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及其动力机制——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解释

为明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与内在逻辑,文章以1949至2022年中央层面颁布的194份政策文本为数据基础,运用间断—均衡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政策文献计量方法,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变迁划分为3个均衡期和2个间断期,剖析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经历了群众健康安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改善→村容整洁→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变迁。在中央决策主体注意力转移自上而下推动与焦点事件自下而上驱动共同作用下诱发政策图景变革和政策场域开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转变也对政策变迁起到重要作用,集中显现为均衡调适与突变革新相交替的非线性演进逻辑。研究验证了间断—均衡理论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研究的适用性和本土化路径,并对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发展提出展望。     

基于间断-平衡理论的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变迁

间断-平衡理论被西方学者广泛用来研究政策制定和政策变迁模式,分析政策变迁长期渐进平衡与短期间断突变的糅合。运用此理论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变迁,发现其历经政策平衡期（1978—1985）—政策间断期（1986—1999）—政策平衡期（2000—2005）—政策间断期（2006—2012）—政策平衡期（2013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间断式平衡发展脉络。在我国稳定的政治制度与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双重基础之上,宏观政治领导人的更替、社会舆论的影响、焦点的未成年人案件和“局外人”动员成为决策系统注意力转移的触发因素,政策图景的变化、注意力的转移和政策制定者的路径依赖均能有效推动政策垄断的建立与崩溃,最终形成未成年人保护政策的间断式平衡变迁。间断-平衡理论解释中国公共政策问题还存在理论局限,应合理修正,从而使之更有效解释中国公共政策变迁规律与动力。     

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演进逻辑 ——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视角

[提要]为研究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揭示其变迁历程、表现特征、作用机制和驱动因素等方面的演进逻辑,本文借鉴“间断-均衡”理论,构建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民族地区2006-2020年基本公共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细致梳理。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过程经历了逐步覆盖阶段（2006-2010年）、适度调整阶段（2011-2013年）、稳步提升阶段（2014-2017年）和2017年以后的优质发展阶段。政策变迁体现出“间断—均衡”与延续性并存、地方政策耦合协同中央政策、注意力驱动政策选择等逻辑规律,体现出一定的中国特色。在此基础上,对“间断-均衡”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缮,对增强“间断—均衡”理论解释力以及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加以实践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政策变迁的间断与平衡——一个模型的介绍与启示

以逻辑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政策变迁研究只强调政策的渐进性变迁,而忽略政策的间断性变迁.建立在库恩科学范式基础上的"间断一平衡模型"解释了长时期的政策稳定过程中伴有偶尔的急剧变迁的现象,为政策变迁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通过对该模型的理论基础、解释过程的介绍,最后提出它对我国政策变迁研究的启示.     

中国2000-2020年安全治理的政策变迁:类型与机制

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于安全和发展治理理念提出新的要求。通过对2000-2020年中国政府网政策文本的质性编码及量化分析,发现非传统安全时期中国安全政策的演进存在“结构性差异”,安全治理政策存在两个断点跳跃;进一步讨论发现,“显著焦点事件”进入回应式议程设置引发的政策“间断变迁”机制,以及“价值嵌入”进入政策场域,最终导致的政策“渐进变迁”机制,两者交互,形塑了当前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     

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的演进与展望

1980年代以来,在国家社会转型和教育事业持续发展推动下,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的演进经历了政策酝酿期、政策体系成型期、政策完善与实施的深化期等几个阶段.未来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的发展有望在如下方面得到进一步推进:完善政策体系,提高政策执行力;增强政策公平性;提高政府主导下各方政策制定主体的参与度;加大政策专业支持力度;扩大政策涵盖的社会场域.     

间断平衡理论视角下70年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变迁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经历了70年的变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的繁荣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通过对70年来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变迁轨迹的梳理总结,运用间断平衡理论的长期视角分析该政策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经历了从1949年到1965年中央集中模式的平衡期、"文革"时期激进变迁模式的间断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集中与地方自主相结合的渐进平衡新时期。这一演变过程呈现出明显的由平衡到短期间断再到长期平衡的演进脉络特征,而且与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也呈现出较强的吻合性,充分体现了教育、人与社会发展之间内在的紧密关联性。     

