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身体、文化身体与技术身体——唐·伊德的"三个身体"理论之简析

随着“身体性”理论的逐渐成熟,技术哲学家伊德提出“三个身体”理论建立起了他的身体性理论。在他看来,身体一是以胡塞尔、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派提出的作为肉身建构的身体,即物质身体;身体二是以批判现象学为主的福柯等提出的作为文化建构的身体,即文化身体;身体三则是考虑到技术的因素而作为技术建构的身体,即技术身体。技术的意义凸显而出。这一观点实质上是技术工具论批判的又一新的进展。     

身体的澄明之途——对西方哲学中的“身体性”问题的思考

从身体的维度出发,揭示了西方哲学对“身体性”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解答：其一,传统西方哲学将肉体和心灵的关系置于一种对立二元论的基本构架中,使肉体在意识哲学中一直处于一种隐匿和遮蔽的状态。其二,后现代哲学家用“肉体”来反抗意识哲学的独断性。展开了所谓的“哲学肉身化”运动,又将肉体以及与肉体相关的一切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这两种哲学在“身体性”问题上仍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独白式”的主体性哲学,而要真正解决“身体性”问题,只有坚持的一种“身体间性”维度的现象学精神,才可能达到“身心合一”的完美之境。     

身体美学的治疗隐喻

舒斯特曼通过将身体纳入到美学之中,把美学打造为一个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的新领域。身体美学——这一新领域旨在整合诸如西方的亚历山大技法、费尔登克拉斯技法和赖希生物能学以及东方的太极(拳)、瑜伽和"凝神"等具体化的身体训练,以培养较为敏感的身体意识。这种敏感的身体意识能够对身体习惯与身体感觉进行身体美学维度上的诊断分析,不仅可以把身体压抑和产生压抑它们的社会条件一起克服掉,而且还能为饱受身心疾苦的现代人提供一剂良好的治疗处方。     

数据规训与身体焦虑：量化身体的多重实践及其伦理取向

数据化生存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认知图式与实践表征之一。在数据赋值的话语实践体系中,量化身体代表着全新的评价模式和意义价值,其所代表的技术价值成为自我身体对照与确认的参考体系。通过自我身体数值化、身体追踪精准化、身体展示立体化,量化技术与自然身体之间形塑了互动关系。量化技术与自然身体之间的互动实践凸显着身体伦理困境,数据量化的逻辑呈现遮蔽了主体存在,量化指标的意义确认与赋值分割着自然身体与理想身体之间的差距,自然身体迎合了当代身体工业,并始终处于“被衡量”“被评价”的焦虑状态。数据化生存语境下,技术取向与身体伦理的统一性、凸显“关心自己”的价值原则、伦理评估与风险控制的双向进路,则可用以调整量化技术与身体意象之间失衡的伦理关系。     

数字时代的身体再社会化——基于健身房内身体实践的质性研究

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让人们在享受突破时空限制的身体解放时,也遭遇着全新时空情境下的身心秩序“危机”。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健身房内的健身实践,具体分析高度数字化时代中国社会人们遭遇到的身心困惑,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健身者如何借由健身行为实现身体再社会化,重建一种契合于数字时代的身体策略与身心样态。     

延搁与重构：身体叙事学建构的诗学逻辑

本土“身体叙事”未涉及对“叙事”的自反性重构,但对“身体”之叙事功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与反思,这一偏重文化实践的功能性概念可视作身体叙事学的前理论形态。身体叙事学之建构被长期延搁,部分源自于学界对身体/叙事（学）两大元素间矛盾张力的漠视与无措。对“身体”与经典“叙事”的再概念化,是丹尼尔·潘代建构身体叙事学的基本路径。丹尼尔·潘代对“身体”的再概念化是通过历史化来达成的。其对“身体”的重释意在克服对象化“身体”的理论局限,进而将“身体”嵌入到身体叙事学的建构语序中。“叙事”（学）之重心落在形式运用而非故事元素上,这一倾向形成的内在原因在于,叙事学研究者并不知道如何去研究这些要素（如“身体”）。丹尼尔·潘代在批判性反思传统叙事学的基础上完成身体叙事学之重构,其理论兼顾“身体”“叙事”两个维面,是叙述之“是什么”（what）与“如何”（how）的有机结合。     

