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方式”的定位及塑造

“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是正确的政治决定,人们非常重视诠释它的政治意义.然而,仅关注法治方式的政治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法治方式的法学、法律意义.因为,“社会矛盾”在执法、司法领域表现为“具体矛盾”,具体矛盾的解决需要倚重法律方法或法律思维规则.在缺乏法治启蒙的背景下,需要改造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塑造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导,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以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强调尊重执法、司法的规律,反对权力的绝对化,倡导行为主体要像律师那样思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法治.     

在法治发展新阶段振兴我国的法律职业伦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研究视角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将更多地转移到有法必依或者说法律实施上。法律职业者是法律实施的中坚力量,法律职业伦理对于职业者素养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法治发展新阶段热切呼唤法律职业伦理的振兴和法治信仰的确立。在制度建设取得成就的同时,法律职业伦理滞后导致的司法渎职和腐败问题已成为法律实施的严重障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振兴我国的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着"理论基础—制度规范—体制设计—机制运行"四位一体的研究架构和实践任务。     

中国律师文化的定位、定性与定向

律师在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职业。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有力推动下,中国律师业正迈入全面发展、整体提高的新阶段。没有法律文化支持的法治如同空中楼阁,没有律师文化支持的律师如同无本之木。中国的律师文化在内涵上的定位是理念、制度与行为的统一,在性质上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它的发展与培育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引。     

法治秩序的伦理支撑及其启示

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法治秩序型构过程中伦理背景的分析以及对我国长期以来未能生成法的原因探讨指出,法治思想之建构必以特定的伦理支撑为前提,伦理建设在逻辑顺序上应先于法治建设,不把正义作为伦理目标就只能产生“伪法治”,因此,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如何做到对传统道德和国家主义道德的合理扬弃,促进以自由个体伦理和市场伦理为核心要素的新型伦理秩序的生成,将是整个法治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律师服务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国法治能否建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三农问题所需的法律服务能否得到满足。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现实问题,亟需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予以解决。一是许多争议发生在基层,但农村常常没有一名真正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二是基层组织亟需律师提供服务树立法治政府形象;三是避免官民冲突,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律师参与;四是农民维权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     

法律职业伦理及辩护律师的伦理

依法治国的中国所需要的不单是经过严格制定的现代法律体系,对于接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深刻理解并贯彻法律职业伦理的法律人有着更大的需求。只有那些真正拥有正义道德感的职业人才可以深刻理解法治的精要之处,完成良法之治。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转型的大背景下,律师对事实的真实义务、对法律的忠实义务、对委托人的诚实义务,这三种忠诚义务在某种程度上会产生冲突,律师必须在坚持正义的前提下,对此类冲突进行协调。     

当代中国法律家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法律家是实现法治理想的中坚力量,是构建法治秩序的核心要素。目前,我国在法律家的培养方面面临如下困境:法律技能训练的缺乏与法律家高技能内在品质之间的矛盾,职业伦理教育的缺乏与法律家法律伦理内在品质之间的矛盾,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缺乏与对法律家共同体需求的矛盾。走出上述困境,应当寻找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的衔接点,即法学教育的主要层次与法律家的资格条件相衔接、法律理论知识教育与统一司法考试和一体化司法技能训练相衔接、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衔接。     

我国法治进程中亲属法伦理探析

建设法治国家不仅仅是制定和执行各种各样配套的法律,而且也包括更新或重建我们民族的法伦理。亲属法伦理“爱有差等”及义务本位性,与“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亲属法伦理重视亲情、讲求人性则与强调人本、人道的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相契合。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必须对亲属法伦理进行改造和批判继承,把法治理想转化为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认同,这是实现最高层次的法律秩序——法治的必然选择。     

加强法官司法伦理建设的新思考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树立司法权威.而司法权威的树立与法官队伍的职业素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司法伦理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关键因素.司法伦理是指与司法职业活动紧密联系,并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司法伦理作为司法文化的主线和核心,对司法活动的性质和成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法院只有高度重视法官的司法伦理教育,着力加强法官的伦理信念和伦理自律,才能有效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水平,进而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培育和建设一支优秀的职业化法官队伍.     

