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赋》前言

(一) 赋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样式,产生于战国时代,特盛于汉代,而在整个封建时代,不断有人写作,绵延不绝,向来诗、词、歌、赋并称,足见它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文体之一。正因为赋特盛于汉代,是两汉四百年间的主要文学现象,故有“汉赋”的专名,以至后人把它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并列,作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表,如清焦循说:“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易余籥录》)近人王国维在《宋元     

汉大赋欲"风"反"劝"成因探析

汉赋欲“风”反“劝”的成因,一是铺叙奢靡豪华本有文学传统;二是欲“风”之物本有可歌颂的一面,汉赋“风谏”的不是奢靡豪华而应该是法度;三是赋这一文体的写作特征就是要求夸耀“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四是人们认为赋这一文体的撰作目的就是“颂”;五是汉代批评家是以屈赋为标准、以诗歌批评为标准批评汉赋的。此后汉赋即转向为“颂”。     

略谈中国大陆辞赋研究和创作--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国际辞赋研究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赋,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四大文体（即诗词、赋、戏剧、小说）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很少有研究汉赋、肯定汉赋或历代辞赋的论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港、台的辞赋研究状况稍有好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一二十年中,有数以千计的人写赋,这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充分反映了“辞赋出盛世”的事实。不容否认,今天的赋作家还存在部分人学养不足和对赋创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的缺陷。我们应努力创作出一种新赋体,使之能更好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汉赋的产生溯源

两汉时期,汉赋以其独特的文学样式,旷代空前。作为一种文体的形成,汉赋必定有它的文学艺术渊源,而代表一代文学之盛,汉赋又必定有它之所以形成的文化背景。汉赋主要是在《诗经》、《楚辞》和战国散文的启导和引发下,在新的时代土壤中和南北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形成的产物。     

略论汉赋的思想内容

<正> 兴盛于两汉文坛四百年的汉赋,是继承了《诗经》和先秦历史散文及诸子散文的传统,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散韵结合的新文体,它脱离《诗》、《骚》而独立,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因此,它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但历来对汉赋的评价有不同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的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把汉赋刊在卷首,作为文章的楷模;清代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两汉文论与两汉文学的关系

两汉文论与两汉文学处于同一时空,故不得不发生种种关系,但二者在整体文化属性上却又分途异趋,故又不得不发生种种特殊之关系。那么,这些特殊关系呈现为哪些具体形式呢？综而观之,本文以为主要表现为两种基本的形式：冲突关系与整合关系。一、冲突关系由于两汉文论总体上属于北方文化而两汉文学总体上却属于南方文化,加之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在先秦有“相黜”的传统,所以,二者的冲突是必然的,主要表现为两汉文论对两汉文学的贬抑与批评。这批评又可分为对汉赋的批评、对汉赋的鼻祖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世人多言对汉赋的批评自扬雄始…     

《全汉赋》“玉”研究

汉赋中玉质玉饰、玉色玉纹、玉工雕琢、玉之美喻与其他众多美玉共同构成汉赋中的"玉"事象。汉赋中涉及的有关"玉"事象的篇章包括残篇多达88篇,涉及两汉汉赋作家数量达39人次。两汉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到了"玉"事象在汉赋中的数量。汉赋"玉"事象数量众多原因有三点:从社会背景角度来看,丝绸之路为中原带来大量"玉";从创作主体角度来看,"玉"是文化与权力的象征;从汉赋文体功能角度来看,"玉"是繁华与美刺的象征。     

论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运用较为翔实的资料,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总体方位上考察和论述了汉赋的作用与影响。指出汉赋创造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相沿不绝、代有成果的一种重要文体。它是中华全民族统一文学正式形成的标志,其创作实践第一次严格遵循和认真贯彻了儒家的文学理论。它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时代,并首次成功地实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结合。它对中国古代许多种文体的形成和若干艺术表现方法的成熟,都产生过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新探

“劝百讽一”是汉赋特点之一，对于汉赋之所以会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论者多从“明哲保身”、“主’文谲谏”方面加以解释。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汉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主要源于赋这种体裁的文体特点本身与讽谏功能具有某种矛盾。赋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这种体裁特别适合描写华丽、壮美、瑰奇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劝百”。赋家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归之于正”。避免“讽零”，而做到“讽一”，于是就形成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     

关于《典论·论文》对创作主体价值的探析

曹丕《典论·论文》论述的文学理论问题,学者们已有深入的研究,论者们或专注于“文气说”,或侧重于“文体论”,或认为它由文体论、作家论、文章功用论和批评论构成。本文则认为曹丕从剖析“文人相轻”之因入手,独具慧眼地研析了创作主体之才、气以及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问题,从而构成了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首篇作家专论,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自觉之先河     

