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六篇：法理学的反思——法理学的性质与当下中国法理学的流派

孟涛在《法学的性质：技术、科学或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法学目前只是停留在技术化的第一步,离真正的技术化还有很长的路;社科法学有助于了解中国法律实施的真实状况,有很大的扩展领域和发展空间;法律本身是否合理,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特别是要进行古今中外思想上的深层次对话。鲁楠则从比较法视野进行反思,眼下的中国法学流派之争究竟在争论什么？宋旭光则试图从流派之争的背后问题出发,明晰法理学学科性质并探寻法理学研究的进路。杨天江则告诫自然法理论研究者,出于对自然法理论研究尚未迈过初级阶段的原因,不仅不应介入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还应主动避免被迫的卷入。刘振宇对自然法之是否介入当下的学派之争则持另一种观点,现有流派都不足以将带有政治因子甚至于以政治话语为主的泛法律信息转化为法律话语,而自然法理论则可,从而推动形成中国法理学第三种智识。黄涛从古典法学的视角相对超然的审视流派之争,即认为需要适度地超越一种经验性的考察法律现象的方法,探寻人类应过什么样的法律生活,建构何种法律世界,以找到真正支撑规范生活的内在动力源泉。     

我国法理学教学内容的反思与重构

法学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法理学研究的是各种法律现象中带有的普遍性、根本性问题,它既关注法的共同性和一般性,又是一门自洽、独立的学科。中国目前的法理学教材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也存在内容庞杂、体系混乱等问题。根据法理学教学的理念和根本特点,我国法理学教材主要应包括法的一般理论、法的价值论、法学方法论以及法律与社会四个方面。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背景下“中国法制史”与“法理学”互动性教学探究

"法史学"与"法理学"是"理论法学"学科群的两块基石。在教学中,要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探究将"中国法制史"与"法理学"进行互动与贯通,一方面引导学生运用法理学的基本理论审视中国法制史的发生、发展,探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与问题;另一方面激发学生思考中国法史学对法理学理论的拓展与深化,挖掘法理学的本土资源。     

论法理学的更新

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历史,是由不同知识偏好的法理学者共同塑造的,因此也不会有惟一正确的法理学的定义和知识体系。这不仅体现在法理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也体现在法理学的研究中。晚近十多年来,社科法学的研究兴起,并且与法教义学形成鼎立之势。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教学研究热度也在不断攀升。

     

民法典编撰背景下国际私法法典化立法技术研究

法典化是立法者运用科学的立法技术将现行法律规范进行体系化的重构,以增强法的逻辑性和现代性.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的内容之庞大、体系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其在方法论层面所展现的科学逻辑与价值导向值得我国在构建国际私法典时加以借鉴.因此,在回顾国际私法立法论发展过程、明确法典化的立法选择的基础上,国际私法法典化应当充分吸收民法典立法技术的先进性.从合理规划的立法进程、精准简洁的立法语言、科学优化的立法结构等方面出发,推动国际私法的立法走向包含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送达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程序性事项在内具有完整逻辑体系框架的国际私法典.     

社会学法理学视域下的和谐社会发展阶段

和谐社会语境下,以人为本的内涵发生了演进：从关注复数意义的人转向重视单数意义的人;从保障抽象意义的个人权利转向着力改善具体的个人生活状况。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记录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进步,标志着法律发展的日趋成熟;和谐社会之构建,彰显了从契约到文明的身份的演进,预示着由法律成熟阶段过渡到法律社会化阶段。与之相适应,现阶段法律观正在向社会学法理学的范式转换。     

社会工作实践的法理学思考

从法理学的角度看,法律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规则体系,还是一项动态的社会过程和一种社会改造事业.社会诉求与实际需要使得社会工作成为法治系统的一部分,从而使社会工作与法的结合成为可能.从社会工作的法治背景、法的社会功能的拓展以及社会工作的法治属性等方面对社会工作进行了思考.把社会工作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管理制度看待,强调了社会工作实践的法治功能,并结合社会法学派思想探讨了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对社会工作实践进行法理学思考的意义.总之,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实践着社会法学的理念,对其进行法学分析有利于扩展法学研究的领域及其视野.     

