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四法”在唐碑整理中的运用

唐碑有幸留存至今者，多已剥蚀，难以识读。在碑刻文献整理过程中，可借助于前代拓片和释文，辨拓本之优劣，校释文之异同。而陈垣所倡“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对唐碑整理同样有效，以此来进行校理，有利于进一步恢复唐碑的原貌，更加准确、更为有效地揭示唐碑文献的真实内容和详尽的内部形体、制度等。四种校法各有优劣，宜综合运用，以复唐碑文献之旧观。     

鲁迅的古籍文献辑校及其意义

鲁迅一生在辑校古代小说、文人文集、乡邦文献及金石文物等方面费力颇巨,不但搜罗广泛,考订谨严,而且注重体例,因此成就宏富.鲁迅古籍文献整理辑校的实践,也为今人批判继承我国文化遗产树立了典范.     

《敦煌所出唐宋书牍整理与研究》评介

<正>敦煌文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公文私书的各种原始材料,其年代多属于唐后期、五代、宋初,即敦煌归义军时期。相关资料的研究,前人热切关注的是书仪文献,周一良、赵和平等先后着手相关写本的整理、分类、辑校工作,其成果分别见于《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两部校订本、《唐五代书仪研究》(1)《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等研究论著中。另外,吴丽娱、王三庆、张小艳等学者从语言、文学、历史、礼仪等各方面发表过一系列论     

点校本《真诰》商补

《真诰》是研究早期道教发展及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重要典籍,但其流传中文本多有舛误。日本学者先对该书作出整理,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真诰》赵益点校本则为国内整理该书的最新成果。赵校《真诰》为学界提供了方便可靠的研究底本,但由于《真诰》编纂本身较为复杂,加上道经检索利用不便,故在整理时很难尽善。如在旁参俞本或据文意改动文字时个别地方尚可斟酌、点校中偶有漏校之处、标点或加专名符号尚可再行完善。     

敦煌医药卷子P.3930校读补遗

马继兴等先生的《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以及丛春雨等先生的《敦煌中医药全书》对敦煌医药卷子的整理校勘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仍有未尽善处。今就敦煌医药卷子P.3930的校录进一步做些补正工作。     

《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汇校》商补

王梵志是唐初一位通俗诗人。他的作品在唐宋之际有着广泛的影响,是研究此段文学史和汉语史的珍贵材料。不过在上一世纪以前,他的作品传世者并不多,只在诗话、笔记中可见一鳞半爪。1900年敦煌石窟文献被发现,其中不少写本录有王梵志的诗作。张锡厚同志根据二十多种写本,参考唐宋人著作中引用的梵志诗,经过点校考释。撰成《王梵志诗校辑》一书,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第一部经过全面系统整理的王梵志诗集、筚路蓝缕,贡献不小。但正因为这项工作具有开创性,所以书中存在的问题不少。杭州     

敦煌医药文献P．3596若干文字问题考证

敦煌医学卷P.3596,系法人伯希和氏(Pelliot)盗购的敦煌文献之一种,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以伯希和之名编号为P.3596。该卷为一篇古代医方杂抄,原卷存240多行,200余方。马继兴先生在《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等整理本中将其拟名为《不知名医方第九种残卷》。由于原卷抄录文字行草不一,正俗兼行,且有不少讹误字,因而原卷校录中较易发生释读差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几种敦煌医药文献研究专著中,在该卷子的文本释读方面存留的错误较多。为了更准确地传承敦煌医学资料,现专门就该卷子中的文字释读问题展开讨论,根据语言文字基本理论并参以相关文献加以考订。     

《唐宋传奇集》的成书过程

鲁迅搜集整理中国古典小说资料的工作,基本上是按资料的历史顺序进行的。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基本上完成了《古小说钩沉》一书的辑校,紧接着又开始校录唐宋传奇文。 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唐传奇的了解主要通过《唐人说荟》一书,此书为明代桃源居士辑,凡一百四十四种。到清代,山阴人莲塘居士陈世熙又从刻本《说     

鲁迅对我国古籍整理的贡献

鲁迅一生为我国古文献的整理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经他精心整理的古籍基本上恢复了历史的原貌,使一些很有价值的书籍更为完善;在进行这项工作中,为整理古代文献提供了科学的、切实合用的方法;并从思想方面给今人以有益的启示.总结鲁迅整理古文献的巨大成就,对于我国目前已经开展起来的整理古籍的工作,一定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鲁迅十四岁时曾校注过《花镜》一书,这是他整理古籍的初步尝试.他开展古籍整理工作,主要是在绍兴任教、北京教育部任职和北京女子师范等高等院校任教期间.他整理古籍,涉及的领域很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史志 谢承《后汉书》.从三国到南朝,用纪传体编写后汉历史的计有八家,而以谢承《后汉书》为最先,所以鲁迅说:“草创之功,足以称纪.”谢承所著《后汉书》到宋代已经失传.其遗文散见于范晔《后汉书》、《三国志》裴松之注和唐宋一些类书中,清人姚之骃、汪文台、孙志祀等均有辑本.鲁迅在清人辑本基础上汇校其典籍,逐一加以校勘订正,整理成书,共六卷.于一九一三年完成.谢沈《后汉书》.《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记载,以后散佚.清人姚之骃《<后汉书>补遗》、汪文台《七家<后汉书>》中各有辑本一     