论汉赋的史料价值

赋是汉代文坛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学形式,从不同的方面反映着这一时期的历史:汉赋创作所经历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为审视这一时期国势兴衰提供了新的角度;汉赋虽非汉代现实的确切记载,且存在铺陈过度、夸张失实的问题,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汉赋展现出两汉宫殿建筑的风格与特点,反映出两汉音乐与舞蹈的某些情况;汉赋为考察两汉的社会思潮与哲学思想,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分析汉代学者文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提供了某些材料.汉赋对于研究汉代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以颂扬为宗 以宏丽为美——论汉赋的特质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两汉辞赋以其独特的风格闪现着不可磨灭的光辉。作为风行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它的特质是什么?应当怎样评价它?这就需要对许许多多的作家和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但是,如果在这一基础上,能够略微从宏观的角度去作一些必要的探讨,则或许更有助于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综观两汉辞赋创作,能够反映汉赋思想艺术主要风貌,能够标志两汉辞赋创作主流的,乃是那些以写宫苑、羽猎、郊祀、京都为主的散体大赋,它们堪称一代文学的正宗。一般所谓汉赋,其实主要是指这类作品。而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文体对拟":古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个特点——以古文(批评)家的创作与批评为中心

在古代文学中存在着一种因人而施、随人赋文的"文体对拟"现象:精心摹拟某一作家的文体,并把这种摹拟的文体反施于所摹拟的作家,从而在文体的相互映发、两两相对之中,达到并且强化赞美、悼念、批评、商榷等特定效果。"文体对拟"发轫于两汉、兴于六朝,自唐宋诗人,特别是古文家登上文坛,"文体对拟"更极其盛。而明清以来对"文体对拟"批评、的格外重视,又与唐宋诗文在这一时期受到普遍尊奉大有关系。而从更广阔的范围看,"文体对拟"还与古代文学创作、批评中的其他许多现象如论诗诗、"当行"、"以汉人语对汉人语"等在文心与文学观念上有部分的相通之处。     

以“序”为“记”与由“体”及“用”——《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序文归类辨

柳宗元以“序”名篇之《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序饮》《序棋》,历代分体编录的别集与总集多归入“序”体,《古文辞类纂》将其归为“杂记类”。从文体自身流变看,叙事要素的重叠使得“杂记类”这一文类与“序”体之功能趋于互渗,加之唐代古文运动对传统文体的革新,导致了文体界限的混淆与模糊。从编者的立类标准看,历代别集与总集编排作品多关注文体本身的嬗变,姚鼐则更侧重于具体文章承载的价值功用,柳氏三文的归类差异主要表现为“体”“用”之辨。纵观古代文学创作及文体分类历程,名同而实异的分类现象并非个案,只有深度剖析文体形态与流变过程,充分体认部分文体兼有他类文体的功能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文体的归属问题。     

汉赋“拓宇于楚辞”质疑

最早考究汉赋渊源的是东汉班固,他说赋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发展来的。在《艺文志》里,他还讲了从《诗经》经过屈原,荀卿、宋玉之赋,发展到汉赋的过程。晋代皇甫谧、挚虞都采用班固的说法。刘勰全面总结了他们的论述,说赋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的。自后,汉赋来源便成了定案。如清代有“风雅颂之再变而后又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之说,近代有“汉赋的主要来源是楚辞”之     

中国古代文体风格学的历史发展

文体风格学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论题,它贯串于整个批评史中。其历史发展大约可分为三期:汉代以前是萌芽阶段;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发展和完成阶段;宋代以后是深化、分化和论争阶段。文学批评史许多论争都与文体学观念有关。如诗文之分、唐宋诗之争,“豪放”派与“本色”派评价等问题。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新变与折衷：论南朝陵墓石雕艺术特征及其文化美学内涵释读

南朝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高度“自觉”且“开放”的一个时代,作为一种人、祖先、神灵三位一体相互沟通的中介与桥梁一石雕,它给我们呈现着完全不同于西方雕塑美学的艺术特征和文化神韵内涵。它上承两汉的大气恢宏的石雕风格之特点,下开唐风新脉,形成了古拙、深厚、细腻的古朴风格,超越了汉魏时期的风格形态,它依然遵循看传统哲人的“天人合一”、“合物我”的思维模式和艺术表现特征,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结晶,又是石雕艺术承载着深厚的“本外文化”的使命。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古典石雕艺术的光辉之灿烂,同时,还从不同的侧面体现出社会意识形杰中姜千贲什与垆米纳扭会青青     

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体学问题,但对文体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还很不够。从侧重于语体功能的语言学的文体学与侧重于体裁功能的文学文体学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来看,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将文体问题简单化为体裁问题有其不足之处。中国古代存在着丰富的文体学传统,文体学是整个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传统的文体学内涵与方法,正是包括了目前学术界使用的语言学的文体学与文学文体学两方面的内涵,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文体学。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应该充分汲取这一传统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