基于“公众观念”突变的非常规政策变迁——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拆建之争

倡议联盟框架提供了长期性政策变迁的一般范式，但对公共突发事件中短期“公众观念”的突变缺乏深层次的阐释。公共突发事件对该框架外部系统与政策子系统具有极大影响，短期内引发“公众观念”的非常规性突变，导致政策子系统的中断与割裂、新联盟成员的非常规重组与占统治地位联盟的突变、政策制定的非常规性考量与政策预期的突变等。以我国省界高速公路收费站拆建政策的非常规变化为例，在倡议联盟框架基础上推演由公共突发事件引起“公众观念”突变的非常规政策变迁三个阶段，包括“公共突发事件的发生与介入”“新信仰联盟的形成”“政策调整与常规变化恢复”等，并提出了基于“公众观念”突变的非常规政策变迁模式。     

新管理主义的评估问题剖析与“第四代评估”理论的借鉴--基于场域视角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场域有其自身的关系构型和惯习，本文依据布迪厄场域理论对我国新管理主义的教育评估问题进行了剖析，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新管理主义的评估对高等教育场域的负面影响。“第四代评估”作为西方最新的评估理论，它与高等教育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其全新的哲学范式与建构主义的方法论为我国教育评估问题的破解提供了路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范式变迁、内在逻辑与未来走向

基础设施是农村生产生活之基,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全局。基于政策问题、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及政策绩效四维度所构建的政策范式框架,文章将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变迁区分为组织动员的奠基时期、有限回应的渐进时期、减负支持的巩固时期、全面激励的提升时期四个阶段,进而体现为“以维持生存为目标”向“以带动发展为核心”的范式变迁。具体表现为政策问题从基础薄弱到质量欠佳、政策目标从解决温饱到引领发展、政策工具从动员群众到激励社会的转变,实现了由夯实基础到谋划全局的政策绩效转变。未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将以基建扩面增量与提质增效并重为问题起点,以社会化与规范化为治理工具,以发挥基建带动效应为目标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与路径创新

随着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升级,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一场立体化、多要素、全景式的数智化变迁。正是在数字智能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相互建塑与型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获得了延展性发展空间并呈现出数智化转型的现实图景。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形成,是在惯习空间、资本转换与教育策略发生变化的场域变迁中为实现变革与发展的内在实践需要,也是一种涵盖技术内嵌、认知革新以及价值耦合三重意蕴的范式变革探索。数字智能技术的不断嵌入与拓展,在技术赋能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挑战,必须深入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中所存在的场域变迁及其价值限度,并对其进行优化建构与路径创新。在实践逻辑与理论应对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仍可能存在技术理性与价值指向在有效融合中的张力、现实空间与虚拟世界在内在统一中的缺失、内容供给与传播方式在价值意蕴上的遮蔽等价值限度问题。未来应运用韧性思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路径创新,构建韧性之“道”,达成技术与价值“共轭互济”的育人使命；打造韧性之“器”,培育现实与虚拟“虚实相生”的育人生态；搭载韧性之“事”,创新人工与数智“内嵌耦合”的育人载体。     

倡导联盟理论的核心概念、解释逻辑与应用限度

倡导联盟理论作为当前西方政策变迁的主流理论之一,其核心概念有政策子系统、倡导联盟、核心政策观念与次级政策观念、外部事件、政策学习、重大政策变迁与小幅政策变迁等。该理论建立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对重大政策变迁与小幅政策变迁均作出了具有逻辑性的解释,具有适度的综合性和内在逻辑性,有着多元主义视角,揭示了政策变迁的时机,因而具有了较强的解释力。不过,这一理论也存在着应用限度——其适用受制于特定的政策领域和政治体制。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同时,更应努力构建和发展扎根本土的政策变迁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的政策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从初创、改革、发展到深化的变迁历程中呈现出四个阶段性特征：工资补助以实物拨付，福利待遇实行统包制；解决工资补助拖欠问题，福利待遇趋向市场化；关注工资补助倾斜力度，福利待遇迈向法制化；工资补助“提标扩面”,福利待遇趋于规范化。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的变迁历程进行检视可发现：经济体制与财政投入影响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的政策走向，管理体制变革促进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的调整与革新，文化观念转变使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由“潜藏”走向“明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呈现出制度微调、制度置换、制度断裂三种变迁样态。与此同时，“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初始成本与政策过程的“黑箱”现象使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在变迁历程中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未来在制定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时应关注政策环境因素，提升政策设计的前瞻性和民主性，在突破路径依赖中寻求政策革新。     

