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风险社会对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

结合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国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变迁过程促进了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媒介化风险社会的持续发展,危机传播环境将面临利益相关者压力日益多元,传播客体网络化趋势,信息短缺和信息泛滥两难,舆论引导与控制成本加大,谣言噪音与次生风险严重,危机传播从区域走向全球等六大现实问题。     

公共危机中的谣言:认知判断、功能分析与治理路径

伴随公共危机的发生,谣言总是相生相伴.对于谣言,人们往往把它与虚假信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无论是从谣言定义的理论阐释,还是对危机谣言传播的实证分析,都不约而同地发现,谣言所传递的信息,未必完全虚假,有些谣言不仅信息真实,而且还回应着公共危机的特殊情境,之于公共危机而言也未必完全是消极影响.因此,对于谣言,尤其是公共危机中的谣言,人们应该做到客观判断、双重认知;对于公共危机中的谣言治理,也需要采取辩证思维,在寒蝉效应与言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     

网络谣言传导:过程、动因与根源——以地震谣言为例

从谣言传导路径、主体和载体角度阐释了网络谣言传导过程;以谣言传导中发布者、传播者、行动者和模仿者等为视角分析了谣言传导的动因;并认为信息不对称、安全感缺乏、从众心理、公信力危机、社会记忆等是网络谣言传导的内在根源。     

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的必要性分析

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尤为必要,特别在社会深刻转型和充满风险的当下中国.本文以"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为分析框架,从"社会舆论引导"、"政府管理"、"危机事件"三个基本角度,阐述"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的必要性".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是对流言、谣言传播的有效预防、纠正和瓦解,是对政府信息行为的一种敦促和回应."突发性"体现了危机爆发的不确定性与集中性,要求媒体既要有预防危机继续连锁反应的应对策略,又要建立机动弹性的应对机制.     

危机传播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危机,人类在反思与规范自身的行为之外,必须寻找一些适当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一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而社会危机事件的产生与解决也部与传播相关,因此,危机传播在化解社会风险和解决社会危机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危机传播在中国并没有受到重视：危机传播中信息提供者之间存在矛盾;忽视对公众进行日常的风险教育;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存在消极作用．指出危机传播机制应该注重信息的时效性、重视对信息的把关、保持传播渠道的畅通,这不仅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应该尽力做到的,更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     

框架分析视野下的政府危机传播策略——以中国政府网的玉树地震报道为例

虽然自然灾害是由于客观原因所导致,但是在自然与社会的交互系统中,也可能使社会形成灾变危机,因此,作为危机主体的政府对危机的应对十分关键.通过分析2010年4月有关玉树地震的危机传播,可以发现政府对框架策略的应用.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政府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存在紧急救援框架、灾后生活框架、哀悼总结框架和重建发展框架,而且,在这四个框架背后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框架——大爱框架.政府在进行危机传播的过程中,这两个层面的框架共同发挥作用:四个低层框架界定、诠释和澄清玉树地震,并正面评价政府在危机中的作用,以及展示解决危机的步骤;高层框架——大爱框架则侧重重构被危机瓦解的共识经验.     

政府危机新闻信息传播的评估知识框架体系探寻

政府危机传播中新闻信息的有效评估必须建立在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但有效的评估指标的确定是离不开评估知识体系的确立,从政府危机新闻传播管理体系入手,重构政府危机新闻信息传播的评估知识框架,认为政府危机新闻传播的知识框架体系,应立足于网络新媒体参与的媒体群落的新认识,进行以政府为核心、以危机信息传播主体关系为导向的评估知识框架的建构和梳理,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深层次、理性地把握政府危机新闻信息传播的内在机理,为建立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创造有利条件。     

公共危机背景下“正能量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近年来，“正能量谣言”成为公共危机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中新的热点。通过梳理分析近期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几类典型的“正能量谣言”，发现“正能量谣言”演化的过程是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某些舆情事件刺激网民热议，在相关信息传递过程中，网民的主观情绪作用、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与媒体“把关人”意识缺失等因素的作用，使得“伪正能量”通过多渠道传播。因此，需要建立政府、媒体平台、网民共同参与的价值协同、制度协同、运行协同、信息协同的多重协同机制，在“正能量谣言”危机管理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的四个阶段实现公共危机事件“正能量谣言”的协同共治。     

风险治理视域下的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法治研究

在公共卫生领域,预警制度承载着危机预防与控制职能,是风险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危机预警的作用机理包括预防式治理、集中式治理、数目化治理、多手段治理,能够有效抑制公共卫生危机的传播与蔓延。基于法治理念、法治结构、法治技术的三元分析框架,能够为危机预警的法治完善提供助益。在法治理念层面,应当确立风险预防理念的指导地位,提高预警程序效率并且实现全周期覆盖;在法治结构层面,需要强化政府主导功能,构建多元信息渠道以及信息互动、反馈机制;在法治技术层面,在信息平台建设、决策标准构建、预防观念塑造等多个方面投入制度资源,实现预警技术的规范化与可操作性。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阻滞因素与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风险社会中的谣言?流言与恐慌

