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宗族的社会控制看会党的发展动因

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滋长与基层社会的控制效率关系密切。作为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宗族,当清政府政治廉明、社会经济稳定时,其在国家政权的督导下,能配合地方政府镇压、捉拿或搜捕起事者,这对秘密会党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在晚清,由于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宗族的凝聚功能减退,而各种非传统社会势力的乘机兴起和发展,则进一步分化了宗族组织,使得它在控制秘密会党时难有作为。     

从清代闽粤的民间械斗看会党的滋生和暴力性质

有清一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和人口的大量流动,在闽粤两省人口密集地区及经济较为落后的开发地区,社会冲突不已.由于清政府吏治腐败,调处社会纠纷不当,致使宗族械斗、分类械斗和土客械斗等各种类型的民间械斗频繁发生.为凝聚力量,加强战斗力,械斗一方或双方往往歃血结盟,誓同生死,这样导致各种名目会党的滋生.既然清代闽粤会党是民间械斗的产物,民间械斗也就促使它在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暴力性质,并进而加剧械斗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从会党的名称、组织结构和隐语暗号以及会党挑起的暴力活动可以看出.     

保甲制度与城市社会控制——以战后汉口为中心

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监控体系的保甲,在战后汉口被编整为区以下组织,以便调控基层社会。汉口市政府先后采取多种举措,增进保甲组织功能,以期加强社会控制。以户口清查与联保连坐为核心的保甲却在实际运作中陷入困境,控制效能难以发挥。尽管保甲在维护传统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工业文明冲击之下,都市社会的高流动性与异质性消解了保甲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结构性的矛盾亦表明,保甲这一传统调控手段已难以适用现代城市社会。     

试析清代的游民与会党

清代会党是一个以游民为主体的民间结社团体,它受游民的影响很大。首先,大量游民的贫困化和无组织性催化了秘密会党的滋生;其次,游民地域上的频繁流动促进了清代会党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再次,游民生存手段的寄生性和非法性决定了会党对社会有极大的破坏性。     

清代保甲制度探论

清代县以下乡村基层组织经历了由承袭明代的里甲制向保甲制的转变。保甲组织领导人的职务认充、更换及保举、辞退等 ,必须经过不同的审察程序 ,办理各种替换手续 ,方可完成。清代保甲组织职微任重 ,承担着繁杂的维护地方封建统治秩序、维持乡村地方社会治安及催征地方钱粮等行政公务。它大大突破了历代相类组织传统职能 ,是州县官职责的延伸和具体化 ,清廷统治乡村、强化集权的有力工具     

民国保甲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困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政府为了从社会吸取更多资源,一方面竭力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社会人才流失,民穷财乏,不得不与民休息,改善基层社会的生存环境.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统治区域推行地方自治.然而,因地方自治陈义过高,鲜有成效,不得不逐步改为保甲制度.保甲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自治局面,保甲长成为国民政府统治乡村社会的新型干部.     

八旗、保甲与清前期社会结构

明清政权更迭不仅带来国家政策调整,而且带来社会分层结构的改变。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随着原为边疆地区性制度的八旗体系通过中央权力辐射全国,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构成一个依附于皇室同时相对于社会其他人群又享有多方面特权的特殊阶层,从而使层级性社会区分大幅度凸显。八旗的特殊地位以及八旗体系内部的多层级身份区分,扩大了依附性社会关系的规模并增加了底层人口奴仆化的通路。清中期以后,奴仆通过买赎等方式上升为庶民的途径有所拓宽,一些前代既有的贱民也在法律上获得了与庶民相等的地位,但抵至清中后期,依附性社会关系仍然普遍存在。保甲制度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在清前期普遍推行,体现帝制体系政治专制与社会等级深化的深度结合。社会结构在清代的此种推演,与商品经济在明清两代相继活跃繁荣相比,显示更多的断裂性。     

清代会党整体结构的分散性及其原因探析

清代会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整体结构的分散性。它主要表现为会党名目多,规模小,彼此间关联性不大,没有形成联合统一的组织体系。清代会党整体结构的这种分散性是与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有关,是与会党结社的简易性有关,也是它为逃避清政府的追捕而有意更改名目所采取的一种策略。秘密会党整体结构的这种分散性,一方面使它难以被清政府彻底剿灭,而有利于它的长期生存;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它的斗争水平,导致它在历次反清起事中难于取得最终的胜利。     

论清代北方乡约和保甲的关系

清代北方乡约与保甲的职能虽仍各有侧重,但两者的职能差异逐渐复杂化,且这种差异逐渐缩小,有的乡约对保甲还具有监督甚或领导作用。乡约与保甲关系的这些新变化,与清代北方乡约的普遍行政组织化有关。     

