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协同治理研究热点与趋势——基于CNKI文献可视化分析

文章以中国知网（CNKI）2000—2022年间收录的有关协同治理研究领域的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从文献发表年份分布、关键词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揭示我国协同治理领域的发展现状及其前沿演进。结果表明,我国协同治理领域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地方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大数据等主题展开。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乡村振兴、危机治理、治理体系和生态治理将成为前沿研究热点。     

基层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中的管理主义误区与矫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在实践层面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效果仍然欠佳。究其原因,与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基层领导干部密切相关。以管控导向、技术治理、效率中心为基本特征的管理主义深刻影响着基层领导干部的治理思维、行为策略与目标追求,进而导致其在社会治理中步入行政管控的维稳导向、技术主义的表层治理、社会发展的非均衡化等现实治理误区。因此,基层领导干部必须矫正社会治理中的管理主义,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维权实现维稳;建构"参与式"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优势;完善考核与问责机制,实现社会均衡发展。     

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五个维度

<正>一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与治理理念革新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是政府职能定位、政府官员角色定位和治理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和行动逻辑。精细化治理要求政府实施"社会型发展战略",以宏观政策优化促进微观领域的精细化治理。二是以社会体制创新和治理体系重塑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不断调整优化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快建立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区自治为基础、社会组织为中介、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培育基层社会的"自治基因"。三是以信息技术应用和治理工具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和治理工具创新,提升社     

法治视角下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四个维度

良好的治理秩序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也是和谐社会的主要指标之一。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成为一种必然,而机制创新则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点。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应包括四个维度——权利、利益、互动、价值。理由有五点,第一,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必须保证公民权利;第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离不开利益分析法;第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第四,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需要群众价值认同;第五,四个维度辩证统一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但目前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面临一些矛盾和挑战,如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的矛盾、政府推动与群众认同的矛盾等。对此,必须严守法治底线,从四个维度依法进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即权利的维度:以公民权利为前提,推动社会组织及公民依法参与治理;利益的维度: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引导社会组织及公民进行利益表达和维护;互动的维度:以互动协商为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秩序;价值的维度:以培育法治文化为目标,增强群众对依法治理的认同和支持。     

乡村振兴中的“政经分开”改革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是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实施的制度基础,而要促使目前封闭、排外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就必须以"政经分开"改革为先导,并由此推动中国的农村民主实践由村民自治向社区治理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农村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以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为引领,通过"政经分开"改革以构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以社区治理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并推动以生活共同体为范畴的、超越单一行政村为治理单元的更加丰富多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     

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逻辑与实现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成果更多、更好、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价值立场,就要坚持人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引领和推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实践,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进程中实现治理成果人民群众共享,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增进人民的"快乐幸福感"。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法治化路径

社会治理面临人们利益诉求多元、社会矛盾纠纷多发、各类安全隐患频出等复杂情势,由于相关法律规范缺失,公众参与的范围、途径、效力、激励机制等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法律约束。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矛盾和问题具有独特性和持久性。完善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法治化路径,要推进社会治理公众参与制度化,保障社会治理公众参与实效性,形成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正确理念,创新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有效载体。     

多元面向的风险反思与风险治理

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主旨和核心思想是"反思现代化",即从环境、生态、家庭、社会、科学、政治等多个视角反思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以社会主体的身份进行自我反思和修正,包括个体自我、组织自我、科学自我、政治自我等。我国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面临着人口、环境、资源等问题。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我国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以指导破解发展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提升风险预防和治理能力。     

“微治理”：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变革

社会“微治理”在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上,实现了价值理念和技术性两大层面的创新。“微治理”在价值理念层面上,以社会矛盾预防为主的理念变革为主线,实现了从传统的运动式宏观治理向基层微观治理、从传统的粗放式治理向精细化和精准化治理、从矛盾事后处置向矛盾事前防范、从矛盾治理中“见数字不见人”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四大理念的转变。“微治理”在技术性层面的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党的领导向基层神经末梢延伸是贯穿社会矛盾“微治理”的红线;搭建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微平台”;以网格化平台为抓手,实现社会矛盾治理的早发现和快化解;提升基层群众“微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能力;利用现代信息“微技术”实现对社会矛盾识别的预警;把社会矛盾“微治理”与社会治理大范畴有机衔接起来。     

深化浙江省社会领域改革的若干建议

针对浙江省社会领域改革,从教育体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城乡体制改革、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出要充分激发社会发展活力,提供更多优质均等的公共服务、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等建议,以供参考和借鉴。     

