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平台私权力的经济法规制

电商平台私权力在本质上是由其经营者因提供交易场所而掌握的一种市场管理权,这在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垄断通过市场份额的累积控制市场并以此获取垄断利润的私权力运营模式,将民事领域私权力引向了全新的领域。因而,欲以市场结构标准为重的《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未免力有不逮。鉴此,经济法宜根据电商平台私权力的特有生成机理、运行机制及作用路径适时改变规制策略,在充分激发电商平台公共性的基础之上,完善平台内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规则,设立政府性基金保障平台用户的信息安全,同时对电商平台总规则进行司法审查,并且在《反垄断法》中引入积极性承诺制度以规制超级平台,以此确保互联网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论行政权力与大学学术自治

大学的主要使命在于创新知识、传播知识和培养创造型高素质人才,这三者的关键又在于学术创新.学术创新需要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更需要学术自治.目前行政权力严重侵蚀学术自治,不仅助长了学术浮躁之风,导致学术空气僵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大学学术创新能力的开掘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平台滥用算法权力的法律规制

平台基于算法技术优势、数据与用户交互基础和资本优势对算法相对人生成具有控制性的新型社会权力,造就平台算法权力。随着算法权力的不断扩张,平台利用算法实施数据滥用、恶意封禁、算法歧视、侵蚀公共权力等现象频发,侵害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相对人、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针对此,在进行法律规制时应将算法承载着的平台的“代理者”角色作为认知基础,重点围绕作为算法权力滥用主体的平台以及平台的滥用行为来进行。具体而言,应赋予个人以新型权利的方式来对抗和制约算法权力,构建平台“守门人”约束制度以强化对“守门人”的权力监督,加强对平台的反垄断监管与执法。     

论村民自治权力制约机制的构建

对村民自治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与制约,是保证村民自治权力运行不偏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村庄公共利益轨道的基本途径。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文规定较为模糊,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与文本设计有所偏离。应当以村民自治内涵为基础,以权力划分与制衡为思路,构建"村权三分、支部监督、村财共审、规范公开"的村民自治权力制约机制。     

边界重构与监管赋能：平台经济发展中的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转向

平台经济在释放创新红利的同时给政府监管带来了巨大挑战,通过发挥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对政府监管过程的规范和引导作用,能够对挑战进行有效回应。首先,经济形态的不确定性、企业责任的模糊性、侵权救济的脆弱性等平台经济负外部性问题,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转向提出了现实诉求。其次,动态调适的机制内驱力、“数治”驱动的技术外推力和包容审慎的政策拉动力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为平台经济时代的权责清单制度转向提供动力支撑。再次,为实现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应着眼于边界重构和监管赋能,推动权责清单制度在政务服务上做“加”法、在市场准入上做“减”法、在平台赋权上做“乘”法和在行政管制上做“除”法。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村级公共权力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与乡村治理都是围绕着村级公共权力展开。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被赋予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基本内涵,随着农村社会分化情形的不断加深,进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出现分化,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些现象与当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关联,既反映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性,也能够为分析村民自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思路。     

论乡村社会自治权力区域效力的绝对性

在乡村社会中,乡村自治权力的行使实质上是以民主的形式,在特定区域内以秩序和功利为指导原则,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它的构成及其运行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类似“姑娘户”一样的现实问题,除了源于固有的社会传统外,还基于其内在的法律特性———自治权力的区域效力绝对性。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从社会法学的视角剖析这一特性及其成因,既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又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只有寻求自治权力控权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才能更好地指导自治权力的实践活动。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的行政法透视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是一个在逻辑上不存在、在现实中缺乏依据的"假问题".大学内部的权力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学术权力" 与"行政权力",如果说提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我国大学办学自主权及保护学者的合法权益问题,那么这种划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分析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学与政府权力关系的层面,一是大学内部权力关系层面.前者实际上是大学自治的问题,后者实际上就是权力在大学内部各组群之间的分配问题.组群大学的出现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标志.     

