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敦煌文献《新集文词九经抄》 写本缀合与研究

《新集文词九经抄》是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种蒙学读本,是具有家训及书抄性类书的特殊教材。学术界对保存在英藏、法藏敦煌文献中的《新庥文词九经抄》写本做了研究,但是保存于俄藏敦煌文献中的《新集文词九经抄》却很少有人涉及。俄藏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八个卷号写本,其中六个误定成《百行章》,本文经过对这些写本的抄写字体、内容等研究,认为是一卷《新集文词九比抄》分裂所致,可以拼接缀合为三块,与英法藏本不能互为渊源底本,出自张氏归义军初期的改煌文士之手。     

敦煌蒙书的写本学特征析论

敦煌蒙书写本多为7-10世纪的文献,表现出雕版印刷术之前的写本学特征.根据装帧特点,敦煌蒙书写本有册子本、卷子本两种形式;以抄写为图书复制手段,因而这类文献具有“抄手众,写本数量多”“几个文献合抄同一写卷”“抄手水平不一,抄写质量也良莠不齐”等方面的特点;以读者(主要是学郎)传抄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又有“题名有异,篇卷不一”“异文迭出”“作者身份不明确”等写本学原生态特征.也正因如此,敦煌蒙书在文献学、出版史上也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     

作为资源、职业和信仰的佛经抄写——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汉文写经的模式与社会文化动因

吐蕃统治时期的汉文写经,由吐蕃皇室、寺院经坊、职业经生、僧尼和信众几大主体组成。借助佛经抄写,吐蕃政权得以推广佛教、管辖敦煌、保障自身的政教权力;各寺院通过佛经的藏写转请,体现其宗教资源和社会地位;职业经生依靠写经得以谋生;僧尼和信众由此获得精神信仰的满足。因此,佛经抄写是承载宗教功德与各主体社会文化动因的综合行为。     

《瑜伽师地论》系列敦煌残卷缀合研究

敦煌文献中《瑜伽师地论》及其疏释之作共有200多号,包括敦煌僧徒记录唐代高僧法成讲述《瑜伽师地论》的听课笔记《瑜伽师地论手记》和《瑜伽师地论分门记》,后者多未见历代藏经收载,是解读《瑜伽师地论》内容的第一手资料。但这些写本以残卷或残片为主,不利于进一步的整理研究。通过内容、裂痕、行款、书风等方面的分析,对这些残卷或残片作了初步的"复合"工作,可以把其中的26残卷或残片成功缀合为11组。     

敦煌疑伪经三种残卷缀合研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百多种疑伪经,绝大多数都不载于清以前的藏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其中不少都是残卷（片）,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了严重影响。《斋法清净经》《法王经》《十王经》是隋唐五代宋初时较为流行的三种疑伪经,通过考察这三部疑伪经在敦煌文献中的现存面貌,厘清其所存卷号以及完整或残缺的情况,并从内容接续、残字拼合、行款相同、字迹书风相近等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可将这三经中的32号残卷（片）缀合为10组。通过缀合,这些原本分裂的残卷得以重聚一处;借助缀接后的写本所显示的较为完整的信息,不仅可以为这些残卷（片）进行准确的定名,还可以对其形制、内容与性质做出更为客观、可靠的判断。     

从中国文学到东亚汉文学——论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文学文化史意义

除了敦煌写本之外，东亚汉文化圈诸国也保存了海量的汉文写本文献，其中就包括为数甚多的中国古代文集的日本写本。很多在中国失传的文集在日本以写本形式保存，这些佚集对于我们重访中国古代文学史多有裨益。中国文集的日本写本呈现了近代之前东亚诸国之间的书籍交流，这种交流既有书籍在中日之间的流传，也有中国典籍东传朝鲜半岛，再流传到日本而被抄写的案例。中国文集经过日本学者抄写，写本上留下了很多校读的记录、题跋，日本学者的文集中也有不少阅读中国文集后的评论性文字，以及拟效、次韵之作，形成了对中国文集的抄写、阅读，再反馈到汉文学创作中的“交流循环”,具有重要的书籍史与阅读史意义。     

敦煌佛经残卷缀合释例

残卷的缀合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缀合时必须注意把握那些对残卷缀合起关键性或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残卷缀合有12个关键因素,包括内容相连、碴口相合、字体相同、书风近似、抄手同一、持诵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相涉、污损类同、版本相同、形制相同等。在具体的缀合实践中,既要紧紧把握制约残卷缀合的关键点,又要综合分析各方面的线索,使残卷的缀合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读《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

该文通过对《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一书的评介,着重阐发了作者对敦煌写本文献整理应注意问题的见解,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作者指出,敦煌写本文献中的佛经具有极高的校勘价值,可以辑出一部《敦煌大藏经》;独立研究能力要培养,合作精神更应提倡,尤其在实施大型课题之时;新发现的和从未公布的敦煌卷子的校录应该随附原卷照片;用于校录的敦煌卷子底本一般应固定,没有特别优点的时候就不要频繁改换所用的底本;古今字是先后不同时代产生的异体字,校录时不可以径改古字为今字,古今字可注不可改;借音字是同音或极其相近音的字的互代,古代不认为是错字,所以校勘时也不可径改,可用加括号随文标注的方式来处理;外来译音词可有多种不同汉字形式,不应径改敦煌写本所用的汉字形式而为自认为是对的单一形式;繁简字在排版时要正确使用,繁简字切换要非常小心.     