王梵志诗词语札记

初唐通俗诗人王梵志的诗作,以其浑朴质直而又犀利辛辣的风格,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从语言角度来看,梵志诗中包含大量初唐时期的口语俚词,无疑是研究中古语言的珍贵资料。最近出版的《王梵志诗校辑》(张锡厚先生编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下简称《校辑》),主要依据敦煌遗书二十八种不同的写本,考辨真伪,校订异同,整理出王梵志诗三百余首,第一次向广大读者展示了这位带有神奇色彩的诗人的作品原貌,为对梵志诗进行文学的和语言的研究提供了较可信赖的印本,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本文拟对梵志诗中的部分语词作初步探索,并对其中一些语词的校勘和注释提些商榷意见,请张先生和读者指正。     

论《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本”的误辑问题

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为底本,对四库馆臣所辑佚的“永乐大典本”文献的质量进行考量。这些辑本虽经清代大儒之手,但质量高低不一,以误辑为例,四库辑本中既有重复辑录存世文献现象,亦有在辑录成书过程中误收他人作品或者混淆体例现象,其致误的原因亦是多种多样。细致探究辑本误辑的类型及原因,推求文献的原始来源,考订文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以期为学术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文献来源和依据,对学界在使用和研究这些文献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有所裨益。     

敦煌医药卷子S．1467校补

本文以马继兴等《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收录的敦煌医药卷子S．1467为底本,对照原卷及其它文献对此卷进行重新校理,补正了马本在一些文字抄录、识读、断句等方面的失误。     

词话文献整理汇编刍议

21世纪以来，丰富的词话文献整理汇编成果推动了词学研究的发展，但词话文献整理汇编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词话的边界被不断扩大，众多新辑的词学资料进入“词话”之中，重新汇编有必要分门别类。词话文献整理选择底本不明确，整理者应准确交代底本信息；辑录者在体例制定上的差异也导致了相同名称的词话在名称、卷数、内容多寡上的不同。整理者在新辑词话辑录对象的安排上缺乏通盘考虑，对新辑词话的命名也因人而异。学者们在汇编词话文献时均有“求全”的共识，但对某些因袭程度较高、原创性较差的词话缺乏甄别。     

论唐传奇中的钗与女性书写

"钗"自汉代便出现于叙事文本中,后发展为唐传奇中的常见物象。不同于诗歌中用以描写、抒情的钗意象,作为小说物象的钗最显著的功能是叙事功能。从物象的实际功用考量,唐传奇中主要以钗为爱情表记与身份标识。而作为身份标识的钗,作者通过强调其质地、形制以及形态,对其进行个性化、艺术化的加工,使其在塑造人物、揭开悬念以及勾连事件等方面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研究综述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先唐文献渊薮,是清代总集编纂的一座高峰,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其作者、概况、体例、辑佚等所作的基础性介绍,以及围绕该书展开的补编和新编工作等。综览而言,现有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待提高,这与其重要的文献价值极不相称,相关研究亟待深入和拓展。     

《〈兼名苑〉辑注》补笺

《兼名苑》是一部汇集事物别名异称的类书,其书大约在唐末五代时期便已遗佚。李增杰、王甫两位先生整理的《〈兼名苑〉辑注》在文本辨析、文献征引、名物考源、文字校勘及佚文辑录等五个方面尚有补缀之处。     

汉武帝“建藏书之策”考辨

自汉初至元朔五年，西汉的文献事业达到一个亟需大规模整理的节点，武帝在本年下诏，开始对汉初以来积年所搜集的文献进行校理。“建藏书之策”，即是设立文献分类入藏的簿录，并设定各类部典司之官，这使得汉兴以来的文献整理工作，有了更为系统、明确的规定。元朔五年的这一制度设定，继承了先秦“官守其书”传统，延续了汉初以来文献校理工作的经验，并在汉朝以后的文献整理工作中得到继承。     

清词整理研究的新进境——论《全清词·雍乾卷》

《全清词·雍乾卷》是清词整理研究中最新的重要断代成果。该书全景式展示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词坛风貌,全面呈现该时期各类词人群体及其创作,以丰富的文献证据纠正学界此前一直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并载录了大量尚未被关注或者被忽视的作品,充分展现了雍乾词坛的丰富内涵。该书提供的充足资料,可以切实推进学界对雍乾时期词坛的研究,为重新书写清代词史奠定坚实基础,并能促进词派研究更深入的进展,也为重新定位词坛大家提供更合理的参照。该书同时也是一部用心细密、用功甚勤的著作,其所体现的备录词集、精心校雠、祛伪存真、辨误定讹、撰辑小传等优胜之处,可为我国大型总集类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良好经验。     

读《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

该文通过对《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一书的评介,着重阐发了作者对敦煌写本文献整理应注意问题的见解,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作者指出,敦煌写本文献中的佛经具有极高的校勘价值,可以辑出一部《敦煌大藏经》;独立研究能力要培养,合作精神更应提倡,尤其在实施大型课题之时;新发现的和从未公布的敦煌卷子的校录应该随附原卷照片;用于校录的敦煌卷子底本一般应固定,没有特别优点的时候就不要频繁改换所用的底本;古今字是先后不同时代产生的异体字,校录时不可以径改古字为今字,古今字可注不可改;借音字是同音或极其相近音的字的互代,古代不认为是错字,所以校勘时也不可径改,可用加括号随文标注的方式来处理;外来译音词可有多种不同汉字形式,不应径改敦煌写本所用的汉字形式而为自认为是对的单一形式;繁简字在排版时要正确使用,繁简字切换要非常小心.     

迄今我国最完善的一部七子总集——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评介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集中代表。辑校编纂他们的文集,是研究建安文学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继曹操、曹植、王粲的集子整理出版之后,中华书局又推出了郑州大学中文系俞绍初先生辑校的《建安七子集》。作为国务院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