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共识

这几年,台湾文学界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有的作家、评论家在谈论台湾文学时,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谓“独立性”、“自主性”,而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羊子乔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我们自己来》的文章,对我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一书提出“质疑”。他认为:“台湾文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性”,在台湾,“中国、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而我却站在“有利于‘中国统一’的立场,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而是“大中国沙文主义”。     

论台湾文学五“性”

十几年来，有关台湾文学史已出版了好多部。台湾文学的发展历程已基本理清。但是台湾文学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文学的特性有哪些，还有待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这里，说说我对台湾文学五“性”的看法。一台湾文学与中华文化的表层对应和深层内涵是台湾文学对中华文化趋同性的显著表现。台湾从三国时期起，即是孙权吴国的一部分。曾任丹阳太守的吴国人沈莹，曾于公元264年至280年期间，到台湾实地考察了“卖洲”（即台湾）的风土人情，著有《临海水土志》一书，其中有一篇《夷洲记事》专门记载台湾的民情风俗。其后，中国内地不断有文人去…     

台湾文学的共相与殊相

读了台湾评论家叶石涛先生发表于《自立晚报》的《总是听到老调》,深感惊讶、失望和遗憾! 叶先生针对1992年《台湾文学选刊》第一期发表的一组笔谈,在尚未读到《台湾文学史》(上卷)的情况下。就把“使用汉文去创作的台湾文学铁定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正确论断讥为“老调”,并以“双重性质民族结构”,否定台湾同胞具有“中国意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过去,叶先生并非这样看问题。在《台湾文学的悲情·<台湾文学史>的展望》(1990年1月台湾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叶先生说:“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民族血统,一个传统     

一曲爱国抗日的悲壮战歌——评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

台湾省籍第一代老作家钟肇政先生,是台湾文学奠基者之一;他的代表作《台湾人三部曲》(以下简称《台》),是台湾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钟肇政生于农村,爱农村,写农村,连外貌也象个农民,可谓之农民作家。他从长期执教于农村的父亲那里,自幼接受了中华民族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由于身受亡国奴之苦,立志当个“伟大作家”,决心以笔作武器,以时代见证人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控诉日寇的滔天罪行,肃清“皇民化”的流毒,同情农民疾苦,歌颂他们的斗争,描绘传统习俗和乡土景色,以抒发他的感情和愿望。他的著作为台湾乡土文学建立了健康淳朴的民族风格,具有浓郁的乡土风味。他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写作态度认真严肃,不     

谭嗣同的台湾情结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云 ,谭嗣同的《仁学》 ,曾“题曰‘台湾人所著书’ ,盖中多讥切清廷 ,假台人抒愤也。”( 1 ) 我认为 ,谭氏这种“假台人抒愤”的作法 ,是与他深沉的台湾情结分不开的。而形成这种台湾情结的原因 ,既有家庭的 ,即他亲爱的哥哥谭嗣襄不幸客死台湾 ;又有国家的 ,即甲午战争中国失败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这两件事都给他以极为深刻的刺激 ,所以不仅将其写作的《仁学》题为“台湾人所著书” ,而且从方法论上为写作《仁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启发。一谭嗣同的仲兄谭嗣襄 (1 857- 1 889) ,长嗣同8岁 ,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有为…     

试论巴金对同时代文学的影响

在成都召开的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供过一篇《巴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护，主要梳理、论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施惠于巴金，即巴金所受同时代文学熏染、影响的问题。显然，这只涉及了问题的一个侧面。本文试图对另一个侧面，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何受惠于巴金，也就是巴金及其创作对于同时代文学的反熏染、反影响问题作些探讨，以弥补前文的不足。（一）巴金自踏入文坛后，曾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不是艺术家”，直到晚年写《随想录》时仍是如此。他这样说，因为最初是由于偶然的机缘跨进文坛的，不期然成为作家而成了…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台湾乡土文学简论

从广义来说,凡是反映本乡本土生活,具有民族和地方色彩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文学,都可称为该国家、该民族、该地区的“乡土文学”。现在我们所说的台湾乡土文学,不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是特指“五四”以来台湾的现实主义进步文学。台湾省作家叶石涛认为:“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应该是台湾人(居住在台湾的汉民族及原住种族)所写的文学。”这种文学“必须是跟广大台湾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反映出来的意识,……即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共通经验,不外是被殖民的、     

文学的特殊性与民族的认同感

我认为,叶石涛先生《总是听到老调》一文的观点,并非一时激动之辞,而是他深层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的反映。尽管个别观点可能与他以往的观点有出入,但就总体说来,是其以往学说的重申与实现。它代表了台湾一部分作家对于“边疆文学”、“支流文学”这一假想中的台湾文学定位的忧虑与恐惧。因此,当两岸学人各自站在不同的公理系统来对话时,往往说不到一块去。就“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这句话而言,其中“台湾”与“中国”的概念内涵,在两岸学人的认识和使用中,就有着细微的差别。前者涉及对具体文学现     

论胡适的宋明理学观

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纪元”。以后，他又写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对中国汉唐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他也化了很大精力，写出了《记李靓的学说》、《王荆公的有为主义》、《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程廷祚》、《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等一系列论文，却没有写一部系统的宋元明清时期的“近代哲学史”。如果我们稍加检点胡适“近代哲学”的著作，即可发现一个称奇的事实：他没有写过一篇直接论述宋明理学的文章。他的近代哲学文章的一个共同…     

