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雍正时期禁教论纲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的。当时来华的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中国的强大实力。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适应策略”,以西方的科学技艺作为敲门砖。两种文化相遇。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本论文就从雍正的禁教政策展开,重点对雍正的禁教思想、禁教政策、禁教措施所赖以形成的社会的、历史的背景及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论耶稣会士没有阻挠哥白尼学说在华传播——西方天文学早期在华传播之再评价

本文通过考察有关史料和天文学发展史,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历史作用重新进行评价,认为:(一)第谷体系当时比哥白尼体系更精确,也比当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优越,故汤若望等人选择这一体系有科学上的理由;(二)耶稣会士没有阻挠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相反还对哥白尼学说作了介绍和好评;(三)第谷体系在客观上也不会阻挠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四)天文学的基本方法,从喜帕恰斯直至今日,一脉相承,而耶稣会士通过修撰《崇祯历书》将这种方法介绍给了中国,这是他们最大的历史功绩,这一点以前一直被忽视了。     

礼物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适应策略

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通过礼物构建人际网络,为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空间。礼物传教是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具体体现,也是天主教本土化的尝试。耶稣会传教士通过向士大夫、官员甚至皇帝赠送礼物的方式,适应中国环境来传播宗教,为天主教寻求保护者和构建高端人际网络,是明末清初天主教成功移植中国的有效方式。从"礼物"角度去审视明清天主教,或可为我们思考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有益参考。     

索隐派的代表人物白晋沉寂研究

白晋是法国来华传教士的代表性人物,在康熙的支持下,他长年从事《易经》研究。在《易经》的研究中,他沿着欧洲索隐派神学传统,开创了对《易经》的索隐派解释,将《易经》与《圣经》合一解释,企图用这种方法化解礼仪之争以来天主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白晋的做法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引起争论。最终,虽然康熙仍然支持白晋继续研读《易经》,但白晋的全部作品在耶稣会内部遭到了封杀,白晋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沉寂了。依据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重要文献,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研究。     

"入乡随俗":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及其现代意义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揭开了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相遇与对话的序幕.为了成功实现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来华耶稣会士经过一段曲折历程后,创造性地采取了"文化适应"政策,即"入乡随俗".由于来华托钵修会天主教士对之全盘否定,从而引发了中西"礼仪之争",导致清初"禁教"政策的出笼和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中断.以林乐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晚清来华自由派新教士基本上继承了文化适应政策,从而使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得以恢复和发展.本文认为文化适应策略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且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中仍有普遍性意义.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 ,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 ,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 ,西方的天主教与科技文化相继传入中国。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西学顺利进入中国和中国士大夫最终接纳西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对利玛窦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及其在此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影响展开探讨。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下)

明末清初的16-18世纪,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希真正答》和《天主圣教实录》比较研究

<希真正答>是明清之际回族学者王岱舆阐述伊斯兰教思想的一部著作.<天主圣教实录>是明末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用汉语概要介绍天主教思想的著作.通过对两部不同宗教思想著作的比较,发现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采用自设宾主(一问一答)的体裁写成;对待佛教都持批判态度;两部著作都经过了后人的修订;二者对各自后继学者的文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相似性反映了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在中国发展过程的一些共性因素.     

汤若望私生活之争议考

耶稣会会士汤若望 (JohannAdamSchallVonBell)系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科技史乃至明清正史上的著名人物 ,曾为明、清两朝修订历法 ,铸造火炮 ,有“耶稣会之二雄者”之誉。在耶稣会神甫的誓约中 ,“贞洁愿”排第二位。早期天主教教会的教父们认为 :生理欲望 (尤指性欲 )是罪恶的根源而应视作禁忌 ,提倡以宗教独身生活制度战胜性欲 ,以便专心事主。严格的禁欲理论在教徒中很难得到遵守 ,即便在神职人员中 ,贯彻也不完全。教会史上 ,教士违反独身制教规的情况亦不少。汉语文献中 ,尚未见到对传教士在近女色、男色方面的确凿记载 ,但外语资料中这方面的纪录则有案可稽。数种耶稣会史料涉及汤若望的私生活 ,透露他是双性恋 ,即好女色 ,又猎男色。但是 ,中国学界这方面的研究绝无仅有。笔者拟以耶稣会史料为基础 ,对此问题引发争议的来龙去脉做一试探。     

