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农业发展与农村老人抑郁：代际关系的渠道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农业发展抑或影响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和老人心理健康。利用2017年陕西关中农村老人福祉调查数据,分析了代际关系在特色农业发展影响农村老人抑郁中的渠道作用。研究发现,特色农业发展对农村老人抑郁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特色农业的初步发展对农村老人抑郁没有显著影响,特色农业的成熟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农村老人的抑郁水平;特色农业成熟发展可以有效增进代际团结、减少代际冲突,从而改善代际关系;代际关系中联系频率、看法一致性、情感亲密度、家务支持频率和冲突频率在特色农业成熟发展对农村老人抑郁的影响中共同起着渠道作用。基于研究发现,面向政府、村庄、家庭及个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城市老人子代照料者的压力过程机制与社会支持效果——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的双调节作用

基于压力过程与社会支持缓冲理论,运用8省份1541份调研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在城市老人子代照料者的客观压力源与主观照料压力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从血缘关系和女性视角分别对比不同子代的人群差异。研究发现：老人照料需求、子女照料强度和压力评价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社会支持在子女照料强度与照料压力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且非正式支持的调节作用大于正式支持。在不同子代群体中,儿子更得益于正式支持的作用,女儿和儿媳等女性照料者则更加依赖于非正式支持的调节。未来应从家庭整体视角建立完善的照料需求评估制度,通过树立照料者性别平等意识,提高已有政策利用度和替代性服务获得性等方式缓解照料压力。     

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呈现情感化趋势.通过对城郊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田野考察,在三代视域中分析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互动逻辑.结果表明:城郊农村子代与父代的关系表现为交往型代际关系,即以"资源投入-情感反馈"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并具有子代依附性、代际互动日常性与互惠性、价值整合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打工经济的兴起、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郊家庭"一城一乡"居住格局,共同构成交往型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与子代形成多元互动策略,通过教养分离、亲密关系建构和互动均衡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总体平衡.交往型代际关系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调整的结果,具有高度情感性特征,有利于子代发展和家庭关系和谐.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平衡过程,以此理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迁.     

何处为家?——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中的身份冲突

当前身份冲突研究多以群体视角为主,缺少对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研究发现,农民企业家在返乡创业过程中面临身份冲突困境,表现为其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和当前的市民身份之间产生冲突。身份冲突缘于农民企业家在维持农村传统家庭和城市小家庭团结时的左右摇摆,从而造成身份认同的失衡。为缓解返乡创业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失衡,农民企业家采取了创业地点分流措施,在“经济能力强—农民身份感强—团结农村家庭”的情况下选择“返乡农村创业”,在“经济能力强—农民身份感强—团结城市家庭”的情况下选择“返乡城市创业”,家庭团结左右着农民企业家创业地点的选择。这一过程反映出了个体选择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并启发我们在分析人口流动问题时应兼顾客观环境与行动主体的主观认知,以便推动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进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城乡差异分析

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从家庭整体视角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整体视角下三种代际关系类型（紧密型、赡养有间型和疏离型）的共同特点是子女均为父母提供了高频的经济与情感支持,代际空间距离的扩大是形成赡养有间型和疏离型的重要因素。代际关系类型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占主导是紧密型,农村占主导是赡养有间型。代际关系类型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城乡,高龄老人与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紧密型,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与子女成为赡养有间型,失能以及丧偶的老年人不太可能与子女成为疏离型,儿子与女儿数目的增多显著降低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此外,结果还显示老年人独立住房的拥有增加了城市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但是降低了农村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     

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目前我国部分贫困人群正从暂时性贫困转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将影响社会公平、稳定和发展。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基于CFPS数据库,构建了父代和子代成人数据库,分析了父代家庭发展能力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文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分为家庭策略、家庭功能和家庭禀赋三个维度。发现全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经济收入也仍然是当前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子代的经济收入从依赖父代家庭的强关系网络转向依赖家庭外社会网络,从依赖家庭代际财富转移到依赖社会就业实现发展;父代家庭从业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更易获得也会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应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减少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指导建立和睦的亲邻关系,从各方面积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探析

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基于CGSS(2017)数据测算中国当前的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明晰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其特征,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城乡子代与父母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教育代际持续性较强,而城市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较高;农村子代与其母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而城市子代与其父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农村子代的教育获得水平更容易受到父辈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而城市子代的教育成就更多地只与其父辈的教育水平高度关联。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村子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绝对弱势是造成农村地区教育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改善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应当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提升,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整合性溢出：老年人自养秩序的一种解释——基于豫、鄂、湘三省的田野调查

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基于四代家庭结构,构建“整合性溢出”的分析框架,试图分析农村初代老年人自养秩序的形成机制。农村家庭面临的发展压力,是初代老年人与新三代家庭分隔的外在驱力。“新三代家庭”内部进行了资源、伦理和情感的三重整合,强化了其内在整合动力和代际间的下行支持力度;而初代老年人因有基础性收入保障和村庄熟人社会基础,降低了对子代家庭的代际反馈要求。在新三代家庭整合、初代溢出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养老反哺模式难以维系,初代老年人从农村家庭中“整合性溢出”,自养秩序得以生成。     

