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清代朝贡体制

尽管近年来学界从不同视角探讨清代对外关系,并对费正清的朝贡体制研究提出挑战,但仍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清代初期传统意义上的“厚往薄来”不具实证意义,朝贡体制的本质属性是政治关系,而非贸易关系;向为清廷所重的朝贡礼仪,具有象征性特点。故而从体制与观念互动的角度,才能对朝贡体制主导下的清代对外关系的实际形态做出更具说服力的阐释。     

清代前期的外交机构与外事管理

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沿袭前代旧制,将礼部作为外事主管机构,而且在华夏中心意识的支配下,外交事务等同于朝贡事务。清初,外事管理分隶礼部主客司、会同馆和翰林院所属四译馆。这一管理体制至乾隆年间发生两个变化:一是将会同馆、四译馆合并,隶属礼部;二是主客司的一部分职权转归内务府。除此之外,从中央到地方,皆有官衙参与外事管理。直至近世,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和朝贡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古代传统的外事管理体制才发生根本性改变。     

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其源头可溯至先秦时代。夏、商两朝与被征服部落之间已有朝贡关系存在,及西周初年实行五服制,正式将朝贡制度用于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从《周礼》的记载来看,周朝设有各种机构,分掌朝贡事务。先秦朝贡制度具有原始性、非对等性、礼仪性和典范性等主要特征。     

清代前期对藩属国的封赏与朝贡贸易

对藩属国的册封、赏赐 ,是朝贡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清初对藩属国的赏赐 ,并未秉承明代“厚往薄来”的传统 ,康熙末年以后 ,这一传统的对外交往原则才逐渐有所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清代的朝贡贸易日呈繁荣之势     

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宋代中外朝贡关系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其政治性、军事性 ,尤以韩中朝贡关系为甚 ;二是随着市舶贸易的发展 ,统治者不断控制朝贡贸易的规模 ,朝贡贸易遂经历了由盛入衰的转变。与此同时 ,宋代的朝贡制度亦有所发展变化。     

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汉唐时期 ,随着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 ,朝贡制度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内涵 ,贡、封之间 ,已有定例可循。与此同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朝贡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日益周密而具体     

明代高昌馆来文及其历史价值

高昌馆是明王朝为担任外事和国内边疆民族事务翻译工作而建立的“四夷馆”(清顺治元年改名为“四译馆”)中的一个馆。据清代江蘩在《四译馆馆则》一书所载,高昌馆翻译和保管的文书,有下列一些地区的:“哈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鲁陈、亦力把力、黑娄”等地。书中又写道:“正统以后,有哈喇火州畏吾儿、哈失哈儿、高昌归化寺等处皆来贡,其地东至哈密,西连亦力把力,南抵于阗,北接瓦刺,东南至肃州……。”安定、阿     

清代会同四译馆论考

清代建有会同四译馆作为专门接待周边藩属国朝贡使节的馆舍与机构。会同四译馆还是清政府与周边藩属国贡使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会同四译馆的设置,对发展清与藩属国的关系起着积极的作用。     

中朝与中琉朝贡制度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建立的朝贡体系中,为数众多的朝贡国分为典型朝贡国和准朝贡国.在典型朝贡国中,朝鲜、越南、琉球各有特色,他们在宏观上,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在微观方面,如朝贡礼仪、朝贡时间、朝贡规模、贡期贡道等方面则有一定的差异.将中朝与中琉朝贡关系加以比较,分析其相同之处和不同之点,可总结出对朝贡制度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从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之记录看中国朝贡外交

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就逐渐联为一体,各国之间外交平等。清朝昧于世界形势的变化仍然固守中国传统的朝贡外交。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在俄国公使伊兹玛依洛夫使华时担任翻译,他亲眼目睹了清朝固守朝贡外交所造成的被动及伊兹玛依洛夫坚持欧洲外交中通行的对等原则对中国的朝贡外交和康熙皇帝所带来的冲撞。     