法律教育:法律职业视角的考察

一国法治秩序的形成离不开法律职业阶层的存在,而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又离不开统一的法律教育的支持。西方法治文明演进过程中,法律职业阶层与法律教育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即是明证。因此,对于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家而言,通过提供统一的法律教育,实现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的有机结合,以期促成法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台湾、香港律师惩戒制度比较研究

律师惩戒制度是律师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台湾、香港基于不同的法律传统,确立了各自不同的律师惩戒制度,各有利弊。反观内地的律师惩戒制度,亟需改进和完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律师行业的竞争加剧,更需要规范管理,以提高律师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水准。     

内外兼修:当代中国公民道德信仰重建路径

当代中国公民道德信仰危机是传统理性伦理精神失落而导致的内部伦理价值危机和外部伦理秩序危机.因此需要从内外两个向度合力而为,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重建当代中国公民道德信仰.一方面,要通过公民道德教育系统工程建设来进行内部伦理价值重构.为此,需要在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上进行结构层次与序列安排的细化探索,实现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公民道德教育场域的协同;另一方面,要通过现代伦理国家建设来进行外部伦理秩序的重构.为此,需要进行公民生命与财产安全保障机制建设、公民个体尊严与主体自治权利制度建设、国家公权力的规制与监督体制建设,从而实现道德、法治和民生福利有机统一、彼此联结的外部伦理秩序安排.     

关于“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的制度化探讨

201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我国将建立从律师中遴选法官的制度。律师和法官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二者分享共同的法律知识体系、共同的职业荣誉、共同的职业能力,这些构成了律师与法官流动的职业基础。立足我国现实,借鉴外国成熟经验,在我国建立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制度应该从发挥律师协会作用、制定合理透明的评价指标、进一步改革司法考试、改革法院内部制度等方面着手。积极探索并建立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的制度,能够拓宽律师参与依法治国的渠道,发挥律师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作用,进而促进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     

律师职业伦理是如何形成的

律师职业伦理对于律师职业的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实现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律师进行规制,要求律师行为符合较高的道德标准。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伦理规范,需要对律师职业伦理的形成有全面的了解。律师职业伦理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在律师养成时期的培养和训练。另外,在律师职业产生之初,来自司法机关和律师组织的规制措施也逐渐成为律师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者,律师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声誉以及律师的价值取向等律师亚文化也是决定律师职业伦理形成的重要因素。     

试析当前我国法官职业伦理构建

法官职业伦理是当前我国法官队伍建设的核心内容,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严格法官准入制度和遴选制度,从源头上保证法官的高素质。改革法官职业伦理的监督和惩戒制度,是法官职业伦理自律性要求。实现法官职业伦理的内化,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最终追求。     

国际法视野下中国律师业自治的现状与未来

实现律师自治是现代法治的要求,也是国际法上对律师职业作用的基本立场。该文通过分析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内容,结合国际法中对律师作用的基本界定,总结我国法律法规对律师作用和律师职业的规定,明确我国在法律层面上契合了国际法中对律师业自治的内涵。但由于历史和现实体制的原因,导致律师业自治局面出现国家中心主义色彩的自我管理、淡化内部视角的自我监督、缺少组织依托的自我保护等现状。对此需要淡化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增强自我管理的能力;建立行业内部评价体系,改善自我监督疲软现状;依托律师业自治组织,加强自我保护的力度,从而有助于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对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考

当前我国律师职业道德中存在人格缺失、缺乏职业良心等问题,其根源既有律师自身的主观原因,又有社会法律环境等客观原因。对此应当通过强化自律机制、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强化他律机制、优化律师执业的外部环境来加以根治,以提高律师职业道德水平。     

谈法治思维中的“律师思维”

法治思维是法治社会最基本的思维形式。在法治思维这一综合体系中,律师思维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良好的律师思维可以推动、完善、保障和彰显法治建设。对于律师来说,在执业过程中应具有严谨、多元、敏锐、预见性和创造性的思维素养,只有坚持不断培育和发展律师思维,才能使律师的职业群体真正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战略力量。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论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

在法学本科教育中,一个还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就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有助于促进司法权威,塑造法律职业群体的精神气质。从法律职业伦理的特殊性和法治成熟国家的经验来看,在法学本科教育中开设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强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对促进法律职业伦理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