代际契约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的形成机制及治理启示

家庭是老年贫困形成的基本场域,深入微观家庭理解老年贫困的形成机制是优化老年贫困治理的基础。基于代际契约的理论视角,通过对江县南村的实证分析指出,家庭内的代际契约是老人应对贫困风险的重要作用机制。在代际断裂、代际博弈和代际贫困辐射等客观风险的冲击下,这一作用机制有失稳定,会加剧老人的贫困风险或贫困程度。而已有的治理行为虽能有效缓解老人的经济贫困,但难以缓解老人其他维度的贫困,甚至会在过度干预家庭私领域的过程中逐渐偏离治理目标。基于此,从两方面探讨农村老年贫困治理路径,一是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基本逻辑要从以代际契约为基础向以国家契约为基础转变,二是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干预手段需从政策“赋责”向政策“赋能”转变。     

变动中的养老空间与社会边界——基于对农村养老方式转换的考察

在工业化、市场化激荡下的后乡土社会情境中,农村养老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并面临养老空间和养老边界的变动。“少子化”和社会流动的现实使得农村老人脱离代际寻求自我保障和社会支持的现象愈加明显,老人“牺牲自我”而维护家庭延续的责任伦理较为突出。同时,家庭结构从复杂化逐步向简单化发展,养老边界呈现出从家庭到自我、家庭到社区、社区到社会的溢出与重置现象。在此背景下,需要将老人的自我养老能力纳入决策分析,关注“老人农业”这一自我养老实践形式,并扭转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各自的研究视角,把纵向时间维度上的农村养老变迁与横向空间维度上的农村养老分化综合起来,形成网络式的研究方式。     

农村纯女户的双系反哺实践困境与家庭养老危机

通过对湖北桃花村纯女户家庭养老的实证调查,探讨了女性的双系反哺实践和纯女户的家庭养老危机。研究发现,夫系老人依靠制度优势和自身的主动付出获得了更多的子代赡养资源。而妻系老人之所以会陷入贫困状态,子代资源供给不足、代际互动不足以及制度支持不足是三个主要原因。基于此,提出应倡导夫妻共同承担双系赡养责任,鼓励妻系老人主动维系代际亲密关系,重塑新时代双系婚姻制度,以双系家庭回应双系反哺。     

子代情感支持选择对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安徽省的问卷调查分析

根据2011年“安徽省老年妇女养老问题农村地区调查”数据,应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村地区老年妇女在情感支持方面不同子代角色的选择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情感支持方面选择儿媳和女儿的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发生比较高,选择儿子和女婿的则对其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     

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阴云犹在”亦或“拨云见日”:早期饥荒经历与农户借贷行为

从生命历程视角,利用2020年关中平原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村个体生命周期早期饥荒经历对其成年后借贷行为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并探究早期饥荒经历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研究发现,早期饥荒经历会显著增加农户借贷行为,并通过提高风险偏好、增加人力资本和强化心理韧性来增加借贷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早期饥荒经历对女性户主的家庭借贷行为影响更大,对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更明显,青少年时期经历饥荒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更高。早期饥荒经历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即父辈饥荒经历会促进子代借贷行为。基于此,政府在健全农村信贷体系过程中,要关注农户早期饥荒经历及其代际传递,引导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差异化的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来持续拓展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中国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趋势与变迁------来自七省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七省区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揭示了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子女家庭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水平较低,且重视经济支持,日常事务性支持与情感支持欠缺。因子女外出就业、结婚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显著高于因儿子分家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老年人;亲代与子代配偶相处得越好,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越多。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在代际支持上“分而不离”,但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加之家庭子女数减少,未来网络家庭的养老功能将趋于弱化。在居家养老仍为农村主要养老方式的现实下,为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改变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发展农村养老产业,实现农村养老资源多元化的同时,重视农村现代养老文化建设已成为必然。     

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2003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研究劳动力迁移对农村家庭养老性别分工的影响.发现,子女外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性别分工模式,但是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提高.外出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大,使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外出儿子对老年父母增加生活照料的可能性更小,促使子女生活照料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而外出使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情感支持的可能性更大,儿子和女儿在代际情感交流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农村家庭伦理价值与代际关系的权变——基于苏北渔村四代同堂家庭的个案调查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城市化浪潮和市场化竞争中有其自身的适应逻辑。农村四代同堂家庭虽具传统大家庭同居共食之形,但其价值伦理已经发生权变。即家庭内部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通过分财独立和空间区隔保持代际成员之间的自主性;代际之间以子代核心小家庭为重心进行资源倾斜,形成亲子关系倒置的理性化关系格局。面对城市化压力和市场化竞争,农村四代同堂家庭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代际分工中形成情利一体的伦理共同体,究其本质是以核心小家庭辐射大家庭的代际关系实践,体现了农村家庭积极理性化的权变策略。     

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探讨

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供需矛盾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通过对341位农村留守老人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虽然家庭成员仍是留守老人的重要照料者,但农村留守老人的照料方式已由传统的代际照料转变为基于婚缘关系的自我照料。在产出性老龄化视角下,实证分析表明:农村留守老人自理能力越差,得到的照料越少。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根源在于纵向远距离代际照料困难、横向自我照料风险所导致的家庭照料功能弱化。因此,当家庭照料不能满足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需求时,社区照料是一种重要的补充模式。     

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将家庭笼统地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去看待,重点讨论的是家庭发展能力的政府责任,忽视了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社会基础。通过将费孝通提出的父代对子代的抚育责任,进一步细化为基础养育责任、教育责任、婚姻责任与隔代抚养责任四个主要方面,研究发现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构成的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扶养三个维度在全国不同农村呈现区域差异分化。而在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后,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三个维度构成的代际支持力度与代际合力强弱,将会进一步影响年轻子代在参与全国性市场竞争中的家庭发展能力。依据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三个维度的强弱分布,子代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整体竞争力排序由高到低大致为:东部村庄、中部村庄、北方村庄、南方村庄和西南村庄。研究提出的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将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启发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