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态伦理实践

“美好生活”在中西伦理史中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传统伦理思想中的“美好生活”主要与个人的美好德性相关联,而工业化以来人类对自然的不断征服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工业文明引发的生态危机成为追求美好生活必须解决的问题,由此促进了人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即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的“美好生活”的必要基础。自此,美好生活与生态伦理生成了一种双向耦合关系,这要求人们遵循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建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美好生活需要的伦理观包括承认自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天然权利,人类必须尊重和保障自然权利,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要秉持生态公平原则,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性。而生态伦理导向的美好生活实践路径包括生态伦理思想、生态法和生态正义观等的教育、宣传和普及,重点对城市空间布局与生活功能进行优化,以实现生态伦理价值作为科技发展的核心要求,限制不符合生态伦理要求的所谓“新科技”。融合运用包含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批判运用西方生态伦理的不同观念,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生态观和实践观作为人们践行生态伦理导向的美好生活新家园的现实依据,将成为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中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道路。     

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谐

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它涉及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通过对传统发展现的反思,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手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终目标。可持续发展还是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和谐协调的发展。人与自然相互对立和投使的时代理应终结,和谐融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成为人类共同的理想。此外人与人的和睦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和保证。人类社会中的不公与强权是导致生态失衡的深层原因。因此,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使人与自然协调的前提。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幸福向度及其实现保障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真谛在于个体、社会、国家各层面的“幸福”,个体的“幸福”意味着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的“幸福”意味着和谐与平等;国家的“幸福”意味着经济雄厚、政治民主、生态宜居、民族繁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具有个性化特征,同时也具有广泛的共性特征。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离不开人民的共同努力,而在国际形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大背景下,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人民美好生活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探析

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他对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的深入思考,对于现代社会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解决各种矛盾冲突提供了指导思路。指出要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看到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自然对人类的包含性,也要看到自然的先在性与人类的自主性。只有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实质,才能真正理解“两大和解”与“两大提升”以及“自然报复论”,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批判与超越:丁尼生诗歌中的伦理观

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伦理观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对人性和自由的压抑、对名利的追求、对上帝的怀疑等.丁尼生对诗人所应承载的道德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从个人的意志自由、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的层面对当时的自由观、生态观、爱情观和宗教观等方面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新的构想,倡导超越世俗的精神自由、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自然伦理、平等互信的爱情关系、以及超越教义的宗教信仰等伦理思想,从而有利于缓解维多利亚时期思想混乱和道德危机.     

平等真义辨

在对"平等"这个道德理想的解读和实现中,不仅需要考虑平等与正义的关系,也需要考虑平等与自由的关系.正义意味着平等;平等一定条件下是正义的体现.平等优先于自由,自由应遵循平等.平等,是人的主体地位和尊严平等;是对各种利益平等对待;是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应有一定程度上的物质平等和有限的结果平等.     

论人水和谐

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可从两种理想类型人手探讨人水关系。在“人水不谐”型里。人与水环境的互动呈恶性循环：水污染导致居民患病，影响经济发展，诱发贫困；随着污染危害的加深，出现人口迁移，进而加剧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等次生社会问题。“人水和谐”型为人与水互动的良性循环：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发展生产，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为保护环境提供了动力，也为社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重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特征及生态知识，是实现由“人水不谐”向“人水和谐”转型的认知前提。     

自由与平等：冲突抑或相容？

针对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联性，当代政治哲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观点：“冲突论”和“相容论”，前者主要以罗尔斯、哈耶克和诺齐克等人为代表，后者主要以德沃金和柯亨等人为代表。就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而言，罗尔斯的折衷立场处于论辩的中心，正是基于对罗尔斯立场的不满，右翼和左翼才围绕自由与平等是相容的还是冲突的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无论冲突论，抑或相容论，都既追求自由，又追求平等，只不过对自由和平等有着不同的定位。事实上，自由和平等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和价值，人们不能笼统地说自由与平等是冲突的还是相容的，在申述自己的立场之前，必须明晰其所言说的是何种自由与何种平等。     

“两个结合”：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理论源泉、历史根基和实践逻辑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具象化体现。马克思主义秉持“人本”逻辑,基于“现实的人”的需要,勾勒出人的美好生活图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自由自主的活动和劳动、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占据重要位置,蕴含着实现人的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向现代国人展示美好生活的遵从自然、义利统一、天下大同的应有之义。由此,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既需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美好生活思想提供理论源泉,也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历史根基,更需要立足现实,通过协调经济、政治、精神、民生和生态等五个方面的实践举措全方位推进。     

自由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追求

自由幸福是美好生活的集中体现；追求自由幸福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使命就是保障每一个个人追求和实现自由幸福。法治的自由价值和幸福价值高度关联融合。自由是幸福的前提，幸福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幸福是最高位阶的价值，意味着人生存和发展的完满；法治则是实现普遍自由和幸福的首选方式。资本主义使追求自由幸福合法化，却因其“虚假共同体”的本质而制约着自由幸福的普遍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聚焦自由幸福这一根本价值，既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护航，也促进“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实现普遍自由幸福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新科技革命与共享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解读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科技进步极大地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实现了利益总量的增加,但资本操控技术以实现利益独占,造成科技创新与利益共享的背离。该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基于“资本—技术”之间的关系,探讨科技创新与劳动者、科技创新与消费者、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等场域之间的矛盾。新科技革命改变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了消费者在物质消费领域的主体地位,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应积极借力于新科技革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推进生态化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创新与利益共享的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     

