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归尘》中的大屠杀历史记忆隐喻

品特1996年的收笔大作《尘归尘》蕴含着深刻的大屠杀历史记忆隐喻。通过对大屠杀受害者犹太民族、大屠杀种族灭绝暴行、大屠杀目击者传记互文下的历史记忆以及大屠杀历史修正主义的诸多隐喻,《尘归尘》艺术地再现了后现代语境下历史、回忆与话语交叉渗透、众声喧哗的大屠杀历史记忆现状。《尘归尘》不仅影射了大屠杀这一人类种族历史上的残酷浩劫,更通过呈现话语游戏、话语权力与循环重复的意象等艺术手法呈现了后大屠杀时代历史记忆的模糊性、话语性和创伤性,展现了品特戏剧在艺术与真实两维度之间精湛的驾驭能力。     

普拉斯《阿里尔》诗集中的文化记忆

评论界惯常认为普拉斯的经典诗集《阿里尔》是她在婚姻破裂时极端情感的“自白”,个人记忆的表达.本文通过从文化记忆的视角诠释她的《阿里尔》诗集中的名字所包含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下大屠杀的恐惧、文化记忆下的核战争,以使读者摆脱“自白”对她的诗歌的束缚从而真正理解《阿里尔》诗集.诗集被置于历史时空中审视时不仅是普拉斯个体记忆的缩影,更是集体文化记忆的再现,它展示了诗人作为自白派诗人的个体痛苦和经历,也暗含了诗人对政治和历史中集体记忆的关注,尤其是对二战和战后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等一系列国际事件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的关注.作为20世纪伟大的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以其独特的诗歌书写了特别的文化记忆并且重构了历史和现实.     

失孤·大屠杀·身份的碎片——论埃德薇奇·丹迪卡的小说《耕耘骨头》

《耕耘骨头》是海地裔美国作家埃德薇奇·丹迪卡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对1937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的海地人的文学书写。小说从大屠杀的幸存者女仆阿玛贝尔的角度叙述这一历史事件,让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关注大屠杀施加给幸存者、受害者及其亲友的灾难性影响,思考大屠杀带来的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问题,讨论对大屠杀进行文学再现的必要性。文章着眼于历史事件的后果,从人物身份与叙事视角出发,就“失孤”“大屠杀”与“身份”等问题进行细查,讨论作品对大屠杀进行文学书写的历史意义。幸存者拼缀破碎身份的努力既是为了求索自身存在的价值,也隐喻了对民族身份界定的公共思考的必要性;与自然灾害导致失孤后果相比,施暴者的刻意遮瞒掩盖使大屠杀导致的创伤更为深重,使受害者难以举证申讨,施暴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谴责。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文学书写在警示后代和预防类似灾难重现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战争·重建·记忆：论《大进军》中的历史叙事伦理

多克托罗的《大进军》是对美国南北战争末期北方军深入南方腹地的大进军的历史再想象。小说以战争宏景为依托,借广角镜式的历史全知视角、“大人物”与“小人物”并存的个体视角,融合客观史实与主体或主动或被动的主观感悟,共同再现战争暴力下历史个体存在的不自由,质疑内战神话,彰显战火中的家国与美国现代化转型期的创伤记忆。《大进军》以“伪文献”的形式凸显个体叙述与见证的历史,还原历史可能的本真面目,展现了多克托罗历史叙事中的他者历史正义观。     

历史灾难与影像记忆:《金陵十三钗》与南京大屠杀

作为特定的历史事件,南京大屠杀不容置疑,许多电影工作者尝试以影像的形式再现这段人间灾难.以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为例,从历史灾难与影像记忆的角度,对比分析其视角选择与影视改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观,反思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灾难及其艺术再现,希冀更好地铭记这段历史.     