谣言和流言是大众在社会中相互传播的无根据尧不确切的信息袁恐慌则是在社会危机状态下,人们面对现实的或想像的威胁做出的不合作或不合理的心理与行为反应。谣言和恐慌自古就有,但在现代工业社会却被赋予了诸多新的特征,并因此成为充斥着风险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常规议题。作者以2011年3月流行的“谣盐”为例,分析了谣言制造与传播的一般规律,并提出随着现代社会风险的增长,以及传播的便捷性,增加了谣言及恐慌在现代社会中扩展和蔓延的可能性,但后者也成为风险防范的可能的预警机制之一。     

论公共危机事前风险管理与评估

公共危机事前风险管理与评估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前哨,公共危机事前风险管理机制设计是全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重要和首要组成部分。公共危机事前风险管理与评估的流程,主要由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监控、风险沟通等五个步骤构成。公共危机事前风险管理与评估机制设计致力于从根本上防止公共危机风险的形成、爆发,是一种对公共危机进行超前管理的系统,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突发事件报道框架对受众认知活动的影响——以2013年H7N9禽流感时期两家媒体报道为例

突发事件发生后,以特定的媒体报道框架来引导受众认知是危机传播管理的常见技巧.通过对2013年H7N9禽流感时期,网民针对凤凰网与新浪网报道所发评论帖的分析发现,在突发事件报道方面,媒体的框架设置活动具有吸引受众注意力的作用,但对受众态度形成影响不大.要促进受众对突发事件形成正确认知,新闻媒体应当注意发挥平衡式框架的认知引导功能,科学规划平衡式框架与倾斜式框架的应用范围,重视新闻转载中的二次框架设置活动.     

谣言在老年易感群体中的传播研究:信息、渠道与受众

媒体融合的高速发展给中国老年人的信息传播生态带来了极大挑战,引发了老年信息传播中谣言肆虐的社会问题,损害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社会信任,进而影响正常的公共秩序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基于中国老龄化趋势下的谣言传播现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形式采集谣言易感老年群体相关数据,并结合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谣言在老年易感群体中的广泛传播是由谣言的信息特征、谣言在老年受众中的传播渠道和谣言易感老年受众的特性三方面传播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科学有效地治理谣言,需综合考虑三方面传播要素。     

主流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舆论缓释作用

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危机的进程和解决。特别是那些影响巨大的主流媒体,它们在危机传播中有着自身固有的优势,同时也必须承担起更加重大的责任,应努力充当“社会舆论的减压阀”,在危机传播中起到“公开信息、澄清事实、平息谣言、鼓舞人心”等舆论缓释的作用。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谣言：危机噪音流的形态分析

1962年,美国农村社会学家罗杰斯在其发表的研究报告《创新与普及》一文中,把传播过程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信息传播过程的“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它的作用在于告知人们发生了什么;二是作为效果形成和发散过程的“影响流”（Influence Flow）,它的作用在于告知人们应该怎么办。而通过对危机传播特点、危机传播系统要素和危机传播模式的探讨,有学者加入了一个新的“F”——噪音流（Noise Flow）。换言之,危机传播流是由信息流、影响流和噪音流三部分聚合而成酌。亦有学者指出,危机噪音的主要形态是危机谣言。谣言的控制和管理亦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煤炭企业危机传播中的角色担当

针对煤炭企业危机传播过程中政府、企业、媒体、公众四个主体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及责任担当问题,从煤炭企业身份变化、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入手,结合新时期舆论环境和受众的新特点,研究了大众传媒在传递信息、反映和引导舆论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对四者在煤炭企业危机传播过程中各自的角色担当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企业网络危机管理初探

以Burnett所提的危机情境四要素为基础,结合对网络传播特性之分析,从危机的时间压力与网络的"实时"和"跨界"功能,危机的灾害控损与网络对"组织-公众关系"本质的冲击与影响,危机的威胁程度与网络危机在匿名、网络谣言与信任度上的威胁,危机回应选择限制与企业的危机回应战术等四个方面,系统地剖析了网络科技对于危机管理产生的机遇与挑战。     

企业危机话语修辞情境分析——以杜嘉班纳危机话语为例

本文基于危机话语修辞情境理论,将危机话语传播与修辞情境相结合,通过分析“杜嘉班纳”的危机话语来探讨修辞情境在企业危机话语中的作用机制,同时分析该企业在危机话语中修辞策略的使用及效果并提供相应的建议。研究认为,在杜嘉班纳此次危机发展过程中,修辞情境对危机话语主要起到了限制及评价作用。而在修辞策略的使用上,杜嘉班纳并未采取有效的策略,同时未对受众的反馈进行反思,导致其危机话语并未实现应有的修辞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