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狂欢化诗学"浅析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超越了传统文学观念的局限,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狂欢化诗学"丰 富了人类的生存体验,提升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蕴含,为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狂欢化诗学理论的后现代分析及当下关照

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理论关心贫民大众的生活和节庆广场的狂欢,关注边缘文化和弱势群体,具有宣泄性、颠覆性和大众性,具备很高的理论品格和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此简要回顾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深远影响和巨大的现实意义。同时,结合国内当前愈演愈烈的"山寨文化"现象,从巴赫金狂欢诗学理论的视角解析这一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也为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应用空间。     

论海勒的后现代狂欢——以《终了时刻》为例

狂欢化是巴赫金的一个重要概念。狂欢化即"复调",是语言的离心力量,是事物的"欢悦的相互依存性",是角度与表演,是对狂乱无序生活的加入,是无处不在的笑声。狂欢化在海勒的《终了时刻》中涉及的范围很广,它具体体现在世界经验的狂欢化,艺术思想的狂欢化和文学体裁的狂欢化三个方面。作者在作品中把狂欢化阐述为一种反制度,一种代表后现代主义本身的另类生活。     

论巴赫金"丑角地形学"的生成机制

巴赫金的丑角地形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理论。丑角地形学融合了巴赫金源于狂欢化诗学的丑角理论与源于新康德主义的文学空间理论。巴赫金理解的丑角是通过欢笑对现实进行反抗、展现人民大众“大无畏”意识的喜剧形象。文学的空间在巴赫金看来是充满观念性的主观空间。巴赫金在文学作品中挖掘丑角地形学涵义,本质上是为了再现狂欢文化的反抗意识。     

拉伯雷:文艺复兴时代的青春写作——兼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局限性

拉伯雷的《巨人传》不仅仅是狂欢化文学的代表,也是时代文化与意识形态主流的代表,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文学的青春之歌。本文通过对拉伯雷《巨人传》的研究,兼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局限性。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启示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开发潜力,但旨在对其理论资源进行利用的同时不免会出现误读的现象。将狂欢化理论作为大众文化的理论资源就是对狂欢化理论的一种误读。应从对狂欢化与当代大众文化的关系入手,真正认识狂欢化理论对于大众文化发展的启发意义。     

走向本土化和现代化的狂欢化研究——巴赫金未完成的果戈理研究

在巴赫金的研究中 ,现在所能找到的直接与果戈理相关的研究文章有 :《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讽刺》、《果戈理之笑的历史传统和民间渊源问题》等。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巴赫金的果戈理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概貌 ,而且可以发现 ,巴赫金通过对果戈理的研究 ,深化了他对狂欢化问题的思考。这种深化性体现在巴赫金将狂欢化问题本土化和现代化了。在《费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 ,巴赫金开宗明义指出 :要解开拉伯雷为世界文学留下的谜团 ,“只能通过深入研究拉伯雷的民间源头…     

《阿Q正传》中的狂欢化因素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是用全民性的广场狂欢和加冕脱冕仪式来实现对权威的反抗和消解。鲁迅的《阿Q正传》就充满了这种巴赫金式的狂欢化因素。通过阿Q的行为与语言的狂欢,鲁迅把丑恶与善良、高雅与粗俗、悲剧与喜剧等因素融为一体,实现了对统治权威的反抗和消解。     

一种转型期的文化理论——论巴赫金对话主义在当代文论中的命运

本文评析了巴赫金以对话为核心的美学与文化理论,以及巴赫金理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深远影响,认为巴赫金关于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理论,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既宏观又微观,结合了“历史与美学的思考”。巴赫金对文学本文作的语言结构和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的重要发展。巴赫金理论主要包括:复调、语言杂多、狂欢化现象;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和主体性建构;言谈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对话主义不仅是对转型期文化的不确定、未完成性的一种理论概括,而且提供了思索、把握当代文化的历史视界。     

回望巴别塔:巴赫金的诗学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凌建侯教授访谈

中国巴赫金研究自80年代始,不止译著丰富,各类关于巴赫金理论的研究成果亦蔚为大观.凌建侯教授一方面从纵向上以阶段的方式明确了中国巴赫金研究的历程及经典化到本土化的必然,一方面从横向上阐释巴赫金“对话”、“狂欢”、“独白”、“话语”四个范畴,同时从哲学、文艺的角度探索“反”独白论.并针对欧美学界关于巴赫金狂欢理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巴赫金狂欢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巴赫金有关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解读及对中国学界实践的影响等进行了学理性阐述.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文学奖、文学评价与现实效应

新时期以来,文学评奖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也独特地“介入”到了当代文学评价活动之中。虽然文学奖的影响、级别乃至评奖的意图和效果差异较大,但“介入”的途径、方式、特质、意义及其局限却有着相当的通约性,要辩证地对待和分析。     

新文学的"严肃性"与当下文学的"后严肃性"

本文通过重新阐释朱自清提出的"新文学"的"严肃性"这一概念,深入分析当下文学的诸种形态对这一概念的超越,进而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脉络,并对其与当下的"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差异作了考察,认为当下文学已经超越了"新文学"的基本历史框架和传统,进入了一个"后严肃性"文学的时代。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鲁迅

"全球化"文化语境中,鲁迅大致遭到以下几种文化思潮的消解颠覆其一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其二是后殖民文化思潮,其三是全球华人区域中兴起的以"新儒学"为标志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但鲁迅终究是无法被解构的,其原因一是鲁迅文学已经成为一种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性文学经典";二是鲁迅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作家,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成为一种独异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神资源主体",永远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唐山流寓话巢痕"--杨若萍《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简史》评述

简要评述杨若萍博士<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简史>一书,指出:杨著以详实的史料勾勒两岸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并将大陆文学看作是台湾文学的母体,以批驳强行将两岸文学分割开来的"本土文学论"者的错误论调,其立论之平实,论证之谨严,足为细辨"巢痕"之力作,也使我们这些置身岛外的人们对台湾文学的发展与走向有了相当清晰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