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合理调整

任何政治权力系统都必须建立在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上 ,方可得以稳定和巩固。我国国家行政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是权力来源于对人民利益的实现能力和程度。我国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经历了稳定、危机显现、合理调整的发展历程。     

平台权力法律关系的理论构造与规范控制

平台运营方、双方或多方用户间形成的平台权力法律关系的非对称性是导致互联网平台上诸多问题发生的根源。平台权力是平台权力法律关系的决定性要素,其本质是平台基于“看门人”地位、纵向整合能力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而获得的社会权力。平台权力的存在,使得平台权力法律关系在内部构造（平台权力关系）中表现为平台对用户的支配关系;用户条款的存在,使得这种支配关系在外部构造（平台法律关系）中被转化并确认为一种平等的合同关系。应当承认用户条款的社区公约地位,加强以用户条款为核心的、由平台与用户共同参与的平台自治,规范平台权力的行使,对用户条款进行备案审查并制定示范性文本。     

对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概念及其关系的再认识

高校的学术权力是学术组织或学术人员运用专门知识对学术活动中的学术事务进行判断和评价并做出决定的权力,行政权力是行政组织或行政人员在一定的组织管理系统中按照固定的级别层次和职能划分,对职责范围内的事务性工作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权力。两者在权力来源、运行方式上存在着明显差别,高校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应相互制约与协调,共同为高校发展服务。     

社区自治:架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自治化的社区组织以集体多数决之方式选出代表委托其行使权利。代表由下而上按一级两托之方式组建各级国家政权。政府实施的法定积极作为义务,均回落至人民所在的最小社区:居/村委会。《宪法》第2条与第111条构成了权利转化为权力、权力为了并保有促进权利之双环封闭链。其中公民社区自治既是起点又是终点,更是构成国家一切权力之合法基础。承认和尊重并保障公民社区自治是政府依宪治国的必由之路。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民自治权力关系

以"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村民自治权力关系时,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村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能够得到较好的阐释:集合意义上的村民作为宪政体制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下的当然权力主体,因自身的知识水平、民主意识、信息能力、组织能力等方面的缺陷,将乡村自治的权力委托给村民委员会行使。集合意义上的村民是委托人,组织形态上的村民委员会是代理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形同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村民委员会受托对村庄的公共事务进行决策与管理。     

行政下乡与自治下沉：国家政权建设的新趋势

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处理好与地方自治单位的关系。现阶段行政下乡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村级组织的行政化色彩加强,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另一方面惠农政策进村入户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增强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但是,农村基层行政效率总体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自治单位从行政村向自然村下沉,激活了村庄社会积累的内生性资源,使得以自然村为边界的社区社会组织兴起,为农民提供了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公共事务的空间。这意味着后税费时代国家政权建设不是要完全打碎地方自治单位使国家权力直面农民家庭,而是应重视农村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社区自治能力的提升,增强国家通过社会获得权力的能力,构建社会自治协同提升基层行政效力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论权力自觉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工具理性以制度设计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反思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不但是政府自身制度的变革,更表现在改革运行过程之中的人的改造.行政体制改革中人的改造的缺席致使其走入困境,权力的异化实质是人的异化,行政主体的权力自觉才是行政体制改革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权力自觉核心思想是权力的价值理性回归和生存危机意识.化解权力自觉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张力,行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     

政府获取平台数据权力的构造与边界

基于个案调查、行业监管和行政决策等多元目的,政府以强制调取、要求企业报送和端口接入等多样化的方式获取平台数据。基于行政权对平台数据资产权益、经营自主权以及个人信息权益的干预,厘清政府获取平台数据的权力构造和边界。不同场景下的政府权力呈现行政调查、行政检查和新型权力样态的杂糅,产生了法依据析出难题和传统权力约束规范在新场景下的准用难题。场景化和类型化的思路有助于实现权力的精准规范,须借助“主体-目的-手段”要素细化场景,厘清新型权力行使的正当性边界,以获取数据对个人信息造成的风险程度和对平台形成的负担类型为标准,匹配有差别的程序控制要求和实体审查标准,形成权利保护和权力约束的梯度构造。     

论电商平台专利侵权中权利人有效通知的认定

【目的/意义】通知具有推定电商平台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是否就损害结果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的效力，有效通知在实质上可促进电商平台积极作为，在形式上会遏制一部分恶意投诉的现象。【设计/方法】通过对相关案例及争议观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现行立法对通知的原则化规定导致实务中对专利领域有效通知的认定标准出现不统一，同时有效通知标准也受限于电商平台专利侵权的审查能力。【结论/发现】在专利侵权中应对有效通知课以更高标准，而适当降低电商平台的注意义务。在客观上，有效通知内容中的专利侵权初步证据需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通知的形式应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而不必符合电商平台的投诉规则。有效通知主观状态需以善意相信为标准，但不应要求专利权人负有合理使用的审查义务。     

宪政的基础：市场经济和权力边界

2013年新年献辞，多方呼吁宪政。 宪政不是浪漫主义的高调，需要各方划出各自的责、权、利边界。任何宪政都非一蹴而就，而需要漫长的奋斗过程，在奋斗过程中可能有强权、有流血，也有各方利益集团在公开的平台上绝不浪漫的斤斤计较的博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