论禅宗思想的生态诠释

禅宗思想的生态诠释,首先必须明确禅宗所关注的是人的解脱,而不是生态环境。禅宗与生态哲学的互动必须在一个基点上才是可能的：所试图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所遭遇的“苦”,在这个基点上,禅宗追求的解脱与生态哲学关注的自然相联系;探讨作为禅宗思想生态诠释的核心范畴的“无情”及“无情有性”“无情说法”命题的意义,显示在“空”的基础上实现的诸法平等;随之而来的是对泛神论的质疑和对杀生行为的问难。禅宗通过“无情”范畴及其命题,以及“无情”意象,所要揭示的意义是相同的：通过“空”而平等。生态哲学希望达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应该借鉴禅宗“空”的平等,并搁置其所含有的宗教性,从“认识人的问题与自然的问题的平等”出发,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以人为本与人类中心主义辨析

现代语境下的以人为本 ,除了要继承发扬人类思想史上曾经提出的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维护人权平等 ,注重人的个性发展这些积极文化成果外 ,还应把人类的生存价值作为终极关怀纳入其中 ,这样才能合理地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需要厘清现代“以人为本”原则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区别 ,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基本需要 ,实现以人为本价值观在解决人与自然矛盾中的现代转化。     

马克思生态休闲思想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休闲是人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休闲思想的论述富含了深刻的生态意蕴,构建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休闲样态。其中,生产力高度发展下自由时间的积极利用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态休闲的首要条件,“人类同自身和解”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解”相统一基础上的劳动和休闲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态休闲的必要条件,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态休闲最终旨归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共产主义生态休闲思想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生态启示。     

论康德“美是道德的象征”命题的大前提

康德对人及人的自由的思考与重视,正是他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命题的大前提。康德哲学美学是主体性学说,在哲学人类学的背景下,美必然以道德为旨归;该命题有着深远的历史思想渊源,在其哲学探索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背景中诞生;同时也与康德推崇卢梭有重要关系,受卢梭影响而对人及人的自由重视;该命题的提出有着它的现实基础,康德感于当时人的生存状况而对人及人的自由思考与重视“,美是道德的象征”就是在意识层面上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     

公正与人道：以德治国的道德原则体系

以德治国的最重要原则是公正 :一方面 ,每个人因其最基本的贡献完全平等———每个人一生下来便都同样是缔结社会的一个股东———而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 ,这是“完全平等”的公正原则 ;另一方面 ,每个人因其具体贡献的不平等而应享有相应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 ,也就是说 ,人们所享有的非基本权利的不平等与自己所做出的具体贡献的不平等的比例应该完全平等 ,这是“比例平等”的公正原则。但是 ,公正不是以德治国的最完美原则 ;最完美的原则乃是人道 ,因为人道的根本原则———自由———是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 :个人越自由 ,他的个性发挥得便越充分 ,他的创造潜能便越能得到实现 ,他的自我实现的程度便越高 ,因而社会便越繁荣昌盛。     

生态时代的意识形态性探讨

生态时代来临的意义不只是局限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更在于它作为批判和解构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生成物,包含着对资本主义造成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平等的生态批判、对社会主义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合理性论证和价值追求,表达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未来走向,蕴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价值。     

论刘亮程作品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涉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思想，是指导当代生态创作的思想基础。刘亮程作品中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包括人与自然共生的整体观，人与万物生命的动态交融及人与自然繁荣的存在观三个层次。人与万物平等、感知、亲和的生命交融中，指向了一个人与万物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生态整体，实现从认识论层面生态整体的探讨和存在论层面人与自然繁荣的生态建构。对现代人生态自我的塑造和社会生态文明的反思与助力，彰显了作家面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和问题意识。其作品既发展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有利因素，促进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契合当代生态存在论中“人—自然—社会”系统整体繁荣的生态思想，有着独特的美学特色。     

社会主要矛盾、共同富裕与社会建设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逻辑地蕴含着“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讲,共同富裕应该是一种既充分又平衡的发展状态。社会建设通过促进人们对于既有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助力“共同富裕”,更好地满足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鉴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是我国发展之“不平衡”的集中表现,目前来看,社会建设之于“共同富裕”具有双重意义。社会建设所强调的对于发展成果之“合理共享”的“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成果的享有必须联系对成本的承担;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维持作为人的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在现代社会通常以普遍而平等的基本社会权利来体现的需要。“共享”的伦理前提是“共建”,“共享”的事实前提是“共治”,即每一个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平等参与权、话语权,唯有共建加共治,才有可能通向共同富裕。     

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

泛神论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赋予其观照自然的独特方式,故而诗作具有人与自然融溶合一的浪漫情怀。它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国诗学传统,促使在反传统以后处于近乎失语状态的“五四”人与传统诗学精神遇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五四”人还对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主动选择和改造,使之带上反传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