法理学课程建设与改革新模式:应用法理学之建构

法学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其在培养、训练法律人才,促进法学研究,发展法学理论,为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服务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法学课程之改革是法治国家发展和法学教育之内在要求,而法学教育教学改革之关键在于对法理学课程实施改革.在我国对法理学课程实施改革必须论证一些基本问题:课程改革之必要性和可行性、改革目标和路径以及改革之预期效益.     

《民法典》背景下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困境与发展

地理标志凝聚了独特的自然人文特征,承载着极大的经济价值,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规划打造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目前在国际上对地理标志呈现出不同的保护模式。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也逐步形成了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产品以及农产品地理标志三种保护模式并列的局面。但三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保护重叠、标准不一等困境,制约着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的发展。在《民法典》将地理标志独立规定为知识产权客体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制定专门的《地理标志保护法》,再分设不同产品的具体保护制度,同时辅以不同行业实施标准,以实现地理标志保护的系统性、专业性规制。     

论中国民法典的人格权立法

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巳提上立法议程，在探讨其编纂的讨论中，关于人格权的立法是其展为重要的问题之一。通过比较分析我国学者们提出的四条思路，可以得出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单设人格权法编的结论。其大致的内容有一般规定，具体人格权，其他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等。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肇启——基于湖南大学讲义《法理学大纲》的考察

李达是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巨匠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奠基人。李达于湖南大学任教时所著讲义《法理学大纲》是我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著作,首次用科学的世界观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法理学体系。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法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研究对象,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探索了现实路径。《法理学大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思想基础和哲学依据,对法理学哲学派、自然派、分析学派、历史学派、比较学派、社会学派等其他学派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李达之前,法理学研究虽初具规模,但多为舶来品的翻译介绍,《法理学大纲》 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现实,体现了法理学研究本土化的趋势,彰显了中国法学研究的自主性与理论自觉。     

我国法理学发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我国的法理学要健康而迅速地发展,必须注意克服以下几个问题或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1)要处理好法理学研究与政治需要的关系,要使法理学研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2)不要急于立门户、分学派;(3)要处理好立足国内和面向世界的关系;(4)要处理好传统理论与现代观念的关系;(5)要正确地对待分歧和争论;(6)要处理好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的关系;(7)要处理好法理学研究中的总体理论构思和局部研究的关系,不要急于建构理论体系和寻找核心概念;(8)要处理好法理学和法哲学的关系,要把法理学和法哲学区分开来.     

李达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思想探析

李达的法理学体系以中国近代正统法理学教科书体系为叙述模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对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范围进行了重新解读;科学阐释法理学的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法律的属性等基本内容,试图构建与以往各派法理学有很大不同的适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李达在中国近代法学学术竞争的语境下,既保存原来的法律话语体系以利于法学范畴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也是适合中国实际的。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编撰民法典是我国当前最重大的立法任务。文章叙述了我国民法典的起草经过,介绍了民法草案的主要内容,认为我国应制定一部具有严格逻辑性和体系性的民法典,主张草案应保留"债权"概念,设立"债权总则编"以统率"合同编"和"侵权编",反对人格权单独成编,应将人格权置于总则中的自然人一章。     

法理学的定义视角分析

我国目前对法理学的定义多种多样,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定义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有的定义过分强调法理学的思想性而显得太纯粹,有的定义却有打破法理学学科体系的取向.结合我国法理学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定义法理学只有遵循现实性、概括性和有效性三项标准,才能既利于我国法理学体系的构建,又利于同西方法理学对话.     

《民法典》背景下误认抚养中的财产损害赔偿

误认抚养纠纷的财产损害赔偿并非典型的婚姻家庭纠纷,亦非纯粹的抚养费用返还,其涉及诸多的价值衡量判断。既有纠纷解决路径均立足于偏差的法律概念,导致实践效果存在规制范围狭窄或缺乏妥当请求权基础的适用困境,该论断同样可见于中国相关裁判实务的累积。通过修正误认抚养纠纷的法律概念和规范内涵、考察抚养人被侵害的权利属性可以发现,抚养人的财产损失系经过亲子身份关系传递或触动所致,实际上源于亲子身份关系的侵害。因此抚养人被侵害的原权利为身份权,恰当的救济路径应为身份权保护的侵权法路径。《民法典》第112、第1 001、第1 045和第1 182条共同构建起身份权侵权请求权体系,为抚养人的财产损害赔偿提供适宜的请求权基础,该体系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务可能性,能够为抚养人救济提供妥当的法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