敦煌古佚和疑伪经语词新考

在卷数浩繁的敦煌佛经写本中,存有大量的藏外佚典及疑伪经。这两部分佛教文献中有不少可推断出其大致的撰、抄时间,是原始可靠的全新语料,对于中古、近代汉语的词汇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对敦煌古佚和疑伪经中的词语加以考察,还可以为一些大型辞书的修订提供诸如纠正误释、增补义项、提前例证、扩充词条等方面的参考。本文择取新近所研读的敦煌古佚和疑伪经中的部分词语试加考释。     

敦煌写本葬书中的古代敦煌丧葬民俗

敦煌写本葬书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敦煌民间丧葬的民风民俗,如卜葬地、选择吉时良辰、六甲八卦冢与五姓丧葬方位禁忌、坟高形制、开故附新等,是研究古代敦煌民俗的重要资料。它既可以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又可以通过与传世文献相互映证,解决一些相关的学术问题。     

法藏敦煌藏文佛典《百拜祈愿文》研究——兼论佛教初传吐蕃的传说

《百拜祈愿文》在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多有保存,而且这些写本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两类。敦煌写本和收入《甘珠尔》中的《百拜满愿文》相比,敦煌写本P．T98V号与《甘珠尔》本最为接近,敦煌P．T22号写本类未传至后世。从内容和结构看,《百拜祈愿文》应属于祈愿类佛教文献,而传统的藏文佛典目录中将其列为佛经。藏文史书中有关《百拜祈愿文》的传说尚无佐证,应是后世的虚构。     

敦煌写本葬书中的古代敦煌丧葬民俗

敦煌写本葬书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敦煌民间丧葬的民风民俗，如卜葬地、选择吉时良辰、六甲八卦冢与五姓丧葬方位禁忌、坟高形制、开故附新等，是研究古代敦煌民俗的重要资料。它既可以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又可以通过与传世文献相互映证，解决一些相关的学术问题。     

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

分藏于法国与英国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5、IOLTib J 744属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缀合。缀合后的P.T.1055+IOLTib J 744《十二钱卜法》是以汉文本为底本、根据吐蕃传统社会习俗编译而成,其成书时间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汉、藏文《十二钱卜法》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建构吐蕃统治时期苯教与佛教共存于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生活之中的真实历史面向,改变学界以往多关注敦煌吐蕃移民佛教信仰的片面性,而且能够有力展明该时期的敦煌汉、蕃关系已产生了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从而为进入归义军时代的敦煌蕃、汉族群最终走向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敦煌佛经词汇札记八则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近六万件古代文献中,佛经及其相关文献占全部遗书的90%左右,是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座宝藏。敦煌佛经中所存与传世佛典相同的部分,比后世刻本更接近佛典原貌,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语料;其古佚、疑伪经部分大多是全新的语料,具有填补空白的研究价值。加强敦煌佛经词汇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敦煌语言词典的编撰拓展新的领域,增添大量的词条,弥补以往敦煌语言词典取材过窄、收词有限的缺憾;另一方面,对其他一些大型辞书诸如《汉语大词典》的修订也具有重要价值。敦煌佛经中有许多未为辞书收释或释义不周的词语,前贤时彦亦较少论及,笔者择取新近所研读的敦煌佛经中的此类词语试加考释。     

敦煌六朝写本与《十诵律》的翻译与校定

S.797、S.6661、BD03375三件六朝《十诵律》写本，其文本结构和内容与唐宋之后的藏经本均有很大的不同。结合《十诵律》的翻译史，这几种六朝写本为我们展示了鸠摩罗什译本的原貌，而现存诸藏经本则是经卑摩罗叉校改的新版本。罗叉在校改时根据自己所熟习的戒律胡（梵）语原本，对罗什译稿做了多方面的改动。敦煌六朝写本的发现对我们了解鸠摩罗什及六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有更深入的认识。     

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通假字例释

敦煌、吐鲁番出土六种《三国志》古写本中的通假字,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和研究。今就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中的通假字进行例释,挖掘其作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文字材料的研究价值。     

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

传世的敦煌《汉书》唐写本有十一件,它们有着较高的辑佚、校勘、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远非吐鲁番《汉书》唐写本所能媲美。利用敦煌《汉书》唐写本,可校中华本《汉书》中存在的讹脱衍倒等问题。     

从敦煌《毛诗》古写本看高邮王氏训诂方法的科学性

敦煌是我国伟大的文化宝库。敦煌石室保存了大量六朝唐宋的古写本,总数估计在六万卷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三藏佛经,此外还有许多传统的儒家和道家典籍,经、史、子、集各类古逸书以及大量文书资料。《毛诗》是儒学著名经典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历代传钞讽诵不已。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毛诗》较早的本子是北宋钞本,此外还有九世纪初的开成石经本,再早就不得而知了。但敦煌石室为我们保存了六朝,初唐     

《敦煌所出唐宋书牍整理与研究》评介

<正>敦煌文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公文私书的各种原始材料,其年代多属于唐后期、五代、宋初,即敦煌归义军时期。相关资料的研究,前人热切关注的是书仪文献,周一良、赵和平等先后着手相关写本的整理、分类、辑校工作,其成果分别见于《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两部校订本、《唐五代书仪研究》(1)《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等研究论著中。另外,吴丽娱、王三庆、张小艳等学者从语言、文学、历史、礼仪等各方面发表过一系列论     

佛教大藏经及其刻印述略

作者从佛教传入中国及《大藏经》的刻印过程着手,叙述了佛经在经历了陈武帝时的抄写、北魏北周时代的禁毁及唐、宋时的勃然发展,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是和佛经的广泛、大量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佛教的传播和佛经从抄写、石刻、雕版印刷均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同时,也为后代的佛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