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内卷困境与数字治理

目前,电子政务呈现出信息失真、执行偏差、修正困难等内卷困境。破除内卷困境,电子政务应向数字治理转换,实现技术嵌入官僚制向技术嵌入治理转变,以事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资源投入向创新变革转变。在宏观层面,要重塑信息技术治理的公共性,完善数字治理价值规范;在中观层面,促进信息技术与社会规则相结合,提升技术嵌入度;在微观层面,以理性技术契合感性心理,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尊重与接纳。     

社会治理效能感与人才定居意愿研究 ——基于对河南省相关情况的分析

人才资源既是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内核动力,又是地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留住人才已经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亟须解决的首要难题。经济因素对于提升人才留居地方的意愿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但随着社会治理不断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功能逐渐凸显。社会治理对吸引人才定居发挥着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一方面,社会治理效能能够直接地提升人才的定居意愿;另一方面,社会治理效能会间接地强化经济因素对人才定居意愿的提升作用。因此,要以高质量的社会治理水平提升人才定居意愿,即以幸福感为纲,持续提高生活质量;以公共安全为基,筑牢心理安全防线;以公共服务为先,提高社会治理普惠水平;以公平正义为本,确保获得感有效达成;以社会参与为重,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格局;以社会保障为依,实现人人生活有保障。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机制初探——以D市城市社区为例

本文以D市城市社区为例,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发现D市城市社区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委会"内卷化"、社区民间组织零散不规范、社区社会资本缺乏等问题,试图为走向善治的社区治理之道提出政策建议。     

西方社会治理的伦理形态及其批判——兼论走向善治的中国社会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核心价值的观念表达,伦理形态与社会治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延续了制度构建下的社会治理理论,以制度设计的方式将资本作为社会治理的展开逻辑,并使受资本统驭的人逐渐丧失主体性而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导致当代西方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缺乏合法性基础,难以摆脱社会“不可治理性”困境。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善治模式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嵌入“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在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上实现了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超越了西方社会治理的理论预设。     

社会治理效能感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基于对河南省居民的调查分析

公众的社会治理效能感与其政治认同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众对社会参与的满意度越高,公众的政治认同越强;公众的社会公平感越强,公众对政党、体制、政策、文化、身份的认同度越高;公众的幸福感越强,公众对政党、体制、政策的认同越强;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其政治认同越强。因此,增强公众的政治认同,应以公众社会参与为出发点,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格局;以社会公平为突破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格局;以公众幸福感为着眼点,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格局;以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为重点,形成全面覆盖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格局。     

5G时代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5G通信技术的特性对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其超高速率特性实现了治理工具智慧理性,超广连接特性促进了治理主体多元性,超低时延特性增强了治理机制契约性。5G时代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主要包括活力创新体系和效率创新体系,其中,活力创新主要指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工具的创新,效率创新主要指治理职能和治理监管的创新。5G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数据治理意识薄弱、多元主体治理协同不够、信息泄露风险较大等挑战,亟须从抢抓5G发展机遇、加强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会风险防控能力及重视人才培养等方面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数字时代下对数字治理的探索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数字治理的内涵有了更多的认识。数字治理主要包括对数据的治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以及对数字融合空间进行治理。数字治理的意义在于为政府赋能、为市场增效、为社会赋权。数字治理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的治理模式存在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数字化时代,政府和企业需要积极推动数字治理的实施,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数字治理也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以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治理的效率。     

制度、体制与机制: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超大规模的社会系统工程。系统科学是分析国家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视角,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和特质,制度、体制、机制运行为一体,具有整体性、协同性、层次性、关联性等系统性特征。除了制度结构、资源禀赋,权力配置等“硬件”因素外,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优化和效能输出还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协同与衔接机制,信息反馈与调平纠偏机制、系统能动性的激发机制等方面。以系统观推动改革发展,要注意把握系统整体涌现性、统一性与差异性、制度有限性与主体能动性、正负反馈的动态平衡等原则。     

“行动者—空间生产”视角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有其现实诉求和重要意义,有助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个案中,H组织以主导、支持、推动等发展性角色从三个层面积极推动自下而上、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治理行动:对龙舟文化进行包装,满足现代文化消费需求;搭建主体性参与的平台,增强社区参与的自主性与长效性;从主导转向提供协助性服务,搭建社区自治的内生组织。从利益契合到公共精神培育再到组织化行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利益契合层面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诱发性动力,在公共精神的培育层面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思想转变,在社区为本的组织化行动层面是多元行动者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     

协商民主视角下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思路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的新认识。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为构建这种治理格局提供了新的视角。协商民主与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在价值、过程和方法等方面高度契合,运用协商民主构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十分可行。可以从树立协商新理念、扩大公民参与、完善协商制度等方面探讨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