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成本的测评途径

政府规模成本可以通过政府机构的规模、政府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和行政管理财政支出总量等三个评估纬度，通过政府机构数量增长率、机构改革频度、政府财政供养人员总量规模、政府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率、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增长率、预算外资金增长率等具体指标进行测评，为政府规模成本控制提供依据。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控制努力程度的影响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通过对河北省各县财政数据的实证分析,在测算各县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控制努力程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控制努力程度的影响模型。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刺激了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膨胀,并提出改革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政策、改变预算编制模式等政策建议。     

控制财政供养人员规模 减轻政府财政支出负担

我国目前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庞大,财政负担沉重,一方面财力保障困难,另一方面引发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增长情况的概览,分析和阐述了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过大的成因与负面效应,提出了控制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减轻财政负担的建议对策。     

机构改革中的非法制化现象及其对策

政府机构改革要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就应改变机构改革主要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的传统作法,把政府职能定位、机构设置与人员定编、人员分流等改革环节纳入法制轨道;同时,建立和健全行政组织、行政编制、人员分流的立法,并严格执法     

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

纵观中国政府历次机构改革 ,仍不能完全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本文试从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定”出发 ,指出 :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的“经济人”行为倾向 ,才是机构改革“怪圈”产生的真正原因。在此基础上 ,本文以公共选择的理论视角对我国机构改革“怪圈”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克服这一问题的有关建议     

行政管理支出绩效评价:以河北省为例(1994～2013年)

在严格界定行政管理支出口径的前提下,通过对河北省行政管理支出绝对规模、相对规模、人均支出水平进行纵横向分析和比较后发现,河北省行政人员结构配置不尽合理、财政供养人员规模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在当前财政收入处在中低速增长的态势下,对控制河北省行政管理支出规模、优化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提高行政管理支出质量和效率等进行探讨,将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提供有益参考。     

农地产权与我国农村的“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现象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面临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严重短缺,大量农地被以各种开发的名义“圈占”,农民出于理性选择导致蔓延全国的耕地抛荒和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基层政府财政供养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乡官”、“村官”的腐败行为,正交织形成了我国农村“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同时盛行的奇特现象.究其根源还在于低效滞后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残缺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将农地集体所有上升为农地国家所有,赋予农民永久的农地使用权,引导和鼓励个体农民在产权清晰后以自愿的方式,重新走向多种形式和不同规模的联合,大力改革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等是消除这两种“悲剧”的必由之路.     

地方行政机构人员分流难的成因及对策

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减。具体要做到转变思想观念 ,解决认识问题 ;分流渠道 ,做到“人尽其用” ;完善分流政策 ,做到“水畅其流” ;依法定编 ,为地方政府机构人员分流提供动力。真正调动富余人员投身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     

政府机构改革的前车之鉴

建国以来，我国已进行过多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但这些改革都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可见，政府改革不仅在于精简，而且更在于从根本上消除导致机构膨胀的诸多因素。事实上，政府机构膨胀的诱因和精简的难点在本质上是同根同源的。目前正在进行的这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与以往历次改革不同，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和发展背景下进行的，这就为此次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因此，吸取以往的教训，在精简的同时，建立起一个防止机构和人员再度膨胀的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政府机构改革中的“怪圈”探析——兼议完善大部制改革的方向

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发展历程看,政府机构及人员"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当前的大部制改革在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也存在局限性。因此,政府治理与改革不能以简单的机构增减论成败,而要以能否准确及时回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准则,不断调整、完善和优化政府职能,以控制人均行政成本为中心,完善监督机制,实现"市场—政府"的动态平衡和"小政府、大社会"的善治模式,从而延长"怪圈"循环周期,直至走出怪圈。     

转型期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

20世纪 80年代起 ,世界各国相继进入了政府改革的时代。 1978年以来 ,我国政府进行了四次机构改革 ,但因每次改革都没有触及到政府职能与政府组织结构的关联点 ,致使机构改革一直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文章通过对国家职能及其转变论述 ,分析比较了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和公共经济模式的内涵、功能和特征 ,指出转型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取向是发展公共经济 ,优化公共服务。只有找准了职能定位才可能建立起高效、廉洁和公正的政府     

基于公共财政理论的政府财力资源分析——以建平县为例

从整合财政专项资金、政府债权、城市土地资源、县乡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资产、加强矿产资源管理、推进县乡机构改革、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等方面,明确了整合政府财力资源的意义,分析了建平县整合政府财力资源的主要做法,对整合政府财力资源的主要成效进行了探讨.     