石铎琭神父的《本草补》与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

明清之际入华的方济各会传教士石铎琭神父在传播天主教之余,利用他所掌握的西方医药知识,为教徒和民众治病疗伤,不料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行医治病成为方济各会传教士吸引中国民众加入天主教最温柔和最有效的手段,其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胜过神学的说教。后在清代文人刘凝的劝说和协助下,石铎琭将所掌握的西方医药和药方贡献出来,并整理成书以《本草补》之名刊印。这位原本以传播天主教为己任的西洋传教士万万没有想到,他因慈善之心而萌发的善举竟为中国药物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清之际澳门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澳门并持续发展。这一时期,澳门主教区成立,天主教各大修会耶稣会、方济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等纷纷驻足澳门。澳门天主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澳门成为各修会对中国及远东地区传教的基地,使远东地区天主教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

有别于天主教在非洲、拉美等地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策略,在明代中叶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强调,传教要"适应"东方的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用和平的方式在东亚推广天主教.沙勿略、范礼安等人是16世纪中期和后期耶稣会在东亚传教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为在华推行"适应"传教策略积累了丰富经验.换言之,在中国所谓成功的"利玛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经验.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上)

明末清初的 16— 18世纪 ,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 ,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 ,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 ,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他们在华的传教事业基本上是失败的 ,或者说是收效甚微 ,但他们在中西文化 (哲学、史学、经济、伦理、政治、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 )交流方面成绩斐然。他们在中学西渐方面取得的成绩比在西学东渐方面更大。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 ,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澳门自１５５３年被葡萄牙人租居以来,就成为耶稣会士出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最早和最主要通道,而这些传教士大都是聪明慧达之士,他们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教士的双向活动,使东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而相互交汇,澳门也因此成为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微风入园池 吹得几重皱——也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

自十六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也即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欧洲一批旧基督教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试图将基督教的种子移植于东方这片广阔的土地,以挽救旧教势力的命运。在传教过程中,耶稣会士带来了许多西方的科学文化书籍和先进的仪器物品。同时,他们也积极地把中国的人文、科技、风俗等知识传到西方世界,给欧洲大陆吹去了一股清新的中国文化之风。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给中、西方社会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对双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对此,史学界早巳有定评。但对其作用和影响的大小,各人的看法不尽一致。     

诠释与歧变: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东来,通过画像、中文著作等方式构建、传播耶稣形象。在《进呈书像》等重要著作中,传教士有意突出耶稣的神人二性,试图将基督教中最为重要的基督论传播给中国受众。但由于传教士所构建的耶稣形象本身存在张力,导致反教者对耶稣形象产生误解、曲解。传教士构建耶稣形象时所出现的"断裂",是导致世人理解耶稣形象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之过程,可视为西方知识或文化在近代中国嬗变的典型案例。     

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思想倾向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和我国士大夫合作,译著了大量的西学文献,在这些西学文献的翻译过程中,中西方人士常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译著文献中渗透入自己的思想。这些译著文献的思想倾向可概括为：宗教类文献中的附儒、辟佛思想倾向,科技文献中渗透着基督教思想。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

近代来华传教士继承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的汉学传统,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更为深广的译介,并出现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汉学家。本文就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从新教与天主教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并论析了近代来华传教士作为中外文化"之间人"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多明我会与明末中西交往

多明我会是明末入华传教的主要欧洲天主教修会,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多明我会的早期入华历程,不仅与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扩张活动纠葛一处,而且直接影响到明末天主教在华格局的演变以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发展。1632年,该会传教士从台湾渡海进入中国东南大陆传教,打破了此前半个世纪耶稣会独享中国传教区的局面。其后,多明我会传教士第一次在福建传教区针对现实中的礼仪问题展开系统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交罗马教廷,终使礼仪问题演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牵动东西方、延续数世纪的大事件。     

也谈明未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

耶稣会士的来华,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使他们东来成为可能;宗教改革中新旧教之争,又促使天主教向外寻找上帝的臣民。长期以来,人们对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评价,往往不问宗教东传的时代性,不分析每一传教士的具体活动,把传教士——不论是耶稣会士还是其他会上,与“间谍”联系起来,把本来是文化现象的宗教当作侵略。还由于在研究方法上有把现代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