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文化的分期、特点与地位

楚文化是由楚人所创造的一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遗存。这种文化,如果从楚人正式建国到楚被秦灭亡止,总共只有八百多年历史,但它影响了汉代及其后二、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楚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虽然它的主要分布地区在长江中下游及其周围地区,但它的实际影响差不多波及了大半个中国。本文试从楚文化的分期着手,略述各阶段的概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楚文化的特点、地位及其影响。 楚文化的历史沿革过程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一、萌芽期,二、勃兴期,三、鼎盛期,四、转化期。     

楚学研究的新成果──评马世之的《中原楚文化研究》

楚学研究的新成果──评马世之的《中原楚文化研究》赵立马世之先生的《中原楚文化研究》，作为中原楚文化研究的第一本专著，为我们揭示了中原楚文化发展历程。这一光彩夺目的历史画卷，足可为学苑众人所称道。中原楚文化是楚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江汉流域的楚文化相...     

汉代诗歌与汉代人心态探究

汉代是文学走向自觉时代的前夜，文学开始从经史子学的附庸地位中获得解放，文学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与加强。诗学也逐步摆脱了传统诗教“温柔敦厚”的检桔，突破“大一统”的群体社会功用的束缚，大胆抒发个人命运和优世愤俗之情。这一切为我们从汉代诗歌中一窥汉代人心态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从汉代诗歌我们可以看出，两汉人们的心态，正是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的相互作用下，由共性的、凝固的同质结构向共性与个性并重的流动的多面异质结构嬗变。西汉的全部历史是覆盖在“大一统”的政治基调内的。西汉的一切思想文化、文学艺术…     

湘文化渊源探析

研究“湘文化”总是要追溯“楚文化”。楚文化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人们对楚文化的认识,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还只是哲学上的老、庄和文学上的庄、骚,虽玄妙高深,奇异瑰丽,但总觉得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许多的传世文献和丰富的出土文化的逐步发现,人们对楚文化的认识也日逐全面深刻。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论“汉承秦制”与“汉变秦治”——汉朝的政体改良与大政方针

汉朝吸取“秦亡于暴”与“秦亡于专”的“秦鉴”,^[1]在政治制度和治国方针方面作了重大改革,但同时,也保留了秦朝维护皇权统一、防止诸侯割据、天下分裂的合理制度内核,形成了“汉承秦制”与“汉变秦治”互补的政治模式,为后世历朝历代所遵循。所谓“汉承秦制”,是指汉代继承秦朝实行的直接向皇帝负责的郡县制,同时恢复并改良了封建制,一方面用它笼络皇室子弟,共同拱卫皇家天下,另一方面削弱封国的实力,确保它们无法与中央分庭抗礼。于是,郡县为经,封国为纬,寓封建于郡县之中,成为汉朝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所谓“汉变秦治”,是指汉代吸取秦暴而亡的教训,以儒家仁政德治学说为本体论,以道家清虚无为学说为方法论,制定了爱民利民、与民养生、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郡国一体和仁政德治,是汉朝留给后世的两大政治遗产。准确、深刻地理解汉代政治的双重特征,意义重大而非凡。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安徽楚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安徽是楚晚期都城所在地,楚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东移至安徽寿县一带,因此,安徽楚文化研究开展得如何,对于整个楚文化研究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似就安徽楚文化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做些分析,或有助于此项研究的开展。     

"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离骚》比兴源于楚文化

成顼在《理论月刊》今年第4期上撰文认为,从汉代淮南王刘安到王逸直至今天,人们都无一例外地从《诗经》中寻找《离骚》比兴的源头,但近二十年来楚文化的考古发掘,以诸多的雄辩事实说明,《离骚》比兴源于楚文化自身。 他认为,楚文化中的巫风习俗是我们理解《离骚》比兴的关键。楚国是一个巫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其巫文化构成了楚民族文化的一个典型特色。在巫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楚人对巫的宗教品质修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而民间祭歌《九歌》以香花香草桂酒椒浆敬神娱神。写作年代可能早于战国     

