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市民社会的成长与中国政治发展

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我国而言,政治国家以外的市民社会应是社会领域的全部,包括城市和农村。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要想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必须改变现有的农村落后的政治与经济现状,其中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促进我国农村市民社会的成长,农村市民社会的成长对于我国政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农村城市化: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农村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农村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三者齐驱并驾,才能相得益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城市化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成为推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农村城市化的影响和作用 自上而下的城市化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两种相对的城市化模式。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动力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成为主流。农村城市化涉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因而对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首先,农村城市化可弱化乃至消除城乡二元分…     

如何做好农村卫生单位政治思想工作的思考

改革开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投入、建设中,我国广大农村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农民生活的幸福指数也不断提升,农村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但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地区的卫生医疗状况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广大农民朋友的期望仍具有一定的差距。如何在社会新常态环境下,加快农村卫生单位的软硬件建设,更好的服务广大农村社会的发展,服务广大农民朋友,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卫生医疗事业研究的重点课题。本文对我国农村卫生单位政治思想工作展开探讨,分析当前农村卫生单位政治思想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提出对策和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和意义。     

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的元素与取向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颠覆:一次是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当中分离出来,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另一次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进行了翻转,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相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源于市民社会因素对于国家、法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市民社会构成了不同法治道路的分水岭,我国因为并不存在独立的、体制性的市民社会力量,必然会选择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然而,参照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理想和目标,以一种发展的视角来看,建构具有我国特点和价值判断的市民社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的法治化进程是有力的推动和完善.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初探

当前 ,我国农村人口老有所养的问题日益尖锐和突出 ,为此 ,在充分认识我国国情的前提下 ,探索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发展道路 ,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较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已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农村民间组织与村民自治的共生与互动——基于市民社会语境下的探讨

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比照当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蕴,无论是对中国城市地区发展,还是对农村社会转型,都不乏启迪.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社会逐渐呈现出市民社会的诸多特征并彰显了自身特色.农村民间组织既是社会自治力量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村民自治政策的内在要素,更是推动国家与农村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组织载体.因此,在市民社会语境下探讨农村问题,可为农村社会的平稳转型提供新的理论路径,也为拓展市民社会理论提供新的研究范例.     

村级组织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依据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0条和第111条的规定,在治理农村的活动中,我国采取了“乡政村治”的政治模式,即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置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国家行政系列由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构成,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构成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系统。“村委会”则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村民自治,由村委会和村民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性关系之外的大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目标模式是在对庞大农村社会的治理中,通过由体现国家意志的乡镇政权与体现村民意志的村委会的有效合作,既可以保证国家意志的贯通到底,也可以充分调动基层社会的积极能动性,由此形成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和解、合作与相互支持,从而保证我国在巨大的现代化变迁中所要求的农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论宗族活动对村政的影响

族权曾作为封建政权的重要补充和延伸形式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解放后，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国家权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宗族权威被彻底推翻，宗族活动近乎绝迹。然而８０年代开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出现了宗法思想复萌、宗法势力抬头的现象，并且宗法活动有蔓延的趋势。这对我国乡村政治的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现象却是在农村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倍受人们的关注。一、背景：宗族活动的复萌农村改革对中国社会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另一方面，由于…     

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刍议

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组织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赖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形成。而要形成我国的市民社会，需要解决三个认识问题：１．确立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观念；２．认识我国市民社会的形成特点，把握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方向，３．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形成的关键因素，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形态。     

我国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一直是我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产生于信息经济、金融抑制以及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互联网金融与农村金融相融合,将会极大推动政府一直倡导的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农村广大的市场空间和传统金融体系的缺失,为综合电子商务平台、农业龙头企业、P2P平台等布局农村金融提供了可能。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是随着农村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形成以及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征信体系在农村地区的日趋完善,互联网金融渗透到广大农村地区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乡村社会中政府行为的限度

村社民主制度及其运作机制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限定界面,它构成政府行为的边界,对政府的行为起着限定性作用。这种限定要求政府在乡村延伸其行为时,必须注意行为目的、内容和方式的合理性。     

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以清代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管理为解析中心

针对难治的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社会,清代中央政府、地方县府、民间社会共同进行管理,虽然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也不乏它们之间的相得与相补,这使得乡村社会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尽管现代乡村管理发生巨大变迁,但传统乡村善治的基本内核仍未改变,此即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     

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创新的基本维度

在农村公共文化发展中,政府应将公共利益的民主价值观、公民权和公共服务肯定为公共行政的规范性基础,这昭示着政府公共行政的现代转型。在统筹城乡的基础上采取多元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基层政府文化行政模式的现代转型,是实现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创新的基本路径。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表现为：１．由于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条件下国家的组织边界止于乡镇政权；２．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３．村民委员会实际上又扮演了农村社会“自组织”的角色，成为联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桥梁和代理人；４．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组织化、实体化和法律化，保证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现实困境与策略创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的理论构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资源,对提升当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具有借鉴意义,信任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农村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认同,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而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融资渠道。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我国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分布还很不均衡,总体发育不够成熟,这其中,农村民众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还面临许多困境,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规范存在不足,同时,农村公民社会不发达,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农村民众参与意识较为薄弱,这些都构成了当下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社会根源,因此,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大力提升其现代社会资本存量,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积极转变地方政府的供给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过程的善治转变,并积极完善供给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中国农村改革的两大主题及其难点透视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村改革两大主题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再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亿万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再造基层社会的民主权威,使亿万农民群众当家作主。但由于受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缺乏应有的发展,一再拖延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乡村社会也出现了“治理危机”。下一步,应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重点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机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综合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安徽调查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无讼的。随着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法律下乡”,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并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权益纠纷,无讼的乡土社会逐渐转为有讼。以Q村近些年来发生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为个案,探析法律制度渗透进乡土社会的关系调整的机理。在日益开放的乡村,乡村的民事关系主体已经多元化,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十分重要的执政理念,而和谐社会建立中最严重、最突出的社会矛盾是城乡失衡。欠发达地区更是在地区失衡前提下严重地城乡失衡,双重失衡中内显的民族地区农村医疗保障和农民生存权利更值得引起高度关注。这种现象被描述为"双重失衡中的失衡"。解决严重的"双重失衡中的失衡"问题,必须有各种可供选择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