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对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的解析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日益落后的现状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一部分知识分子带着重建乡村社会的理想"下乡",并在20世纪30年代与国家政权改革县政的政治追求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县政建设的潮流。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科学的西化"和"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等方式对乡村进行改造,却又因近代以来国家政权的长期不合理而导致的乡村社会转型内驱动力缺乏的困境,最终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乡村。     

多重理论视野下的传统国家与乡村问题

文章试图通过回顾分析对士绅社会、国家与社会理论,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对传统乡村的解读方式,对传统中国国家与乡村的权力关系进行一次知识层面上的梳理。文章以为,当下围绕乡村基层政权建设而出现的争论,应是对传统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认知差异,而分歧的解决则需要对传统国家与乡村的动态权力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通过明确国家政权向下延伸的边界、限度。才能进而讨论进行乡村基层政权重建的可行性。     

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由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构成的政权组织体系则是实现权力集中和渗透的必要条件,由此开始了"政权下乡"的过程.传统社会实行"县官治县,乡绅治乡",国家治理是"无根的统治".20世纪下半期,由于底层经济社会的变革,使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扎根.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也面临基层官员自我利益扩张造成政治阻隔等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

本文认为,国家力量向乡土社会渗透,进而对传统的分散落后的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趋势.除"政权下乡"等一系列国家控制性渗透外,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国家渗透方式,这就是通过"七站八所"等机构,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在服务中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正在进行的乡镇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取消"七站八所",而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服务重新建构国家权威.     

论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的扩张

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扩张的过程,是民国政治由寡头政体向独裁政体转变的过程,也是现代国家权力发生异化的过程。蒋介石利用“剿总”、“委员长行营”等军事指挥机构对各级政权的渗透和扩张,凸显了军事集团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强化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使得民国政治重新返回“军政”状态。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干扰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权正常的政治运作,阻碍了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进程,而且还扼杀了处在萌芽状态的地方自治运动,造成“国家权力”的畸形扩张和“民权”的萎缩。他通过对许多地方各级政权党政军事务的牢固控制,架空了汪精卫领导下的中央党政机构,最终在1935年实现了建立个人军事独裁统治的政治目标。其代价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逆转。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政权的三次转型

由清末到国民政府垮台时期的第一次社会转型中,传统士绅的衰落与基层政权的建设相互影响,结果是基层政权的"内卷化",乡村社会出现了动荡和混乱,国家陷入了总体性危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第二次社会转型中,国家成功地将政权的触角延伸至基层农村,以各种手段形成了对农村的强力制约,即使如此,基层社会也并未完全丧失自身的行动能力;当前第三次社会转型下处于改革进程中的乡村基层政权,由于国家权力的部分分权显示出了更大的弹性和自主性,在与各方利益的互动中形成了自身独立的利益追求,所引发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     

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基于集市变迁的分析

传统国家的统治机构与乡土社会是彼此隔离的,乡村社会处于自治状态,远离政治权力的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全面向乡村社会渗透,包括对乡村场市的控制.1949年后,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把历史上的自治场市变成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力量蓬勃生长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于是,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     

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控制与权力异化

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权力更迭,国民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以恢复原有秩序、强化国家控制为主基调。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建构了农村两种统治力量,同时辅以对农会组织的渗透,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农村。但农村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推行的各种制度,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权威的盈利化和权力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民党的放任和退让最终削弱了自己在农村的政权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改革对象———保甲制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重新拾起 ,并逐渐在全国推行 ,这就是所谓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固然与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 ,国民党这时推行的保甲可分为“剿共”保甲和“新县制”保甲两种体制 ,它们在推行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 ,它们又同属于保甲制由式微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保甲与自治的关系由相互对立发展到了相互融通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在一步步地加强 ,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发展趋向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清代中叶直隶地区乡村管理体制——兼论清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清代中期赋役制度改革以后 ,地方基层组织及管理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革。保甲组织逐步取代里甲组织。国家不仅对农民的编户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注重管理为国家提供赋役的“在籍”人户 (即编审册上的人户 )变为注重管理乡村中实际居住的人户 ,而且对乡村实施更严格和更直接的统治。清代中期以后 ,在保甲体制下 ,村庄负责人———乡保、牌甲长从普通的中等农民中产生 ,保证了州县政府能够顺畅地对乡村行使职权 ,并通过对乡村负责人严格控制与压榨 ,实现对乡村的统治。乡—村结构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 ,村庄成为国家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 ,国家政权透过乡和村庄的职役 ,掌控村庄和农户 ,乡村职役出现行政化发展趋势。国家政权与基层乡村社会结合比以前更加紧密。     

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

政权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对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权源问题,即对权力来源的诠释;二是权力转移模式问题、即对政权更替的论证;三是对权力具体运作的规范问题,即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积极挖掘传统资源的有益成分,融入时代精神,更好地服务于目前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     

论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受传统权力本位逻辑影响的中国乡村治理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交互作用下陷入转型困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逻辑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逐步进入现代转型,并取得了突出治理绩效。由于时空境遇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有效应对传统因素和现代理论的双重考验,以开放视野和辩证思维分析乡村治理现代转型的核心问题,及时回应时代变迁和群众关切,切实将中国乡村治理的理性逻辑落定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系中。     

复线的历史及其他——关于《文化、权力与国家》

一、引言 在中国的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的时候,中国的乡土社会处于怎样一种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同时,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这种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的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中又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这部著作中所提出并且加以分析的问题.而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这部"描述"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著作中的相关概念、论述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安徽调查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无讼的。随着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法律下乡”,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并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权益纠纷,无讼的乡土社会逐渐转为有讼。以Q村近些年来发生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为个案,探析法律制度渗透进乡土社会的关系调整的机理。在日益开放的乡村,乡村的民事关系主体已经多元化,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民国时期贵州的保甲制度与乡村社会秩序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对抗共产党在贵州的影响,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从1935年至1949年在贵州乡村强力推行保甲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格局,对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但由于地方精英的不配合,保甲长素质的低劣,加上制度本身的缺陷,最终没有达到其政治目的,也没有实现对贵州乡村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     

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国家-社会"理论是否适用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的本土视角可以发现: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乡村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国家政权的把度下进行的,但是,由此将国家权力的下渗设定为国家政权的单一化判断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影响,忽略了社会对国家的反向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正向效应.另外,如果仅将基层组织力量作为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又无法从国际领域找到经验证据.因此,"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