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安徽、陕西三省的调研数据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环境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公众参与对政策可执行性的促进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文章以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概念框架,通过跟踪福建、安徽、陕西三省农村环境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结果表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群体规范对农户环境维护行为意愿和环境促进行为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为提高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以推进农村的环境治理,进而实现“美丽乡村”的目标。     

主观感知、制度约束与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农村地区严重的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障碍,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探寻有效的环境治理模式是村社善治的客观要求。借助中国(江苏)民生发展指数调研平台,通过建构"个体特征+主观感知+制度约束"的指标体系,采取田园式调查方法,以江苏省8地市的288个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主要从事工作类型、个人效能感知、垃圾桶发放情况、环境质量满意度评价、责任认知、政府或者村中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情况和环境权利认知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影响。提出通过农户公共精神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权赋予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等方面促进农户参与意愿提升的策略。     

服装与自我概念研究进展

服装作为人体的外包装,不仅具有御寒、避害等功能,而且具有自我表达的功能。国内外有关服装与自我概念的研究发现,服装的展现是自我概念形成的社会化过程,服装是人们在社会中扮演角色的重要载体,是联系＂自我＂与社会的纽带和＂媒介＂,服装与物质自我、社会自我、精神自我具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自我影响了服装外观在社会情境中的呈现。国内的...     

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水平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

提升农户环境治理参与积极性是推动我国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重要社会基础。本文基于福建、河南、四川3省8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取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的双重理论视角,运用熵值法对生计资本进行量化,并构建双栏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对其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意愿(包括环境参与意愿和环境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在水平与结构上存在不均衡现象,生计资本总量的增加以及生计资本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提升,其中人力资本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最大。据此,本文认为提高农户生计资本水平,重点通过人力资本优化农户生计资本结构,是提升当前农户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意愿的重要举措。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     

大学生的自我特点浅析

：“自我”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其结构要素包括个人自我、社会自我、理想自我和自我评价。自我结构是随着个体经验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大学生的自我发展有三个特点：一是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自我发展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二是大学生不能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我；三是大学生一般都对经验有防御反应。大学生自我发展的前提是客观、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我     

基于生态宜居理念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评价——以晋江市47个样本村为例

基于生态宜居理念,从农村垃圾治理、农村厕所革命、农村污水治理、农房整治、村容村貌建设等5个维度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因子分析法对晋江市47个样本村的人居环境治理水平进行综合考量。结果表明：晋江市各村(社区)人居环境治理水平参差不齐,排序靠前与靠后的村(社区)的建设成效存在明显差距,得分因子优劣不齐。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进一步提升晋江市人居环境治理水平。     

干群关系、收入水平与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意愿

为探究干群关系、收入水平对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902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参与意愿较高;(2)干群关系、收入水平对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3)收入水平在干群关系对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建议在政策层面,应通过重视干群关系培养、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和完善政策瞄准精度促进农户参与村域河湖环境治理。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嵌入与重塑：村民环境集体共治何以可能？——基于柳州市L村的调查

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需要通过外部力量的嵌入和内部社会网络的重塑以实现环境集体共治。对柳州市L村的研究发现：嵌入现代管理制度，为村庄环境集体共治确立基本规则；嵌入党政资源，为村庄环境集体共治提供政治基础；重塑农村社会网络，激活环境集体共治的信任、合作和约束文化。L村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用于推广的局限性在于样板典型未必适合脱贫村，没有为邻村交接处的环境整治积累经验，环境治理成绩转化为乡村的内生文化动力的情况不理想。L村村民参与状况凸显了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着现代性困境，以及农村环境治理主体性不足。     