论洪武时期西南土司朝贡体制的形成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其势力进入西南地区后，大量土司归降。为了处理与土司之间的关系，朱元璋在前代朝贡基础之上，创制了明代特色的朝贡体制，为以后历代皇帝所沿用。各个土司朝贡物品主要为马以及各地的特产，同时故元土司也会向明廷缴纳元代颁发的信物；明廷对朝贡土司的赏赐本着“厚往而薄来”的原则。明廷的措施较妥善地处理好了与西南诸土司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洪武时期明廷与西南土司朝贡的具体事宜进行探讨，包括朝贡管理的机构、具体朝贡记录以及朝贡展开的基础，以此解读洪武时期土司朝贡之盛况。     

近代“朝贡制度”概念的形成——兼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的局限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讨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但中外学界一直以来就其定义、范围、作用争论不休。归根究底则由于“朝贡”作为传统经史中对外关系的知识，被近代知识体系碎片化地整合为一“朝贡制度”的“学术概念”。因此，若要解决这些争论则应先从儒家经典释出“朝贡”一词的古义及其在传统经史知识体系的位置，继而分析其在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被纳入为中国近代史的命题。最后更要透过剖析费正清“朝贡制度论”，指出这一近代转型过程如何造成“朝贡制度”研究视野狭隘、史料单一等问题，从而反思如何突破目前研究困境。     

明代朝贡贸易衰败的经济原因探析

明代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朝贡贸易体系.隆庆元年,漳州月港的开放标志着朝贡贸易体系解体,朝贡贸易也随着衰败,其解体的经济原因主要是贡品对国内经济发展价值不大;朝贡贸易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朝贡贸易程序复杂费用高,使明政府在贸易中得不偿失.     

从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之记录看中国朝贡外交

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就逐渐联为一体，各国之间外交平等。清朝昧于世界形势的变化仍然固守中国传统的朝贡外交。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在俄国公使伊兹玛依洛夫使华时担任翻译，他亲眼目睹了清朝固守朝贡外交所造成的被动及伊兹玛依洛夫坚持欧洲外交中通行的“对等原则”对中国的朝贡外交和康熙皇帝所带来的冲撞。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朝贡体系与英联邦体系比较研究

朝贡体系与英联邦体系曾经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在其体系覆盖范围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学理层面对"朝贡体系"和"英联邦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是海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对"朝贡体系"与"英联邦体系"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朝贡体系"和"英联邦体系"的异同,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思考。     

宋朝朝贡中的额外赏赐

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物品较为丰富,有衣带、银、帛、马匹、戎器、茶、药等物。宋政府意欲通过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达到其政治、军事目的。一方面,宋朝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在西北、西南等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颇见成效,因战略需求,北宋政府将丰厚的回赐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拉拢回鹘、吐蕃等部族,与之结成军事联盟,分化、瓦解和抵御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实施效果相当有限,宋朝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明代朝贡体系之兴衰——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朝贡贸易体系

在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明代,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唯我独尊自恃博大.明初禁海政策的推行,使明代的朝贡贸易体制达到了顶峰.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朝贡贸易体制最终走向衰落.儒家观念上的影响和辐射是朝贡贸易体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之前汉唐的发展成熟,到明清时代的鼎盛瓦解,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这点不难理解儒家文化对历朝历代的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影响.正是在儒家思想的辐射影响下,“称藩纳贡”求得保护的朝贡贸易体系得以建构起来.之后一系列的演变,无不是在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下小范围的兴风作浪.     

宋代朝贡贸易中的回赐问题

解析宋代朝贡贸易中回赐的构成,可以清楚地了解贡赐双方的得失和态度.朝贡国可以获得贡物折价和贡物折价以外的加赐、国王(或首领)礼物、使节赏赐等特别赐予,说明宋朝在贡赐贸易中仍是厚往薄来的.宋朝出于处理现实国际关系和解说自身正统地位的需要,把贡赐贸易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重要手段.但总体上两宋对贡赐贸易的态度都更趋务实,采取了若干减少回赐的限制措施.     

明朝对中朝朝贡的组织管理及其影响

朝贡的组织与管理是明朝朝贡制度完善的具体体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朝贡事务,不仅设置完备的机构,在朝贡的组织过程中也有条不紊,有章可循.对朝鲜的特例,使明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比其他朝贡国更为密切,给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