清代民间文艺的繁荣与秘密会党伦理价值取向

忠义思想是秘密会党伦理思想的核心,秘密会党忠义伦理思想的内容直接取材于清代繁荣的民间文艺作品。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意识,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明显地带有统治思想的烙印,而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意识,秘密会党的伦理思想又包含有某些相异于统治思想的价值取向。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在其盟书誓词、入会仪式、诗词歌诀、隐语暗号及日常活动中均有充分的体现。但秘密会党的“忠”与“义”完全是以其小集团的是非恩怨为标准的,对会内成员要求行忠重义,对会外群众则可以为所欲为,既不忠,也无义。     

晚清秘密教门与近代社会变迁

晚清秘密教门大多数是从青莲教和八卦教派生出来的，基本上属于罗教系统。步入晚清社会后，由于近代社会变迁，秘密教门的发展出现了相对的停滞。晚清的秘密教门从其宗教色彩、组织结构和与会门的关系来看，应该处于由民间秘密宗教向民间秘密结社的转变期。晚清秘密教门的活动虽然触及到一些时代主题，但从本质上而言是对近代社会的一种反动。     

论明代密疏的保密制度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文书。与普通题奏本相比,它有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而不需内阁票拟,亦不假他人之手高度保密等特点。保密是密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明代的君臣都有很强的保密意识,明代对密疏的保密,从密疏的誊录、进呈到最后的批出,都有严格的保密措施,正是这些措施确保了明代密疏的保密。     

清代社会乡绅势力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

在清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乡绅势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呈现出逐渐加强的趋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绅权大张之势。在清王朝精心设置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中，乡绅阶层由原来的控制对象变成控制主体，这个历史变动是随着清代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形成的，是清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特点之一。     

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权力系统之比较

尽管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内部都是实行“家长制统治”,但就权力系统而言,两者存在如下区别:第一,在权力的来源上,民间教门的创教者及其教首主要依靠自我神化的方式来获取对信徒的控制,而秘密会党中“大哥”地位的取得主要依靠自身的实力与威望;第二,在权力的运行方面,如果说民间教门的教首相当于封建家长制统治中的家长的话,那么,秘密会党的会首则只相当于封建家长制统治中的兄长。因此民间教门的教首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其组织的运行,而秘密会党中的会首只是拥有维持组织正常运行的权力;第三,在权与利的关系上,民间教门中教职的高低与现实利益的大小呈现出对等的关系,而秘密会党中的职衔绝对不是获取个人利益的资本;第四,通过血缘关系世袭教权是民间教门中权力继承的基本方式,而秘密会党中鲜有父死子继的情况出现。     

论唐代婚外性行为及其社会控制

唐代婚外性行为的发生主要有五个原因,即道德匮乏、婚姻不幸、长期分居、拥有特权和制度许可。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唐代婚外性行为可分为六类,即亲属之间、主仆之间、上级与部属之间、与妓女之间、僧俗及僧人之间、一般人之间。婚外性行为严重违反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婚姻传统,败坏了社会风气,加剧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尤其是容易引起各种纠纷,有些凶杀案件就由此而起。正因为如此,唐朝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控制,即大力提倡贞操,反对偷情私通,改革婚姻习俗,减少旷男怨女,惩罚婚外性行为当事人及有关人员。     

清代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的量化分析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关涉社会秩序的稳定.本文以清代发生在县及县以下基层社会的聚众案件为分析样本,尝试对聚众案件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和类型变化等方面作量化分析,以便进一步思考清代基层社会的聚众案件发生的原因、特点及官府的控制策略.     

市民社会与我国社会结构合理化的理论求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在其分化中出现了贫富悬殊、社会整合机制缺失等非合理性的因素,社会结构基本上还是前现代的金字塔型。而一个发达、健全的市民社会的存在对于有效克服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非合理化因素,实现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与西方国家有较大的不同,只能是自觉的、政府主导的和合作性的。     

试论明清社会的变迁及其商业伦理的发育

本文试图揭示作为历史形态的“儒商伦理”的发生是根植于其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中 ,以至于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出现商品经济的独立化倾向 ;商人阶层活动的独立化倾向 ;传统社会的等级性结构的松动 ,以及明清启蒙思想家自觉对商品经济活动辩护等总体性特征。这对明清时期的商业伦理 (“儒商伦理”)的问世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历史契机 ,而这一时期发育的商业伦理也不可避免地烙上当时的历史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