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影响因素及关联路径研究——基于ISM-MICMAC模型

推动农村环境自治是乡村振兴战略能否实现的重要环节,准确识别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其作用机理,构建影响因素体系,对提升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极其重要。通过已有文献研究,筛选20个影响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运用ISMMICMAC(解释结构模型-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方法来对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影响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最重要深层因素,其中社会网路会受到年龄、外出务工、家庭人口数量的影响。根据可达矩阵计算依赖性和驱动力大小,可将20个影响因素分为:自主因素、依赖因素和具有关联因素和驱动因素特征的调整因子,需要根据依赖因素来促进调整因子对整体系统的影响程度,提高农户整体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乡村振兴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实证研究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在农村社会的体现。长三角地区农村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城镇化程度高,但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通过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AGIL模型分析后发现：长三角三省一市整体存在村民环境治理认知与行为背离、环境治理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皖、苏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各类资源存量相对不足,浙、沪地区农村环境治理资源整合及利益链条不完整。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策略：强化环境治理动机,整合环境治理资源;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提高政策执行力;调整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耦合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形成农村环境治理常态化。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基于湖南省衡阳市田野调查的研究

农户作为农业生态环境的主要受益人,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我国实施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中,政府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得到了显著的效果,但要取得长期可持续治理效果,提高耕地质量保护的水平,农户的行为参与和实施程度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湖南省衡阳市254个试点与非试点区域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索了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结果表明: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认知是通过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间接正向影响农户的行为意愿,进而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且试点区政策的推广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效应较强。建议:政府应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关的政策及措施宣传,同时致力营造积极的治理氛围,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以巩固和提升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效果。     

媒介接触如何影响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全国经验性数据的考察

农村居民的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是评价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维度。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讨论农村居民媒介接触对其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接触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对于其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电视和报纸显著地提升农村居民对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同时,尽管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但只有手机网络推送的消息对农村居民的环境认知具有显著影响。结果表明,与新媒介的受众相比,传统媒介的受众持有更高的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认为,完善媒介宣传矩阵、优化农村环境治理薄弱环节以及着力解决媒介曝光的农村环境问题,是有效提升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可取之道。     

项目进村与社区回应：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项目下乡是推动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村庄回应能力事关治理成效。以滇西北“村寨银行”项目为案例,从项目进村-社区响应视角探讨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发现：精准对接生计需求,以“发展”助推“环保”是项目落地的基础;借助地方精英组织动员民众,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是环境治理有效开展的关键;基于地方传统文化制定的生态规约是实现社区经济和环境环保协调发展的制度化保障。为提高环境治理效能,需要将外部治理项目与地方生活逻辑充分结合,以此强化村民的主体地位,激活当地民众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靠中央文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巩固现有整治的胜利成果并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却离不开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充分、权责界定不清晰、法治意识不觉醒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走向法治化轨道,需要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立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单行法律;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乡镇政府直接责任、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和省级以上政府领导责任的职责体系;强化村民的义务,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并自觉守法;增强法治思维,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法治意识;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权力约束权力的角度完善环境监察和问责制度,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完善大众参与监督机制。     

农村环境治理的中国语境与中国道路

农村环境治理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能否有效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不仅关系着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生活需要,也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推进和实现,更关系着农村社会稳定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一部分建制村的垃圾处理、厕所改造等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但农村环境治理也存在着治理目标不全面、治理主体不丰富、治理载体不匹配以及治理机制不健全诸多现实困境。新时代农村环境治理新实践应着眼于以下几点的建设和发展,即治理目标均衡化:生活污染、农业污染和工业污染都得到有效治理;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主导、企业引领、农民主体、村委协调、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协同参与;治理载体协同化:树立经济与农村环境协调发展的执政理念,健全农村环境治理政策法规,强化农村环境治理的资金和技术支撑;治理机制有效化:构建政府、企业、农民、村委、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合作治理农村环境的有效推进机制。     

浅议农村消费环境

农村消费环境在启动与繁荣农村消费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阶段我国农村消费环境对农户消费需求增长形成的束缚日趋明显,它不仅影响农户的生活水平,而且不利于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和农村全面小康的实现.因此,优化农村消费环境、构架新型城乡一体化购销网络体系、开发适销对路的农村消费品是启动农村消费的当务之急.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体制机制，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领导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环境管理体制。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主要包含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保障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五方面内容。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良性运转，需要建立和完善协同促进机制和反馈调节机制。     

环境治理中“地方主体”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

在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失灵的背景下,研究“地方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提出“互动式治理”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地方主体的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发现本地公司生态精英及其适用技术的有效运用,当地民众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地方主体双向互动中完成的环境治理工作摆脱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和工作低效的难题,扩展了“政府主导”单一角色的治理困境,实现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