本真的生命 诗意的生存——解读劳伦斯自然态的身体理念

劳伦斯的小说创作十分重视探索和揭示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善于将人放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之中加以考察,从而真正揭示人与宇宙之间的相关性。劳伦斯的作品有多层次的主题,它们最终可归为两大类,即自然的主题和性爱主题。而这两大主题在其作品中又具体体现在其倡导的自然态的身体理念之中。劳伦斯自然态的身体理念主要表现为他对传统田园式生态农场的眷恋、对人与自然相生相成关系的憧憬和对两性自然的身体对话的追求三个方面。     

身体的展演、管理与互动秩序——论欧文·戈夫曼的身体观

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作用下,身体成为高度可见的日常管理对象。欧文·戈夫曼聚焦于非言语的互动形式,将身体视为一种符号沟通系统,强调其在互动过程中的表征形式。通过探讨身体化的信息交换,戈夫曼认为感官接收和身体化的信息传达是面对面互动的重要条件,因此人际互动具有心理生物学特征,身体不仅是社会意义的承载者,也是其表达者,此种身体观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同时,情境化的身体实践和互动管理突显出身体的能动性。戈夫曼关于污名和全控机构的阐述是身体与自我关联的重要体现。戈夫曼的身体观以互动秩序为导向,涉及身体习语、自我的领地和仪式化身体三个维度,同时,他也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回答了互动秩序是何以可能的。     

从理论性到物质性的身体——苏珊·鲍尔多女性身体研究述评

美国女性主义研究者苏珊·鲍尔多构建的女性身体理论将身体作为三个层面加以解读：身体作为思维方式,权力场所和斗争工具。她在三个层面分别批判笛卡尔、继承福柯和修正巴特勒,以此建立了一套重视身体物质性,结合女性身体经验、身体感受和具体社会语境的身体研究思路,并将这一思路运用于包括女性饮食、身体失调、女权运动等文化现象的分析。鲍尔多对身体物质性的重视是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文本主义问题的一次修正,也矫正了女性“身体写作”放纵身体的问题。然而,鲍尔多的理论也存在过分强调女性个体特殊性、过分注重身体经验而消解理论的局限性。     

技术现象学视阈下的身体与技术

从技术现象学的视角看,身体和技术并非二元对立的客体性的存在,而是双向地交互影响着。一方面,身体以其结构和功能影响着技术,表现为“身体化的技术”;另一方面,技术愈加贴近身体,甚至内化于身体之中,表现为“技术化的身体”。技术是身体的第二自然,身体是技术的有机构成,身体与技术相互交融,彼此互塑。身体与技术的关系给我们的启示是,要跳出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从实体性思维转向关系思维,从概念思维转向实践思维,从静态思维转向动态思维,从名词思维转向动词思维。     

身体权学理独立过程考

《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的“生命健康权”和第119条与第136条所称“身体”受到伤害,实为侵权法不同于人格权法的表达习惯。侵害“身体”实质上侵害的是生命健康权,而不同于“身体权”的“身体”,这是自然语言与法律语言的混淆。司法实践中没有造成伤害的侵害身体行为,对精神损害赔偿提出了要求,进而促进了身体权在学说上的独立,学说上出现了“包含说”、“独立说”和“折衷说”三种不同的解释方案。身体权在学理上的独立,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了客体独立期和权利独立期两个阶段,而另一种“侵扰公民的身体”的理论构建则逐渐淡出了学术舞台。     

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小说叙事中的身体书写,是对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在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身体在小说叙事的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与建构,为小说文本解读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西方文化中女性身体及其媒介呈现

男权治下的西方文化中,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女性身体曾作为男性凝视的客体和文化规范的规训对象。女性成为男性话语体系中的他者,以男性话语建构的女性特质作为内在规约在时间与空间上约束自己,凸显了西方社会权力结构下的规训机制。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女性身体从被动的凝视走向主动的公开,频繁呈现于大众传媒与公共视野之中,成为商业消费主义的公共景观。与此同时,女性突破了时空的束缚,并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凝视权力。这不仅是后现代文化消弭传统文化,更表征了性别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的变迁。解读女性身体的媒介呈现,是解读西方社会的治理机制、民主进步和文化变迁的路径。     

身体的话语表达--身体美学的哲学缘起

身体在西方哲学和美学史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西方哲学和美学史就是一部身体由“缺席”到“出场”,再到“登堂入室”的历史。身体美学的出场,无疑是对柏拉图以降,经中世纪宗教神学,至黑格尔以终的身心二分、扬心抑身的哲学传统的一种反思与纠拨。尼采、梅洛-庞蒂等现代派哲学家反对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为身体正名的努力,对身体美学的学科建构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身处后现代社会的福柯、费瑟斯通等思想家对权力话语之于身体的宰制,身体与消费文化的共谋关系之思考,加速促成了身体美学的诞生。     

“身体的叙事”——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读法

阎连科在有意无意之中,将叙事的秘密埋藏在了“身体”之中.通过身体,阎连科大体展现出了三种叙事追求:首先是乡村启蒙叙事;其次是作为反启蒙叙事的“乡村发现”以及对革命政治的反省;第三是讲述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表现出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反省.     