感受悲剧

《东方》杂志 (1995年第 5期 )曾刊登了一篇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周年的专稿——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 600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 30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 600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读到这儿，我的心怦怦…     

缺憾还诸天地:王文兴小说的主题研究

王文兴是台湾当代文学现代主义的标志性代表。他曾是《现代文学》刊物的创始人之一,《现代文学》时期的他就以现代主义文学先锋姿态享誉台湾文坛。之后,他分别发表了《家变》和《背海的人》两部震动文坛的长篇小说,这两部小说摆脱了他1960年代各种现代主义写作技艺的束缚,将自己对台湾现实父权、威权政治的反抗发挥到了极致。更可贵的是,在长达四十年的台湾当局的戒严时代,王文兴以现代主义的象征、隐喻和戏拟对历史和现实的台湾进行一种批判性的文学阐释,而且他执着于对今世今生的台湾世态人生的刻画。可以说,在这种现代主义技艺的高超实践和现世人生的精心雕琢中,王文兴攀登到了自己的艺术高峰,也成为台湾文学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     

论李德裕的《文章论》及其文学观

在李德裕的整个文学创作中,最有现实意义和最能体现其思想的当首推他的杂论《穷愁志》。据李德裕《穷愁志序》云:“《穷愁志》凡三卷,篇论四十九首。”自己亲手撰序,由此可知《穷愁志》一书是他亲手编订的,共三卷,有杂论四十九篇,其中收录了颇能反映李德裕文学观的《文章论》一文。郭绍虞先生编《中国历代文     

文化“台独”背景下的台湾的“国语”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日益猖獗，他们一方面重新“诠释”了台湾区域文化，声称“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台湾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另一方面企图把中国文化与荷兰、日本等殖民文化，福建闽南、客家及台湾高山族等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同并列起来，削弱、贬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把中国的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及在与其他国家交流交往中相互间吸收的某些文化内涵，人为地拔高、扩大“台湾本土文化”等同为主体文化，以此来拼凑所谓的“台湾文化是在台湾产生的文化，是台湾人共享的文化”，“台湾本土文化是属于所有台湾人的文化”。     

前言后语 判若两人

不久前,我拜读了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家叶石涛的《台湾乡土作家论集》、《台湾文学史纲》等著作,对叶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客观公允的批评风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又读了他发表于5月13日台湾《自立晚报》上的《总是听到老调》,对叶先生观点的变化,感到十分惊讶。叶先生一向善于将台湾文学置于台湾近四百年特殊历史际遇中加以剖析,不同在于,叶先生过去在着力揭示台湾文学的殊相时,从未忽视与中国文学血脉相通的共相。比如,叶先生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中云:“日据时代的文学始终是和台湾的现实环境息息相关的,它属于中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一环。”在《台湾的乡土文学》中,还将台湾乡土文学定性为“真正属于中国文学一环的乡土文学”。在《日据时代新文学的回顾》中,叶先生更明确地论述道: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反映了全体台湾民众的共同意愿,那便是     

先行者的足迹——试谈叶绍钧前期的小说创作

叶绍钧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他的文学活动开始得早、持续时间长、并始终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他对充塞于小说界的风花雪月、言情游戏之作就十分不满,曾作《正小说》一文加以批评。他自己那时的文言小说,如《穷愁》等篇,是本着“要有其本事,庶合于街谈巷议之论”的宗旨写出来的,内容“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后来的相仿佛。”“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新潮》杂志一卷三号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一生》(写于1919年2月14日),此后每年五、六篇,十余篇不等,到1928年,已有《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五个短篇小说集问世。     

析李登辉的“一纲五目”

李登辉在台北会见了日本作家司马太郎,在谈话中,抛出了他的“一纲五目”的台独纲目: 一纲就是“建立台湾人的国家”。其要害是否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登辉认为中国这个词是含糊不清的,他声称,台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于“乡土文学”的有无之争

一九八○年,作家刘绍棠在吉林、河北、湖北等地的参观访问中,都大声疾呼创作“乡土文学”.在一九八一年《北京文学》等一期上他又发表《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一文,“响亮地提出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的主张”,号召北京地区的文学评论家“应当重视北京文学创作中的农产品”.他说:“我说了很多话,其中一大话题,就是对世界,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国土文学;在国内,我们要建立各地的乡土文学.我们必须在文学创作中,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中国气派与地方特色.各国之间,各地之间,文学创作可以互     

台湾微型小说论

台湾微型小说的异军突起是一种历史机遇和文学选择的必然。 70年代后期 ,“台湾报纸处于报禁的限制下 ,每日最多只能出纸三大张。联合报副刊于是率先推出‘超短型副刊实验’,……以容纳更多内容并扩大作者群。”1 1 978年 2月2 5日台湾《联合报》副刊首辟“极短篇”专栏 ,“联副”主编痖弦亲自撰写倡导文章 ,指出 :“极短篇是一新尝试 ,希望以最少的文字 ,表达最大的内涵 ,使读者在几分钟内 ,接受一个故事 ,得到一份感动和启示。”2这一创举得到了《中国时报》和《中华日报》的响应 ,也相继在副刊开辟“极短篇”专栏 ,为微型小说鸣锣　　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