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忍”

“忍”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在中国人心理结构中的具体成果,是本土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变量,共存于儒、道、佛三家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忍”体现在以“仁”为中心,透过“义”“礼”的制约来完成个体的成圣成贤.道家思想为“忍”找到了理据.佛家认为,忍是一种智慧,相信因果报应的认知方式也提高了人们的忍辱能力.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策略探析

语言是交际与思维的工具,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也是一种文化教学。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和汉语热的不断升温,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突显出来。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会产生一定的文化冲突,以致会出现“文化震荡症”或“文化休克”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学习效果。这就需要我们汉语教师,针对留学生不同情况,在汉语教学中要进行文化教学,并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策略。     

小议“默而识之”

<正> 《论语·述而》记载:“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从字面上看,这是孔子在谦虚地检查自己,对于以上三条做到了哪些呢?实际上这是孔子在教学上对所有教者与学者提出的三项要求。这里不仅提到学习和教人的态度,而且还谈到学习方法问题。对于教与学的态度问题(“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人们一向重视,这是对的。但是,对于“默而识之”的学习方法问题,似乎重视不够。因此有必要对“默而识之”的含义小议一番。“默而识之”,一般都理解为“(对于知识)要默默地记住它”。其实,孔子说的“默而识之”中的“默”字,不能单纯地当“静静地,不作声地”讲,从孔子对学习方法的一贯要求来看,这个“默”字中还包含着一个“思”字。孔子所希望的最佳学习状态,曾在谈论颜回时说过:“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     

论汉英民族的句子观与汉语句子的生成

本文运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比较了汉英民族的句子观,揭示了汉语句子基本样态、生成方略和造句程序的特点及其文化原因,重点分析了汉民旋“举其纲,文意断”的句子观对于汉语句子的制约及其在汉语句子中的体现,提出了汉语句子的研究与教学要有长足的进展,必须突破源于西方人NP+VP句子观的“主谓二分”模式之束缚,构建适于汉语句子的形义有机结合之析句模式。为此,当务之急是要开展对于“义读”这一汉语句子之“表意板块”的研究。     

《马氏文通》与中国对比语言学的肇始——基于对《马氏文通》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分析

《马氏文通》建构了自己的元语言系统,充分体现了马建忠对建立汉语语法学和开创中国语言对比研究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马氏的模仿不是机械的,而是部分地继承了中国古代语法学说,结合汉语的实际,将西方的语法理论运用于汉语语法现象的分析;突显了汉语的“字”不同于英语的“词”,用“字类”替代了西方语法学中的“词类”;马建忠的“实字虚用”和“虚字实用”,直指“汉语实词不可分类”的事实;在字类中专设“助字”,体现了汉语助词与英语虚词的不同功能;“句读”及省、顿、次、式等概念,“为华文所独”,体现了中国古代文章学与现代“篇章学”的有机结合.马建忠较为成功地建构了汉语的语法体系,体现了“体用结合”思想.     

忍与不忍——儒家德性伦理的一个诠释向度

忍与不忍是两种相关的心理现象。忍可分为四种:修养之忍、车段之忍、无奈之忍、忍人之忍。其中的修养之忍(忍己)与不忍人是一体之两面,但前者是独善其身,后者则能兼济天下,属德性伦理的范畴。儒家把不忍人之心作为首善之端加以强调,讲求的爱是对弱者的怜爱而非对崇敬者的热爱。孟子的“不忍”之说是其心性论的核心,而宋明儒者关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说,则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两者均显示了“不忍”在儒家价值系统中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忍”的道德修养与功夫之学是德性伦理学的重要课题,是人性的光辉体现,展现出儒家的道德责任与仁爱的生命情怀。     

由“欺软怕硬”想到的

“忍”,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一大美德.几千年的华夏文化对“忍”可谓是大加弘扬.古有张公百忍,传颂千古.在民间,张家人至今还为此而骄傲,在他们的华居里,可以堂堂正正地挂上“百忍华堂”的扁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忍”不仅是一种美德,还是     

“21 7”汉语文魔区述要

“魔区”就是和通常区不同的“神奇区”。人体有穴位,科学技术有魔区。为什么汉语的辅音和元音在数量上遏近于“21 7”?为什么汉语拼音方案的首字母和末字母在数量上逼近于“21 7”?不妨认为:“21 7”这个数量就是汉语文魔区的考察对象。从反复验证中得知,按照在字前     

谈"姓"与民族文化

“姓”字的文化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群婚制度之始末、女权主义的根源、宗法制度 的核心。这三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嬗变过程。     

"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

“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意思为“高昌王”。“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之间交汇、融合的结果。正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吉利”钱币便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     

"缅"的意义演变考析

粤东客家话表示“思”、“想”义常用“缅”字。如口语中说:“亻厓(我)缅出一只好办法。”“难为你总系缅等(着)这件事。”实际上,就是普通话的“想”。平时问对方想不想念自己:“你缅晤缅亻厓呀?”客家山歌也常用“缅”字来表达相思之情:“郎就缅妹妹缅哥,两人交情受奔波。”除非是读书音,否则,离开了“缅”字,客家话很难自然表达“思”、“想”义。“缅”字不像汉语中有关思维意义的字普遍有“心”作偏旁,却是客家人表示“思”、“想”义的常用字。“缅”的“思”、“想”义从何而来呢?《说文》的解释是:“缅,微丝也。从糸,面声。”古书中…     