《零》：后“9·11”美国的忧郁与哀悼

杰斯·沃尔特的《零》聚焦后“9·11”美国的集体哀悼问题,不仅讽刺再现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忧郁图景以反思集体哀悼的政治、伦理实践,更展望了一种批判性的历史哀悼。两种关于丧失的主要叙事——关于“丧失”的理想话语与电视媒体的奇观哀悼——界定了媒介化的主流哀悼,并生产忧郁的主体以服务例外状态和商业主义。在话语表象宰制下,忧郁个体无法理性反思“丧失”并遗忘了本真的情感体验。然而自我具有抵制权力的潜能,废墟“零”敞开了去媒介化的历史哀悼可能,即通过想象与记忆感知本真的情感,并从历史维度审视被遗忘的暴力瞬间。     

《一切皆被照亮》中的“后记忆”与犹太性

美国新生代犹太作家乔纳森·萨福兰·福厄的小说《一切皆被照亮》以一位美国犹太青年作家前往乌克兰寻根的经历为线索,借助魔幻现实主义重构个体层面的家族史和社会层面的犹太集体记忆。通过探讨小说中的"后记忆"与犹太性的关系,该小说体现了新生代犹太作家在后大屠杀时代继承创伤、延续犹太性,并以文学想象表现历史"真相"、照亮未来的不懈努力。     

《爱的历史》中的文化记忆书写

《爱的历史》是美国新兴犹太作家妮可·克劳斯的第二部作品,讲述了大屠杀影响下大屠杀亲历者和犹太移民后裔两代人的文化记忆危机。在象征系统、仪式系统和文本系统三层文化符号系统的文化记忆展演下,妮可·克劳斯展现了大屠杀幸存者及其犹太后裔的文化记忆的回避与缺失、复归与传承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犹太文化的追寻与认同,引导读者重新审视并反思文化认同的重建。     

文学虚构与历史再现——从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看历史建构之维度

海登怀特是叙事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着重关注了文学与历史之间边界的模糊性。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作为一种横跨历史与文学的创作样式体现了历史与文学的互渗。文章主要借助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通过对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的分析,从意识形态、美学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考察历史建构的维度,继而展现个体记忆取代官方记忆,小写历史取代大写历史,多元异质声音共存的后现代史学特征。     

菲利普·罗斯大屠杀书写的语境与特征

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大屠杀书写揭示了大屠杀事件从边缘逐步进入到美国犹太人身份认知核心的过程。文章从罗斯大屠杀书写的美国语境、大屠杀书写的悖谬性和大屠杀书写的空间化三个方面,探讨罗斯大屠杀书写的外围语境和内在特征,旨在说明罗斯的大屠杀书写一方面拓展了当代美国犹太作家大屠杀书写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展现了当代犹太人身份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希拉里·曼特尔《狼厅》的历史文本意识

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的《狼厅》表现出新历史的文本意识。作者大胆颠覆传统历史的写作方法,通过对叙事时序、故事人物的精心选择来编织情节,通过第三人称"他"叙事视角使读者进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通过神话这种非主流叙事来增强事件的神秘色彩。在《狼厅》中,文学和历史彼此渗透,想象和真实相互融合,作者用生花之笔再现了一个与传统历史记载不同的都铎王朝面貌,有助于读者拓宽看待历史的空间和维度。     

作为"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女勇士》

美国评论界一般将汤亭亭归入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一类,将《女勇士》作为非虚构类的自传来接受,结果导致对汤亭亭的边缘化以及对其作品的文学成就的忽视。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林达.哈琴在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文坛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潮流进行研究时,提出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概念。《女勇士》通过戏仿华裔自传,对这一文类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内涵,尤其是对华裔女性通过“被同化”、“被美国化”而受到主流社会接纳、实现“美国梦”的成功故事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该作品对华裔历史叙事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再加工,从而成为典型的历史编纂元小说。     

《红旗谱》：“红色”革命历史记忆的历史革命化范本

作为一部新中国“红色”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红旗谱》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人物和历史的成长形成了意义的同构。在英雄人格化想象下人物的阶级身份意识步步彰显、清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体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民族国家现代性想象和合法性确证的叙事范本。     