屈原与柳宗元创作思维活动的异同

柳宗元(773—819)出生在唐代长安,就中华文化形态学来讲,他是在中原华夏文化中茁壮成长的。他33岁参加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后贬居永州。永州地处荆楚南越之间,正是楚文化的洞庭湖南部基地。如果说,楚文化是以主源祝融,干流华夏文化,支流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张正明《楚文化史》)而成的话,柳宗元就是从中原华夏文化,进入到楚文化的次腹地永州,与古越族文化的遗风,朝夕与共,整整十年。屈原(约前340—前278)功国时代楚人,他是在楚文化心腹地成长壮大的。现在谈谈屈、柳两人的文学创作思维,在楚文化的孕育和薰陶下,既有共同反映,又有不同折射。     

楚人事秦与秦朝统一

在春秋战国时代，“楚材秦用”是当时一个突出的历史文化现象。据马非百在《秦始皇帝传》中所附《秦丞相年表》，从秦武王初置丞相到秦始是时代，秦国共有左右丞相21人，而任秦相的楚人竟然占有三分之一。可以说，没有楚人事案的贡献，就没有秦国吞灭六国的迅速胜利，也没有秦王朝一统天下的文化面貌。入秦为相而史籍中传记甚详的楚人，有甘茂、魏冉和李斯。一泰国正式设置丞相之官，是在秦武王二年（前309）。其时武王任命的左右两丞相，一位是秦惠文工的异母弟、秦武王的叔父樗里疾，另一位就是楚人甘茂。甘茂，楚国下蔡（今安徽凤台）布…     

孔子适楚及其文学演绎

孔子适楚的时间、空间有限,但却是儒学史和楚文化研究史上的大事.叶公子高与孔子有关“直躬”的讨论,反映出楚文化与儒家学说处理忠孝问题的差异.楚昭王欣赏孔子,令尹子西则表示反对,折射出楚人接受儒学的复杂心态.同是遭到排斥,但从中可以看出,齐、楚文化对儒家所持的态度不同.齐国既排斥孔子又否定儒家,楚国虽然疏远孔子却认可儒家.《庄子》对孔子适楚进行了文学演绎.《论语》及《庄子》所出现的北楚隐士,表现出鲜明的逃离社会,与现实决绝的人生态度.     

楚辞和两汉文化

中国之政,自秦始也,中国之制和中国之盛,则自汉始也.汉家天下四百年,也是中国文化史上辉煌的四百年.从夺取秦鹿到楚汉相争,政治上文化上的风云人物刘邦、项羽、范增、萧何、韩信……都是楚人.秦国花费多年心血,苦心经营宇内,不到二十年就归政楚人,显示了楚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楚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显示了恢宏的气度.楚辞,作为楚文化代表的精神方式对汉学术和文化的建构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审美价值.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     

汉代经济政治原论

汉代经济政治原论刘斯翰一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质变”性的深刻变革。这是中国现代历史学界的共识。变革的表现，从经济上说，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政治上说，是“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取代了“任人唯亲”的世官制。这也是为绝大多数学人所认同的。然而，对于这...     

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

秦直道是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令蒙恬监修的一条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在和平时期,秦直道沟通南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汉代的王昭君和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自愿和亲出塞北上时,曾经秦直道到漠北。它是一条“统一之道”、“帝王之道”、“民族团结之道”、“经济发展之道”、“萨拉乌素流域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汇交流之道”和“红色旅游之道”。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汉代楚歌的兴盛及其文化解读

楚歌是楚文化孕育产生的一种独特的诗歌样式。楚歌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创作上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秦汉之际楚文化的复兴,汉代政治经济的发展,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释“祝融八姓”

(一) 《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发表了李学勤同志《谈祝融八姓》(以下简称《八姓》)一文,结合“楚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清理祝融八姓,应当说,这是颇有意义的。“祝融八姓”对楚人和楚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相关宗国诸问题,具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