藏族学习汉语难点分析

我们教学的对象是藏族学员。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常听到一些藏语式的汉语,看到一些不符合汉语遣词造句规律的句子。如“她我们班主任是。”“我铅笔三个有。”“我们雷锋同志学习。”“我医院去。”“今天,我开水很多喝了。”“老师,你酥油茶一点喝。”“尼玛十二岁,我十四岁,尼玛比我大。”“昨天他病了,上课不去。”“明天我西安去没有。”等等。这说明汉藏两种语言在句法上有差异,研究这种差异,对突破汉语教学中的难点,抓住教学中的重点,是大有帮助的。本文现就出现的这些问题,从基础知识着手,对汉藏简单句的结构作一比较。     

论汉字的媒介特性及其文化影响

媒介塑造文化,其中又以文字为甚。汉字在实现对口语的视觉再现时走了一条言文分离的道路,这对汉语文化的品格塑造至为关键,汉字对汉语文化的影响可从字象思维、汉字崇拜、重文轻言等思维习惯、文化态度和交往习惯中体现出来。     

"声情"辨--对一个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的研究

本文从王夫之在三本诗选中评诗用“声情”达二十余次这一基本诗学文献事实出发 ,力图对“声情”范畴作文化语言哲学的阐释。作为与“辞情”相对的“形式情绪” ,“声情”既体现了诗歌声韵在形式功能上的表现性或情感性 (音可显情 ) ,也体现了诗歌语言在情感表现方式上的形式性 (情以音生 ) ,从而最终昭示了诗歌的表现性与形式性的高度统一。置于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中 ,“声情”是堪与“意象”相提并论的重要诗学范畴。     

从留学生的语用偏误看对外汉语口语教学

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存在着语用偏误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口语课堂上体现的尤其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习者母语文化的负迁移和个人学习习惯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学者对语用与语境的关系不够重视。针对这一现象,对外汉语口语教学者应加强语境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的运用,注意培养学生的语境学习观。     

学术与思想:是否对立以及如何对立

关于学术与思想之关系的讨论已有时日。常常可以听到有“思想淡出,学术凸现”这一类说法。它们大多不言自明地把“学术”与“思想”作为对立的概念来使用,但这总会使我感到有些茫然。首先是不明白“学术”在这里究竟是指什么?然后是不明白“思想”又是指什么?因此自然也就不清楚,为什么在学术与思想之间会有对立?以及为什么要对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张力做如此强调?我从一开始便把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看作是一个汉语语境中的特有议题。或许是孤陋寡闻,但我确实不知道在其他文化中是否有过相关问题的讨论。当然上述困惑的原因主要是在于这两个概…     

徐通锵的“字”本位观和语义句法论

徐通锵的“字”本位及语义句法论别开生面,它产生于世界语言学研究的语义转向背景之下,立足汉语特点及其研究传统,揭示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指出汉语结构的语义性质,找到了一条适合汉语特点的研究道路,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理论的深入,同时也引起了学界对汉语研究中相关问题的思考。     

酒文化引论

“酒”字自殷商甲骨文时代就已存在,此后便颍繁地出现于历代文献之中。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学、艺术诸方面的篇章无一不提及“酒”,并且与“酒”相关的宇如醴、酪、酬、尊、醇、酷、奠、医、醉、醒等,以及由“酒”构成的词、词组乃至成语典故如酒人、酒官、酒德、酒礼、酒风、酒俗、酒史、酒艺、酒色、酒令、酒肆、酒徒、酒仙……酒池肉林、酒囊饭袋、酒以成礼、“煮酒论英雄”、“杯酒释兵权”等等也不断地派生出来,可谓举不胜举。可见“酒”作为特定的指代符号,在众多的汉语词汇中亦称得上使用频率极高者之一。单就“酒”字本身而论,已可看出其所指代之物——隐藏在符号背后的神秘饮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意义了。所以研究中国酒文化首先就得弄清“酒”字,考查其发生与演变及其相关的社会语境,而这又不得不对中国的文字情况作一番概略的交待。     

三星堆与上古中国的青铜礼制

器用现象是上古中国青铜礼制的本质体现。三星堆文化器用现象可见“同形”“列器”“三件套”三种,这是该文化青铜礼制形态的基本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夏器”器用可能多遵循了“夏(列)器夏礼”,“夏器夏礼”在古蜀文明中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地区礼失而求诸野的又一例证。同形现象是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三星堆文化中的同形现象是“同形商礼”的体现,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青铜礼制同频共振。三件套现象是三星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是“蜀礼”的根本体现。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首次从礼制角度表明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之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中国传统文化之“忍”

从“屈”的向度上来观察 ,“忍”无疑有其消极性 ,也有挫伤中国人“强梁敢进之思”之嫌 ;不过传统之“忍”既有其屈从、迎合专制臣服要求的一面 ,也有先人体察天道、承受生存挑战的另一面 ,即弘毅坚韧、前瞻致远的精神以及包羞忍耻的坚强品格。因此 ,对传统之“忍”所包含的正面价值 ,即“屈而后伸”的诉求 ,理应予以更大的关注 ,因为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说 ,这一面无疑是更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