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家世资料的新发现

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和《江海学刊》编辑部于七月三十日召开“曹雪芹家世新资料座谈会”,参加的有省红学会理事和研究人员27人,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冯其庸同志也应邀参加座谈。座谈会由省红学会副会长姚北桦同志主持。这次专题座谈会,主要是由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黄龙同志介绍曹雪芹家世的新资料。最近,他在《曹雪芹和莎士比亚》一文中,引述1874年英文版《龙之帝国》(Dragons Imperial Kingdom)一书中有关江宁织造曹頫的一段珍贵资料。该书作者     

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的两封来信

一、给本刊编辑部的信《云南社会科学》编辑部: 云南历史研究所的杜玉亭同志给我寄来了贵刊1981年的第二期,上面刊登有他的一篇大作,提出了要和我商榷的一个问题——即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我给杜玉亭同志回了信,并建议把我的信在《云南社会科学》杂志上公开发表,不知他把我的信转给你们没有?现将我复杜玉亭同志的信的抄件,寄给你们一份,你们审阅后有何意见?盼示。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理论表现——评“选择哲学”

1985年以来,王振武同志在报刊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论述了他提出的“选择论”,随后又写了《选择哲学导论》一书,系统地阐发了他的观点。他强调指出:“选择论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不同于经典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王振武:《以选择论为框架建立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4期;以下凡引此文均不注出处) “选择哲学”是不是新的现代哲学?它发展了还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有益于还是有害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能不辨论清楚。     

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     

曹雪芹的小说创作思想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这是空空道人听说《石头记》是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的后为该书题的一绝,脂砚斋认为这是《红楼梦》的“第一首标题诗》,我以为这也是理解曹雪芹小说创作思想的一把钥匙。这首短短的小诗,浓缩了曹雪芹对“情”与“梦”、“真”与“幻”,“味’与“新”辩证关系的认识,涉及小说创作发生论,艺术真实论,审美功能论等重要理论问题,我们的讨论可由此展开。     

试论冯桂芬思想的阶级属性——与王栻、陈旭麓同志商榷

冯桂芬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弄清这一问题,对研究中国近代初期社会思想的递嬗变化趋向,对搞清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三种思想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都会有重要的帮助。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过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把冯桂芬看作是洋务派的代言人,但较多的研究则认为冯桂芬是我国近代最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栻同志在1956年所写的《冯桂芬是不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改良主义者?》一文,可算是前一种看法的代表,陈旭麓同志最近发表的《论冯桂芬的思想》一文,则较为详细地发挥了后一种看法。在这里,谨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与王、陈等同志商榷。     

应该承认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与秦淮沙同志商榷

《晋阳学刊》1985年第二期发表了秦淮沙同志的《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之不能成立》一文(以下简称秦文),看后受到一定的启发,但我认为根本否认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是不妥的,现谈点粗浅的看法,就教于秦淮沙同志。一,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论述秦文在“立论的根据何在?”这部分中写道:“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究竟是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能不能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提供论据?”我认为问题提得好,抓住了关键所在。秦文认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阐明的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其含义“有两层意思”:“第一,说的是思想对世界的认识”;“第二,说的是思想对世界的改造”。因此,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说成只是世界“可     

敢拼敢闯,敢于胜利

徐寅生同志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話和《人民日报》的編者按語,对我的教育很大,現在我来談談两点学习体会。一、关于敢拼、政闖、敢于胜利的問題。我想,一个运动員,一定要象徐寅生同志做到的那样,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我参加广东羽毛球队的最初一段时間,对这个問题是认識不明确的。后来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紀念白求恩》,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爭,心想: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人,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正象毛主席說的:“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人道主义

一九三二年,国外首次全文发表了马克思的一部重要著作《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一发表,立即轰动世界并引起了激烈的论争。论争的重要问题是:《手稿》中关于人、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等人道主义思想,是不是马克思的成熟的思想?人道主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现沦体系中应占据什么地位?它和现代西方流行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有何区别? 对这一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在《手稿》中表现出来的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一贯的光辉思想。我们一定要继承《手稿》中这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恢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光辉。 然而教条主义者却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他们以《手稿》是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的著作为借口,认为它带有明显的费尔巴哈哲学人本学的痕迹,马克思后来抛弃了《手稿》中的思想,成了一个只讲阶级斗争、不讲人道主义的暴力革命论者,所谓人,人性,人道主义诸范畴,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无涉。我国十年动乱期间,左倾变为极左,理论界谈人色变,“人道主义”成为禁区,四人邦操纵的舆论工具围剿人道主义,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兼与汤志多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他名著之一,全面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大同”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提到过这本书。《大同书》著作在何时,大同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想,它的形成过程怎样?目前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汤志钧同志认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并且还认为     

是故作谦虚还是“夫子自道”?