试论市场经济下政府的适度规模--兼论我国"吃饭财政"与"建设财政"之争

首先分析了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内在的统一关系 :伴随着公共产品论的提出 ,“私人品”与“公共品”统一于边际效用理论。由于缺乏市场价格引导的政府偏好以更大的规模提供过度的公共品 ,甚至在过大的规模下提供不足的公共品 ,从而出现“政府失灵”。最后分析了我国政府规模的现状及其原因 ,指出我国“吃饭财政”的迅速增长严重挤占了“建设财政”,这正是政府规模低效率膨胀的结果     

我国农村"五保"老人供养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农村“五保”老人供养在税费改革后由于五保融资层次较低,农村社区建设和供养制度改革滞后等原因,致使“五保”老人供养应保未保率上升、五保内容不全、供养标准下降。因此强化政府责任,提高融资层次,完善相应制度,加强社区服务就成为摆脱困境的关键。     

我省乡镇财政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尤其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展开,我省乡镇财政的困难状况愈益严重,问题也越来越多.其主要原因表现为财政体制不尽合理,政府职能越位错位,财源基础薄弱,供养人员过多,税收征管不力,支出管理不善,等等.为此,要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培植财政财源,完善财政体制,合并乡镇,精简人员,加强税收征管,堵塞"跑、冒、滴、漏",从根本上扭转乡镇财政状况的不良局面.     

安徽四项举措贯彻落实新《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新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自今年3月1日起施行。记者从安徽省民政厅获悉,该省贯彻落实新条例目前有四大动作:正着手起草“安徽省贯彻《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实施意见”;决定从今年起,用五年时间整体规划建设5000个“五保老人之家”;开展五保供养新模式试点;争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五保”供养标准。安徽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负责人介绍,截至2005年底,全省已纳入五保供养的有45.7万人,其中在敬老院集中供养的有3.6万人,在“五保老人之家”集中居住的有1.27万人。全省建有农村敬老院1635所,集中供养的年人均供养标准为170…     

财政幻觉假说的实证检验

财政幻觉假说是公共选择理论下解释政府规模增长的理论之一。依据财政幻觉假说的经验方程，将“财政幻觉”分解为“赤字幻觉”与“预期幻觉”，以中国1978～2004年的年度数据，采用邹氏转折点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财政幻觉”与政府规模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幻觉”是中国政府规模增长的原因之一，其中“赤字幻觉”的存在未得到显著证实，但“预期幻觉”对政府规模有正的显著影响。     

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

教育支出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保障。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体制框架,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和谐而竞争”两种政府竞争模式对地方教育支出规模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作为我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都会对教育支出规模产生正向影响;不同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会在财政分权与教育支出规模之间发挥不同的中介效应,“为增长而竞争”会抑制教育支出规模增长,“为和谐而竞争”则会促进教育支出规模增长。深化政绩观转型,转变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有利于发挥财政分权体制的优势,激发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支出的动力,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的现状、成因及对策

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通过对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过高;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过高;行政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过高,这主要是由财政的实际规模庞大、政府机构不断膨胀、供养人数不断上升、腐败现象不断增加行政成本等现象表现出来的.造成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来自政府行为的负面效应、正确的行政观念的缺失、行政结构的不合理、行政制度的不完善和行政决策的不科学.降低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的对策是: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深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规范政府财政的开支、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和强化监督机制、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与推行电子政务等.     

走出"吃饭"与"建设"两难困境构建和谐县乡财政--以江西省W县县乡财政为例

县乡财政既是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全国总体财政形势好转的背景下,县乡财政形势却日益让人担扰。产业结构单一,财政收入虚增;机构臃肿,乡镇政府财政供养人口失控;乡镇责大权小,财权、事权不对称是县乡财政“吃饭”与“建设”两难困境的成因。调整中央对地方的分税制,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精简机构,合理界定财权和事权,转变政府职能是构建和谐县乡财政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