我国教师教育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与结构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从历史观和结构观2个维度分析我国教师教育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与结构逻辑,旨在探寻我国教师教育政策的发展规律,促进我国教师教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我国教师教育政策演进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即建立“三级师范教育”体系的“扩容期”、形成开放多元教师教育体系的“强化期”、促进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纵深期”。我国教师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以教师为本”立体化发展的结构特征,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政策目标由教师数量满足转向教师质量提升,旨在促进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政策对象由全体教师转向偏远地区教师,旨在促进教师队伍均衡发展;政策落脚点由教师教育实践转向教师教育学科建设,旨在促进教师队伍全面发展,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我国教师教育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注重完善教师培养体系,提升教师队伍质量;加强教师定向培养,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完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促进教师教育学科建设。     

试论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范式的转移

试将政策范式及政策范式转移理论引入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研究,分析了我国自建国以来统包统分、＂双选＂、自主择业三次阶段性的就业政策范式,归纳出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范式发展的时代背景、成因与阶段特点。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在当今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观念的新变化,提出了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范式转移的新方向,即灵活就业范式。无论是在就业观念还是在就业形式上,这种新型的灵活就业范式都将为今后研究大学生就业政策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变迁与发展趋势——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政策范式是决策主体的政策思维与政策风格的反映,是近年来公共政策研究中兴起的重要分析方法。以政策文本分析方法为基础,围绕政策问题、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与政策话语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变迁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市民化政策不仅在话语措辞层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在政策问题认定、政策目标定位、政策工具选择层面也经历了渐进的变迁过程。总体而言,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渐趋包容性、公平性与人本性,不断彰显农民与市民共生进化的理念将成为市民化政策的重要特点与发展主流。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脉络与未来接续———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框架，从教育扶贫与扶智的角度，回顾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政策的改革与发展，不仅是对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演进脉络的时代性总结，也是对我国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后，防止民族地区“返贫困”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思考。自1984年我国正式提出“教育扶贫”的政策议题后，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体现了政策的存续和变迁，并历经四个历史阶段，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体系。21世纪20年代后，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未来接续要在立足于“防贫困”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质量和效益，落实“优质均衡”的学前教育质量政策；强调公平与正义，设计“差别原则”的经费投入政策；推进民主与法治，建构“良序善治”的体制政策。最终通过政策体系的协调与互动，共同推动学前教育“后普及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政策场域:一个分析政策行动者关系及行动的概念

借鉴场域理论,政策场域是包括了行动者互动、偏好、资源、制度、政策情境、行动者策略等变量的概念。将地方保障房政策执行置于政策场域概念框架中分析,可以发现与保障房政策相关的政府部门在偏好、资源、制度间"腾挪转移",相互间形成不同互动关系,根据不同的政策责任压力情境,以寻求在政策偏好与政策责任压力间的平衡,进而采取不同的策略行动,对政策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政策场域概念框架打破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构观与行动观的对立,凸显了政策场域形塑和转化功能。该框架不仅仅注重行动者间横向关系的变量,还引进了纵向关系的变量,揭示了政策行动者策略取向因应的不同政策情境,解决了政策网络理论分析注重非正式关系的确立导致对等级权威的忽略以及饱受诟病的解释及预测功能之不足。?更多还原     

当代西方政策科学方法论的范式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传统政策科学方法论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围绕回到拉斯威尔“民主的政策科学”这一中心议题,新的政策研究范式、方法和途径不断涌现。这些新兴理论在方法论上,不仅对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学说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政策研究中的客观实在假设、基础理论和方法都提出了最为激烈的批评,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政策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曾经一度被视为政策科学方法论基石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也因此被一种外延更为宽泛的社会合理性理论所取代,这种政策研究方法论上的范式转向,最终导致了“政策科学”向“政策研究”的转换。     

房地产政策制定的解构与重构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合法性框架应是“部分人”在公共能量场中的有效对话。通过解构房地产政策制定,可以发现我国房地产政策制定既不属于环式民主模式,也不属于社群主义模式,而是具有一种典型的单向度官僚式独白特征。要重构有效合法的房地产政策,必须推动政策对话由官僚制走向公共能量场,根据话语理论来建立多元政策对话机制,建构“部分人”之间有效对话的政策制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