莫里森《上帝救救孩子》中的叙事判断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的收官之作《上帝救救孩子》以当代美国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黑人女性布赖德的成长历程。文章借助叙事判断理论,研究小说人物与读者对“虚假指控”这一核心事件所作出的阐释判断、伦理判断以及在此影响下读者作出的审美判断。这些判断一方面推动了小说叙事进程,另一方面使一系列社会问题得以揭露,从而彰显莫里森高超的叙事技巧、敏锐的历史认知能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舞的历史、当代性与记忆“再造”——以双雪涛、班宇的新东北叙事为中心

作为现当代重要的文化记忆之一,舞一再被当下叙事所征用,尤其在新东北文学中构成了独特的景观和内涵。双雪涛的《飞行家》《光明堂》、班宇的《双河》等小说创作,不仅利用舞的“兴”与“禁”的历史记忆,对城市帷幕后丰富性进行窥探,给予“零余者”回望或重返过去的机会,以及生成文本的“怀旧”感以建立其叙述的合法性,还试图通过区别于父辈的视角,对舞进行记忆的再造与内涵的更新,从而促成子一代这一新的历史主体与父辈的和解,并获得救赎的可能。     

“乡下人进城”文学叙事的政治伦理遮蔽与还原--以《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中心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沈西蒙、漠雁、吕兴臣编剧的九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是较早的“乡下人进城”作品.《我》的饱受争议与《霓》剧的名噪一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源于二者对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的不同想象.经由这一文学现象的考察,可见当代城乡差异叙事逐渐剥离阶级、国家意识的遮蔽与替代转向不同身份的生命的“生”的个体差异.“差异”的历史衍义折射了国家、阶级、民族宏大叙事的祛魅以及对生命本体差异现状的正视与回归.透视“差异”衍义的审美经验背后的政治,可知进城的乡下人在创造生活的同时也在创造一种历史.     

《末世之城》：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保罗·奥斯特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犹太作家之一,继其成名作《纽约三部曲》之后,他发表了小说《末世之城》。在这部作品里,奥斯特以“二战”时的犹太人隔离区为原型,塑造了一座被排斥、封锁的城市,构成一种禁闭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二战”大屠杀的历史史实与虚构的景观相融合,虚实相间,意蕴层叠。奥斯特借末世之城的禁闭空间再现了“二战”时期犹太人的苦难经历,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反犹势力的暴行。正是在反犹暴君的统治下,犹太人想要通过空间建立秩序的希望变成了一种虚妄。在小说中,奥斯特通过对大屠杀文学主题的探讨,表达了对历史和民族身份的记忆。     

伊恩•麦克尤恩历史小说《黑犬》的新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主张“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在承认历史的主观性,拒斥“宏大叙事”的同时,也认可了历史和文学在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上的相通性,让文学特别是历史小说获得了阐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应有空间。伊恩?麦克尤恩小说《黑犬》蕴含了丰富的新历史主义思想。小说通过不可靠叙述、视角转换与碎片化等手段客观地展现了主人公琼和伯纳德对遭遇黑犬和其他共同经历和见证的一些个人事件的不同记忆,说明历史和过去的不确定性和多维度性,以及它对“当下”个人的厚重影响。     

《聊斋志异》中历史事件的民间记忆及文学书写——以徐鸿儒事件多重叙述为中心

明末徐鸿儒及白莲教活动作为重要历史事件,在文本中展现出差异性书写.《聊斋志异》借助民间素材,通过文学性笔法和叙事结构设计,在《小二》《白莲教》(卷四)《白莲教》(卷六)《邢子仪》篇中,塑造出徐鸿儒及相关人物的全新形象.并在民间评判基础上,构建新的历史立场,提出"左道正用"的独特叙事逻辑,以市井民众的丰富视角、多重叙事线索对该题材加以多层次书写.在构筑徐鸿儒事件的民间记忆基础上,反映出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动关系.     

试论《红旗谱》的历史革命化叙事

《红旗谱》作为红色革命历史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其中,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隐喻了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人格化想象,是一种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