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本文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的计算,得出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还是资本驱动型的结论。因此,要促进我国经济继续长期稳定的增长,必须提高我国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资本驱动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变。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52～2002

通过建立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模型,对1952～2002年间中国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建国以来各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TFP增长率波动很大,TFP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改革开放初期,TFP增长率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从1992～1998年,TFP有了明显的提高,其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为正,这段时间TFP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高达22.22%。1998年到现在,TFP出现了负增长,TFP值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     

皖江城市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性分析

使用1991-2008年皖江城市带10个城市的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测算了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分析了各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趋势,并对经济增长趋同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结论为:90年代以来皖江城市带TFP年均增长率为9.5%,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构分析表明技术效率是皖江城市带T...     

我国生产率进步的省际比较及动力分析——基于DEAP-马氏指数1985—2011年间的实证研究

基于DEAP-马氏指数1985—2011年间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幅逐期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转型稳步推进,但不均衡。其中,东部及东北地区整体技术进步较快、效率提升明显,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走在全国前列;西部地区基本与全国同步,效率改进显著,技术进步较缓;中部地区技术停滞、效率低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严重滞后。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转型的第一动力,纯技术效率贡献次之,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也较大。所以,要加大科技创新和投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内需,协调区域发展,保持生产率稳定提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中国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发展阶段差异研究

选用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对2001—2010年期间中国电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测算和分解,重点研究了中国电信业TFP的构成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同时进行了横向对比研究,尝试探索了电信业TFP变动的时序特征,揭示了差异演变的内在规律和机制,并进一步讨论了改革的成效及电信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     

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分析改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全要素增长率的关系,可以看出技术进步率即全要素增长率(TFP)与经济增长率有大致相同的趋势.依据我国TFP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特点,本文认为要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基于中国1952―2004年数据的验证

以人均受教育水平代表人力资本,基于中国1952―2004年的数据,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途径：人力资本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存在着因果关系,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验证了舒尔茨对＂增长余值＂的批评;支持了Nelson-Phelps的推论——人力资本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要素投入;进一步揭示了新古典模型的不足——忽视人力资本对于技术进步的特殊意义,低估了人力资本的贡献。     

要素错配对中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2000-2017年中国水稻、小麦和玉米等三类粮食作物TFP进行测算,并在构建要素错配指数的基础上,对单位规模土地上投入的劳动、机械、化肥和种子等4种要素错配对粮食作物实际TFP增长率的影响进行时空差异分析。研究结果显示,2000-2017年粮食作物的实际TFP增长率平均为2.24%,有效TFP增长率约为0.73%;狭义技术进步对TFP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对TFP的提升作用在增强;劳动投入过度比较突出,是引发粮食生产要素配置不优的主要原因;从空间区域来看,东部地区要素错配程度相对较低,西部地区相对较高;中部地区粮食作物的实际TFP增长率对要素错配的敏感度要强于东部和西部地区。     

全要素生产率单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对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一维数据说明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当经济增长中出现结构性问题时,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无法对现实经济问题给出有价值的指引。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回到单要素生产率,通过研究单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规律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关于“阳有余，阴不足”之辨

从天道阴阳、生理病理阴阳以及辨证论治等 ３个方面,重新比较了发生在１２世纪至１７世纪医界有关阴阳有余不足的一场辩论,认为争辩双方的实际分歧在于病理与辨证论治方面。这场争辩的理论意义是,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形成。伤寒论与温病学是传统医学治疗外感病的两大学派,因此湿病学的形成标志传统医学在传统范围内的完善化,而围绕“阳有余,阴不足”论展开的这场辩论,正好反映了传统医学完善化之前的深刻的理论躁动。     

对降低中国农业生产风险的方式探讨

农业生产领域因其要受气候条件、自然灾害、技术的改变、信息的不完全、国家政策的变动,有着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殊风险性,而我国农户大多又是风险规避者,所以,如何降低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及如何看待降低风险的方式在中国的实效性问题,成为目前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所在。     

马克思主义关于俄、中等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认为沙皇政府支持了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他们论述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状况,认为外国工业品的输入使中国的生产者受到很大的损害.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从转变工作重心、增强国家实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等视角,阐述了无产阶级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探索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途径.     

冷战后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辩论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学界围绕所谓“中国军事威胁”的争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争论双方在中国的战略意图、军事实力及中美是否能够缓解安全困境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一些学者认为,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中国将对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构成潜在威胁,中美安全困境难以克服.但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军事实力有限,战略目标克制,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对美国的战略优势和军事优势构成实质性威胁.他们主张中美加强接触,促进军事互信,缓解安全困境.这些辩论已经并将继续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省际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性

将碳排放作为生产过程的“坏产出”,通过构建基于序列的Malmquist-Luenberger（SML）指数模型,测算1998—2010年中国省际碳全要素生产率,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对全国总体及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大区域进行收敛性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中国碳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0.9%,且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技术效率在大多数年份都处于恶化的状态;东部地区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西部地区最慢,中部地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碳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存在明显的发散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技术效率方面呈现“俱乐部收敛”。     

我国物流产业生产力成长与技术效率变动探析

提升产业效率是产业调整振兴的重要手段。本文采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法,对1997—2007年我国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变动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物流产业技术进步速度缓慢,特别是技术效率负增长造成的产业效率下降是近年来我国物流业发展较快但却大而不强的根源。文章结合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指出基础设施网络的协同性不强、高端市场竞争不充分和低端的过度竞争、制造业物流服务水平不高、市场秩序不完善及分散的管理体制等问题是我国物流产业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建立我国律师参与地方立法辩论制度的探索

立法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逻辑起点,法律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法治建设的水平和成效。立法辩论制度作为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立法原则。律师参与立法辩论,有其职业特殊优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立法辩论制度,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地方立法程序,探索地方立法途径,特别是对于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义利之辨: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及现代意义

“义利之辨”作为历代思想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的链条之中。“义利之辨”不仅是一种深刻的价值认识和伦理思维活动,而且是主体自身的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活动。揭示传统义利观发展变化的内在必然性,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对于我们当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道德价值和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中国农垦全要素生产率的随机前沿分析

文章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2001—2006年中国农垦一、二、三产业投入产出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根据回归结果,把农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前沿技术进步、相对前沿技术效率、规模经济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要素投入增长是农垦产出增长的主要视力来源,农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产出增长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农垦前沿技术进步显著,是农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二、三产业相对前沿技术效率的恶化是阻碍农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障碍。     

劳动力成本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成本具有二重性,对企业而言是成本,对劳动者而言则是收入;它既是成本支出,又是激励手段。劳动力成本是积极成本,不可与其他物质要素成本等量齐观。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激励效应显著且存在区间性,劳动力成本对劳动生产率是"激励不足",还是"过度激励",抑或"合理激励",取决于劳动力成本所处的区间。1999—2007年间,我国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显著正相关,其激励功能处于加速阶段。现阶段应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以高收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实现较低的相对劳动成本,在保持劳动成本优势的同时,扭转国民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