舞蹈身体的生成逻辑、表达图式和对美的塑造

身体是内联心灵、外通世界的媒介,亦是舞蹈艺术运用的形式与质料。舞蹈身体从生成逻辑、表达图式和对美的塑造三方面,通过“本质-方式-价值”的思维演进,展示出舞蹈艺术之终极“善”道。舞蹈身体的生成逻辑基于身体层次的窥视,一要以物质身体为实在呈现,二要将精神生活融入身体实践活动。通过身体再现、身体隐喻、身体间性与身心关系的四种表达图式,在舞蹈形象、动作形式、他者关系以及自我意识中,生成舞蹈艺术“肢体美”“概念美”“交互美”“状态美”的“四元”美学,目的是以艺术化身体促进人文生态的构建,旨在升华品格、净化人性。     

“性别操演”中的身体问题

把“性别操演”理论中的“操演”误作“表演”,在于预置了一个自为的、自然的身体观。相反,“操演”体现的是建构的身体观,“操演”不是作为行为者的身体的自主择装,而是性别霸权话语在话语“再意指”中的重复性规训,其效应体现为与规范话语相符合的一系列身体风格。与建构的身体观相应,并不存在一个前话语的自然式身体,但巴特勒赋予“性别操演”中所具有的建构的能动性问题使其又不得不重新面对身体的物质性议题,即建构的能动性不在于德里达式“再意指”中的必然“变异”,而在于被否定同时又被保留在身体中的欲望的回返冲动;这一对欲望身体的援引,构成了巴特勒对自然身体观的悬置态度的再否定。由此,有关“性别操演”的诸多争议又以另一种形式延递到巴特勒对身体的解释中,这促使我们应重新思考身体的物质性及与此相关的“活现的身体”观的含义。     

身体的诗意与诗意的身体 ——兼论身体诗学的生态面向

20世纪末“身体转向”以降,身体赋予生命及其存在的生态系统以新内涵与新意义,其中以身体为基点的诗学建构已经在路上,但距离身体诗学真正进入主流话语范畴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全面回归身体,不仅是生命存在之需求,而且是生态共同体建构之要求,身体与生态的诗意融合才是“天人合一”整体生态观的真正内涵。在身体诗学和生态诗学之间建起一座互通的桥梁,人类必然会走向与自然、万物、天地同生共处的生态共同体,而保证这一道路方向正确的重要前提便是回归、正视、肯定身体及其诗意存在。     

身体:“想象的起点和终点”——《身体课》与《身体活》的互文性阐释

当前的“身体热”与文学市场化、图像化、娱乐化、媒介化、欲望化等消费文化症候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互文、互视、互介及互动关系,探索身体写作背后的社会政治原因和审美文化动向是一个严肃的、批判性的议题.身体隐藏着文学艺术太多的秘密.关于这一点,秦巴子的小说《身体课》和彼得·布鲁克斯的理论著作《身体活》就是生动的例证.两者都是探讨身体命题的精妙文本,但《身体课》采用的是不断重述身体故事的手法,使眼耳鼻等身体各部位之间的叙述文本互相阐释、互相生发,共同构成了一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身体课”之“互文性词典”.《身体活》则以卢梭、巴尔扎克和马奈、高更等人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并以此对身体欲望激发的互文性和互视性叙述进行了心理分析式的解剖.     

“五四”时期女性身体的美学建构--以1920年代《妇女杂志》为中心

“自然的”女性身体总会受到时代精神的深刻规约。“五四”作为充分造就现代个人的时代,也是中国女性解放的开端。考察这一时期以《妇女杂志》为主的公共舆论可以发现,女性从服饰到头发、乳房,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话语角力的场所,由此建构起了“五四”时期女性身体新的时代美学。同时,“五四”主流话语对女性身体的文化建构也为新文学对女性的文学想象与叙述提供着现代性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