随着对孔子的重新评价,他说的一句话又被引用起来。那就是:“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对“何有于我”应怎样理解,向来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见于《十三经注疏》本,认为那是表示“不难”之辞。另一种见于朱熹《四书集注》,认为那是表示“不敢当”,是“谦而又谦之辞”。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这些对我有什么困难呢?”(《光明日报》1978.7.18《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更早则见《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又有人译为:“在我这里有什么呢?”即“这三件事我都没有。”(王力《古代汉语》1978年重印本,更早则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两种解释恰好相反。     

论《一九八四》中人的自我的消解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这部小说中描绘了一个人们时刻生活在谎言和监控的世界。而主人公温斯顿对他所生活的世界仍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以他独有的方式进行着对抗。他所记日记的内容、他在日记中表达出的情感和他的语言均表现了他的强价值：对自由、真理和爱的追求,这些追求也构成了温斯顿的自我。他的强价值与党的指导思想的背道而驰直接导致了他的被捕和改造。党希望在温斯顿身上看到的是“理性”、双重思想和对“老大哥”的热爱,这一任务由深受温斯顿信任的奥布兰亲自实施。虽然在改造过程中,温斯顿不停对抗奥布兰,但是奥布兰向他灌输的各种言论最终还是被他内化为新的自我,他原有的自我也随之消解。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吸取国外先进思想文化的养料

<正> 本刊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发表林洪同志《对外开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文后.收到了湖北省中共荆门市委办公室陈方柱同志的一篇关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思想文化的来稿。陈方柱同志在来稿中说:他在《湖北日报》“新论走笔——选自外地报刊”专栏看到林文的文摘,林洪同志针对引进经济比较放心,对引进思想文化顾虑重重;对引进自然科学比较放手,对引进社会科学缩手缩脚的思想,提出了要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思想文化的观点.读到这篇文章时,我惊喜交杂,如获至宝,立刻想起一九七八我写的《天问——关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思想文化的提问》一稿.使我惊讶的是,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但两个人的主要观点竟然接近。真可谓     

记忆中的肖像——怀念振庭

《记忆中的肖象》——这是振庭同志在六十年代初所写的一篇中篇小说的题目,现在我借用来作我这篇文章的标题,理由有二:一是因为这个题名与我这篇文章的内容恰好吻合,二是因为他那篇小说里写到过我年轻时代的影子,我用他这个题目回忆他,也有回报之义。     

“曹雪芹是女权主义者”别论——兼及文坛批评倾斜现象审视

曹雪芹是女杂主义者的提法,始自陈诏先生.他在论著《女权主义者曹雪芹》一文中明确告读者:“他(指曹雪芹——笔者注)主张主有才干的女性来替代昏庸无能的男性,实行女权统治.”并陈论据有三:(1)《红楼梦》刻画了众多女子的形象,(2)写了若干用女儿、美人命名的什物,(3)有个回目中提到了海外女儿国——茜香国,等等.这三个论据,     

为什么说产权比财富更重要?

两年前我在哈佛大学期间不断有人提到一本书 ,书名是《资本主义之谜 :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成功而在其他地方失败了 ?》。这这本书的作者是秘鲁的一位经济学家。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2 0 0 1年 1月 5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看到了该书作者的一篇名为“为什么资本主义仅仅在西方成功了 ?”的文章 ,不用说 ,这篇文章的题目和主要内容均来自于他的那本新著了。于是 ,我把这篇文章从网上载了下来 ,一读为快。我知道 ,他的这本新著是基于一个研究项目的结果而写成的。数年前 ,作者所在的一个秘鲁的研究机构组织了一个来自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     

“只有金银忘不了”——谈《红楼梦》对“金银”作用的阐发

曹雪芹在谈创作《红楼梦》的体会时写了一首五言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第一回)随后,他又借跛足道人之口念了一首《好了歌》。歌中有四个“忘不了”,即“惟有功名忘不了”,“只有金银忘不了”,“只有姣妻忘不了”,“只有儿孙忘不了”。这四个“忘不了”,是封建统治思想的灵魂。其中的“金银忘不了”,是其它“忘不了”的基础和中心。没有“金银”就无所谓“功名”,就无所谓他们追求的“姣妻”、“儿孙”关系了。这里之谓“金银”,既是当时社会流通的一种重要的货币形态,也可作为所有货币的一种代称。作者细致观察、深刻分析了封建末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现状,并通过描写人物及其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表现了货币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后续者高鹗也大体领会了曹雪芹的这一创作思想。这也许就是作品深蕴的某种“味”,现“解”其如次:     

一本填补中国思想史空白的书——《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评议

在我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中,民主主义思想的研究显得特别薄弱,1900～1980年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未见这样的一本专著,其故值得深思。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同志近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填补了这方面的许多空白。 把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作为课题来研究是一棘手之事。其所以棘手,除了众所周知的现实政治因素以外,还在于它必须解决:研究些什么?怎样研究?搜集些什么资料?怎样形成     

关于研究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若干问题——与刘心予同志商榷

刘心予同志的《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文,提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我认为,刘心予同志的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兹撮其论据要点,商榷如次: 一、混淆了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区别 刘心予同志在文章中,没有把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这两个科学概念区别开来。他一     

历史的决定论还是历史的非决定论——读李明华《历史决定论的现代诠释》

在我近期出版的《道义逻辑》一书中 ,我已经隐含地表达了我对决定论的看法。逻辑学家一般来说大都不是决定论者 ,即使存在所谓必然性的某种东西 ,它大概也只可能在一个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 ,必然性对于无限而言几乎就找不到它存在的理由。但这只是我多年来治逻辑学的一个理论直觉 ,并没有想到要把这个非决定论的思想理个头绪的。明华君也刚刚出了一本书 ,书名就是《历史决定论的现代诠释》(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99年 6月版 ,以下简称为《诠释》)。作者是认真地抱有决定论思想的 ,我直觉的非决定论思想是不是也有些充足理由呢 ?一旦潜藏的形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