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资源优势 共创区域旅游品牌

“两广十市”区域旅游合作是在泛珠三角合作框架下由广东、广西旅游部门倡议成立的一个旅游区域合作组织。“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开始以来。“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举办了一系列活动，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两广旅游合作是其中之一。2004年7月，“9＋2”各省区在广州签署了《“9＋2”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广东、广西两省区旅游局签署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与广东省旅游交流与合作协议书》，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两广无障碍旅游区”的概念。为响应两广旅游合作协议，在广东省旅游局、广西区旅游局的指导下，广西的北海、防城港、钦州、玉林和贵港市，     

CAFTA争端解决机制条约化之路——NAFTA、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视角

随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签署,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条约化之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CAFTA争端解决机制现有构架不能简单复制NAFTA,其完善也必须考虑各成员方的贸易依附程度、经济实力、自有的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及各成员方的政治、文化与历史诸因素。CAFTA争端解决机制应从引进NAFT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促使磋商、调解或调停程序机制化、具体化、完善现有仲裁程序三方面进行改进。     

论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以比较研究为视角

区域经济合作是目前世界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模式,其中,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更是发展迅速.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应建立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分析《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特点的基础上,借鉴了欧盟、NAFTA中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规定,为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一些建议.     

南海争端解决机制法律框架初探

目前,尚不存在专门适用于南海争端的国际法解决机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并非解决南海争端的最佳选择,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也未规定处理和解决南海争端的具体实施机制。面对南海争端的新近特点,当事方有必要在未来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中,从基本文件、组织机构、管辖范围、工作和决策程序、适用的法律、效力与执行等方面,作出法律框架上的安排,建立一种南海争端解决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该机制在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中的作用。     

论强制调解于“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的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间,沿线国直接投资数额显著增加、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但也有若干项目由于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矛盾而被迫中断。“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可以效仿国内法中的强制调解制度,通过引入程序上的强制性来扩大调解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发挥其比投资仲裁更为经济、灵活、有助于合作关系修复的优势。强制调解制度并不会改变调解作为ADR自愿性的本质特征,和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双方同意。“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引入强制调解制度时,应该选择适当的路径,明确适用范围,综合考虑磋商、仲裁、东道国法院诉讼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劣,通过程序规则衔接,着眼于一整套高效、灵活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海外投资者的外交保护及困境——以国籍原则为中心

国籍原则是“中心”仲裁机制和外交保护制度的共有原则,但其具体内容和要求存在重大差异。《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17条在投资者外交保护事项上似乎确立了“中心”仲裁机制优先适用的特别法地位。然而,由于《关于解决一国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第27(1)条建立在投资者始终拥有单一国籍的假定前提之下,在多重国籍投资者以及投资者国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此类投资者的外交保护便会面临众多困境;同时,坚持ICSID仲裁机制的优先性将对外交保护制度形成严重冲击。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承认与执行规则——以“一带一路”为视阈

“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并取得良好成效,在全球贸易向更深更广层次迈进的进程中,由此产生的投资争端日益增多,其样态和类型也更具复杂性。就目前而言,建立统一机制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基于国际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以及投资规则趋同化的态势,尝试制定统一的投资争端解决承认与执行规则,能够为构建诉讼、仲裁和调解“三位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应当涵盖五个要素,即:推定互惠规则、管辖权审查的规则、程序正义规则、效力审查的规则以及公共利益例外规则。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可参照《纽约公约》制定。     

移动支付争端解决问题探析

移动支付争端解决通常涉及证据、途径和效率三方面问题.证据问题源于移动支付机构的信息主导地位,破解之道在于对移动支付机构施加信息查询服务.途径问题源于和解、调解、投诉、仲裁、诉讼等传统的争端解决途径并不完全适合于移动支付争端的特殊需求,破解之道在于探索新型的争端解决机制,如移动支付机构设置专门的争端解决部门,启动小额诉讼程序和在线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效率问题源于传统的争端解决机制难以匹配移动支付的便捷性和及时性,破解之道在于除妥善解决证据和途径问题之外还需要移动支付机构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和先行赔付制度.     

海峡两岸投资争议解决机制之构建与完善

海峡两岸双向投资争议既是一个主权国家内两个不同法域间的投资争议,也是WTO与ECFA框架下两个单独关税区之间的投资争议。针对两岸私人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议,应侧重构建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并完善两岸民商事司法协助机制;针对台资与陆资分别与投资地主管机构之间的投资争端,则应参照ICSID模式统筹考虑由两岸四地共同建立专门仲裁机构加以妥善解决;而两岸主管机构之间发生的因履行世界贸易组织TRIMs与GATS或ECFA及其后续投资保障协议而产生的争端应当在ECFA框架下,与其他经贸争端(如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综合考虑,通过政治与法律混合模式加以妥善处理。     

构建上合组织内部争端解决机制探析

2017年上合组织接收印巴加入实现了首次扩员。扩员后的上合组织内部成员间争端显著增多,且上合组织尚无解决争端的机制,上合组织构建争端解决机制已是当务之急。结合解决国际争端常用方式的特征和上合组织具体情况,上合组织可以灵活采用政治方式、国际仲裁方式和混合方式解决其内部争端。从机制建设上看,上合组织可以建立贯穿争端解决始端、中端和末端的“三位一体”争端解决机制,即争端预防机制、争端管控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预防机制旨在预防成员间的分歧争端化,而管控机制则能有效避免争端冲突化,解决机制则致力于争端的最终解决。“三位一体”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对上合组织意义重大,有该机制的“护航”,上合组织必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