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anel-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中国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方面,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经济增长自身的贡献率较低;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的贡献率相对金融发展本身较低.     

金融发展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发展因素的二部门经济模型,从金融资产规模扩张和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优化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和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198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金融资产规模越大,城乡金融资源配置越合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速度越快。因此,为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在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必须同时注意金融资产规模扩张和城乡金融结构优化。     

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VAR和VEC模型的实证

安徽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一年的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相关实证分析显示：金融规模的扩张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虽然股票市场的发展滞后到第七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超过了金融规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其贡献度一直在增长,这表明,虽然金融规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较大,但是成立只有十几年的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很大的潜力;而金融发展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且有些时期对经济增长呈负作用;保险市场的发展并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为了安徽的金融发展更快更全面地促进经济增长,安徽股票市场的发展应摆在比传统金融中介发展更优先的位置,应继续加大企业从股票市场的融资力度,同时应大力发展多元化金融体系来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加快保险机构改革并提高保险业经营水平。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赋权法测算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并通过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以及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变化。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及其分类指标均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以及金融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科技创新的门限效应,其促进作用随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对金融发展分类指标的支持作用存在差异,对金融发展规模的支持作用较强,对金融发展效率的支持作用较弱。     

区域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利用1991—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对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金融规模在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却表现出负方向的作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仅在东部地区呈现出显著为正的影响。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VAR模型探讨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需求跟随"模式发生在东部地区,"供给导向"模式在西部地区产生,而中部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金融发展模式。     

中国金融产业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4-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金融业就业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且金融集聚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之间的交互作用能促进金融业就业的增长,但金融集聚与金融发展规模之间的交互作用要强于与金融发展效率之间的作用.     

高技术制造业金融支持效应研究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实证检验广东金融发展水平对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银行信贷水平和资本市场规模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高技术制造业金融支持效应欠佳的原因在于,广东金融体系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总量规模的扩张,功能和效率并未同步提升.经验分析所蕴涵的政策含义是,应提高金融发展的效率,形成将金融资源向高技术制造业适当倾斜的配置机制,促进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     

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采用Moran's I指数等空间分析工具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和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逐年扩大;正规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增大,非正规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显著降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13年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2005年则不存在空间效应.     

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企业技术创新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利用中国2005—2015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两个方面分析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并进一步检验这种作用是否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研究结论为:1.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规模扩张还是金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均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2.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西部地区;3.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高于国有企业。     

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经验研究

文章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模型)以及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ALMON模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长期中,促进贸易增长最敏感的因素是金融发展的规模,而金融发展效率对出口结构优化的贡献大于金融发展规模的贡献:短期内,金融规模扩张是贸易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对外贸易的增加带动金融规模扩张并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带动了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     

收入风险、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运用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基于因果推断的分析框架,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研究了收入风险、金融教育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越稳定,家庭开展金融教育的概率越高;金融教育显著提高了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按收入风险将样本分组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且金融教育对不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对家庭收入稳定性分类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增加金融教育的供给,提升家庭整体的金融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进而改善家庭金融福利。     

国际金融危机就业效应的投入产出分析

 本文分别利用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和引入非线性因子的局部非线性投入产出模型,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为直接的出口、投资角度出发,测算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测算结果显示：在最近一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影响是逐步加剧的;重点行业影响较为集中;由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及时准确,刺激经济计划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时,非线性就业弹性能够更准确的反应行业产值和就业人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将其引入投入产出经典模型能使模型更好地反映真实经济情况。     

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统计学描述

本文对"地区金融相关比率"(RIR)指标的设置进行了原因分析,并使用该指标测算了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级行政区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各地区金融业的总量发展规模,扩张程度,内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金融体系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政策性信贷支持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贡献最为显著,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本文从地区金融发展角度支持了国家的"中部崛起"战略.而国家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差异是造成三大地区内部诸省份间金融发展程度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风险的若干启示

本文深入剖析了2007年起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必然性及其根源,述评了各主要经济体出台的应对政策,并从七个方面分析了这些政策措施对后危机时代的影响。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提供了前车之鉴,文章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十条有针对性的建议。     

金融冲击与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研究

本文在DSGE框架下引入金融冲击,比较完整地刻画了包含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流动性支持政策的央行“政策工具箱”,并对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在不同外生冲击下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进行了系统考察。本文分析得到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在各种典型的金融冲击下,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均具有良好的宏观稳定效应;二是从政策实施的角度,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可考虑盯住银行存款的变动,并在政策操作上体现“及时反应、力度合理”的原则;三是从社会福利增进的角度,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政策的效果受到冲击来源的影响,总体上应对金融冲击的效果较好。分析结果初步显示了流动性支持政策作为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箱”一种辅助性金融稳定工具的可行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的理论问题研究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单国贸易伙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多。美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必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危害。本文基于全球化这一背景,从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途径入手,构建包含宏观经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微观企业层面的中国国际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并以美国为例,利用1998年二季度至2008年四季度数据,选取部分宏观经济层面的指标,对这一体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中国国际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预警效果。     

脱实向虚和金融强监管对金融实体行业间极端风险关联的影响

随着金融机构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和部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的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对于极端风险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金融体系内部。故此,本文首先基于行业指数日度数据与五分钟高频数据测算行业风险价值,其次利用Elastic-Net-VHAR模型构建金融实体极端风险网络进行动态演化分析,最后研究实体与金融行业间风险溢出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第一,基于横截面维度,材料和工业行业在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金融行业的风险净溢出水平为负;第二,2017年金融强监管政策开启后,网络整体密度明显下降,实体行业对金融行业风险输出水平降低,而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风险输出水平略有提升;第三,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实体行业“脱实向虚” 程度显著提升了实体与金融行业之间双向风险溢出水平,并且在金融强监管与双向风险溢出水平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效应。根据上述结论,建议监管层进一步推进金融强监管政策,注意金融监管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之间的配合,还应特别重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规模进行严格监控,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     

财政支农杠杆效应的实证研究：1987～2007

 尽管改革以来中国财政支农效率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目前仍有待揭示其症结以作为改进财政支农工作的切入点。本文依据1987～2007年统计数据，着眼于财政支农杠杆效应视角，对中国财政支农的效率状况展开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由于财政与金融彼此割裂式单干支农格局致使财政支农杠杆效应未能有效发挥，财政支农效率十分低下，建议整合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以实现在提升财政支农杠杆效应基础上放大支农资金规模，从而大幅提升资金支农整体能力的目标。     

金融周期、金融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2005-2017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周期所处阶段的变化,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显著的非对称性双重门槛效应,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首先,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平稳期和萧条期时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但从影响系数值的大小来看,处于膨胀期时最大,是后两者的2倍之多,处于平稳期时最小且并不显著;其次,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表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双重门槛值出现得早,且两个门槛值间的区间要比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宽28%。这些结论说明,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波动的容忍弹性会随着金融周期所处的阶段而变化,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放大经济增长对金融波动的容忍区间,但也会加速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这使得当前我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金融水平和严控金融风险的矛盾,对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业分类及其季度增加值计算研究

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金融业分类的演化,借鉴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ISIC4.0）、新加坡金融业分类和我国香港金融业分类的基础上,对我国2011年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1）》中金融业的分类提出了改进建议;其次,基于改进的金融业分类条件下,分析我国季度金融业增加值计算方法的缺陷,提出了比重模型和回归模型来改进计算方法;最后,利用2008普查年度某地区金融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个模型的计算结果均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