法语言的选择,还是法律规制对象的择取,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法律是对行为的规范不仅仅是一个常识,因此法律规范应尽可能明确具体,具有明确的操作性和指引性、法治的实现更应关注动态的过程性行动、法律至上的评价标准以及软发和激励型法的重视应成为我国立法和执法关注的重点。     

从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

本文从“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相互作用和关联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本文首先提出,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构成了任何社会经济成长的“斯密动力”。接着,沿着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分析理路,文章讨论了斯密动力形成的社会条件,并进而从财产的法律制度在资产形成和市场运行中作用机制的分析视角,探讨了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机制形成的制度环境问题。如果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自发生成和不断扩展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就会发现,“布罗代尔钟罩”原来是那些阻碍“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机制。因此,打破阻碍和约束“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种种“布罗代尔钟罩”,应该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主要指向和动因。     

沈家本“法律救国论”探析

沈家本修律的思想出发点即是法律救国,这与沈家本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社会经历是分不开的。其法律救国思想主要体现在力主改革旧律、接轨西律以收回治外法权和引入西方制度,以实现富国强兵,促进中国近代化两个方面。     

黄宗羲的“君主论”对戊戌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首先剥去君主“神”的外壳,还原出其“人”的面目,再剥离君主“人”的假面具,显露出其“贼”的形象,进而形成了抑君的思想。从政治话语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维新派思想家对黄宗羲“君主论”思想的继承。     

从方法论看抽象法学理论的发展

抽象的法学理论在19世纪之前是由法学外的思考者们来推进发展的,法律家与专业外的法律思考者之区别在于他们始终不能完全游离于各个时代发生效力的实在法.面对实在法,抽象法学理论的姿态有时是极为尴尬的.二战以后,法学家们有关"疑难案件"所引发的理论论争为抽象法学理论续造生命活力做出了贡献.建立在现代逻辑、语言哲学、语用学和对话理论基础上的法律论证理论在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悄然兴起.尽管这个理论本身在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特别是有关法律的道德评价之类的实质哲学问题)方面还存在着应用的局限性和具体方案上的缺陷,但它代表着一种在实在法之实践问题上寻求多知识进路、多学科方法之研究论证的努力方向.     

契约自由、“契约自由权”与契约权利——一个私权逻辑理论视角的分析

按照分析法学的私权逻辑理论,契约自由并非权利,而是派生权利的契约关系的元形式,是民事主体之间“无权利—无义务”的关系状态,其实质就是没有法律限制。将契约自由混同于“契约自由权”对于契约权利本身的设定并无实际意义,反会成为立法者或裁判者滥用其意志侵害意思自治的借口。作为契约权利的元形式,契约自由决定了契约权利的本质必然为约定性权利,但也决定着契约权利只能具有相对性。     

“活的法律”的讲述者——教师在中国法制史课程中的作用

由于现有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对"活的法律"不够关注,作为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师,必须做一个"活的法律"的讲述者,不仅应当讲述历史上法律是怎样规定的,更应当讲解历史上法律是如何实施的,唯有如此,才能向学生展现中国法制史的真实全貌。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

近十年来，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蔚然而为汉语学术中的显学，其中，所谓英美式自由主义话语，又居主导地位。汉语学术中的自由主义话语，主要以两方面的内容为自己的工作方向：一是自身建设，重续中国自由主义传统之系谱，二是批“异端”，     

法律行动理论的建构——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阐释

行为是已经完成的行动,行动则是动态性的、过程性的行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及其法律商谈论认为,法律并非静态的行为系统,而是动态的行动系统。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行动,在于付诸实践,法律是通过参与者的行动(交往、商谈)而实现事实与规范的互动。基于这一理论,可以重新界定法律的基本特征,即法律具有互主体性、相对强制性与自治性,并通过立法商谈与商议式司法,建构一种全新的法律行动理论。     

“生态人”理论探析

生态人理论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经济人理论批判,而且在于对经济人理论的超越,即对发展新的经济学科、推动新的经济模式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生态人理论改变了传统经济学把征服自然作为主要生产能力内容的研究目标,转变了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并在创立新的经济学学科方面提供了帮助,推动其真正解决人类自身的生存与生产的关键问题,较为全面、协调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从其实践意义上看,生态人理论以人为本的基本观点,满足于人类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前提下,通过发展新的经济形式,推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运用最少的资源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     

试论法律关系理论的意义和局限

法律关系是一个基本的法学概念,是法理学研究中相当重要的基础性概念。所有法律现象无一例外都可以用法律关系加以解释。法律关系相当于学习法律的字典,只要按图索骥,再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都能迎刃而解。众所周知,法律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反映,随着社会生活关系的丰富和发展,作为反映社会生活关系的法律关系在其内容构成上也必然是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所以,我们应该对法律关系的内容构成进行反思,即法律关系的内容是否仅限于我们传统理论所指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除此之外,法律关系是否还应该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     

“法理”词义考

“法理”是一个多义词,学科意义上的法理等同于广义的“法理学”。形式意义上的法理主要是指法理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包括中外学说、立法沿革资料、各国立法例、实务见解、立法理由、法律原则、法谚、套语、判例等。实质意义上的法理包含自然法、事物的本质、事物的规律三层含义。法律渊源意义上的法理是将法理视为司法判决的依据。一般认为法理具有导引立法,评判、审查与控制制定法以及对法律渊源的补充三个功能。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时”与“进”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应与时俱进,用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