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还是“有机调整”:民族文化自治再审视

国内一些学者将近些年颇为流行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思路的理论来源与“第二国际”时期鲍威尔所阐述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勾连在一起.实际上,通过重新审视鲍威尔阐发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可以发现,其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并未“去政治化”,而是对国家中的各个民族、文化与政治、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民族自由与国家统一之间关系的有机调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不能“去政治化”

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内核和本质,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属性,由此决定了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政治性”是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规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政治化”意在消解其“政治性”,这与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规定性是毫不相容的.这种主张一旦成为社会主流观念,势必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我们必须保持清醒政治意识,坚决拒斥“去政治化”的倾向,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有力的价值支撑.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文艺性与政策性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上个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是对文艺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矫枉过正”,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上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新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以及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的呼唤,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自觉.但其对“政治”概念的诠释,显然赋予了新的时代解读.重释“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特征;通过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梳理与甄别文艺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等;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真正实现文艺自觉,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中国梦”研究不应“去政治化”

"中国梦"就其历史性生成、理论内涵与逻辑布展而言,都深刻折射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逐梦"过程中的主导性与非替代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路径支撑"和共产主义的目标规划,都集中彰显了"中国梦"内具的政治意蕴。而研究过程中的"去政治化"倾向,其本身就蕴含着特定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主张,是"普世价值"的理论翻版。并且,这一研究倾向将会导致系列消极影响,诸如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也有可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因此,树立在正确政治立场指引下对"中国梦"的科学研究范式显得尤为紧迫与重要,其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更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与现实价值。     

去政治化:马尔库塞美学理论的一种接受

通过对《诗化哲学》与《美学四讲》相关论述的分析认为,马尔库塞美学理论的前期接受中存在着一种去政治化的倾向。去政治化是“告别革命”的产物,马尔库塞的美学以此种方式参与中国新时期美学热的进程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因此,恢复马尔库塞美学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对美学与政治之复杂关系的理解。     

冯友兰的“生活方法新论”

冯友兰的“生活方法新论”田文军“五四”以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主张在吸纳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同时，维系和弘扬中国文化固有的伦理系统，建构民族的新文化，以图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冯友兰即是代表人物之一。冯氏曾参照西方文化观念阐释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少数民族教育”的提出及其意义

“少数民族教育”这个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呢?少数民族教育是“少数民族”派生的产物,是同少数民族经济、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体育、少数民族卫生等概念并列的。它的提出和使用,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充实和丰富了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内容。从它被明确提出和正确地使用以来,它就成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教育又是中国全民族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人口众多的汉族教育     

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转向”

一般认为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全面的。不同于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三大转向：一是科学化转向。近代科学和哲学分离,近代科学获得巨大进步,哲学模仿科学,追求成为严格的科学,导致哲学不再主要关注给人生提供价值和意义;二是政治化转向。哲学和政治的结合导致哲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哲学化。哲学政治化导致哲学变为意识形态,政治哲学化导致政治生活的理性化和享乐化;三是历史化转向。近代西方哲学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哲学被看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不能脱离历史时代,结果哲学陷入了历史主义的洞穴。认识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转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和演变。     

泛政治化文化的终结

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一创举真正动摇了我国几千年传统负向政治文化赖以生成的根基,尤为重要的是,它使我国从根本上摆脱了那种几乎深入民族骨髓的泛政治化文化。泛政治化文化的终结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文化领域的重大建设成就之一,也正是从这一角度考虑,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与时俱进、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文化创新的观点具有重大意义。     

略论郑观应的市场经济意识

本文认为，郑观应的市场经济意识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时代火花。郑观应破除传统观念，提出了“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主张，进而提出了建立上至“商部大臣”，下到各级“董事”的、完全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的、自成体系的商务管理体制，并就改进股份制、市场竞争、市场营销提出具体的新设想。尽管郑观应的市场经济意识并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为挽救民族危机的反映，还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不成熟的，但确是非常可贵的，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份历史遗产对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启迪     

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近年来，一些国家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并未明确“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指“规则”系指“国际法”并据此阐述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规则观。事实上，这些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法律实践表明，其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凌驾于普遍国际法以及将国际法泛政治化的规则观。这种规则观损害了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违背了完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时代要求。为纠正这些国家经由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追求的规则观，中国主张“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现的规则观是，确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权威规则体系，同时不排除不违反国际法的其他规则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去美元化”: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时代诉求

作为提供世界主要外汇流动性国家，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国内货币政策调整通常都影响美元流动性并进而影响世界经济。随着俄乌冲突后美国的对俄制裁及2022年美国新一轮加息政策启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外汇存用的“去美元化”浪潮。“去美元化”以关注本国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为基础，包括资源贸易本币结算、推出区域货币合作、降低美元外汇储备等。该现象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对以美国货币为介质的国际经济合作缺乏安全感。“去美元化”是发展中国家在新技术条件和新国际合作形势下就长期主张的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时代诉求。应对全球发展的周期性困境，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解决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在新技术条件下，探索新的主权货币合作方式和监管符合全球化发展需要。     

从“变法”的演变看维新运动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末期,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发展停滞,政治腐败。有识之士凭着敏锐的直观感到中国已进入“衰世”,非进行变革不可。龚自珍便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从《周易》中借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他主张“更法”、“改革”的理论依据。其变革的主张,主要是按照封建的宗法关系来调节土地关系,以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并没有越出封建制度的范围。但是他的变革思想却影响着近代中国思想界。有志于改革之士都以他为前驱,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一再提出新的主张。《周易》的“穷”、“变”、“通”、“久”也因他的借用而获得新生,数十年来历久不衰。龚自珍本人也被后辈奉为近代首开风气的宗师。可以认为,他是站在近古和近代临界点的近代变法的预言者。     

法律的地理禀赋——透过中国和希腊的视角

本文主要通过中国与希腊在法律文化传统和意识领域的对比来阐述“法律的地理禀赋”这一问题，指出法律的地理性质确实存在于世界各国不同民族的法律文化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日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有些学者主张移植西方法律；有些学者主张发展中国自身的传统法律文化；孰是孰非暂且不论，但法律的地理禀赋都应予以重视，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同时，本文也在理论上论述了地理因素对于法律的影响并从地理的层面，给予我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以本源性的总结。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政治化倾向管窥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政治化倾向依时间顺序分为四段。即：五四时期到４０年代，从“为人生”到“为政治”，５０年代到“文革”前夕，“左”倾路线升级，“文革”十年，阶级斗争扩大化，９０年代初期，极左思想回潮。本文对其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探讨。     

略论清政府民族观及民族政策对促进各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时期 ,当时的民族关系不但承上启下地演绎着过去民族交往中存在的各种现象 ,而且还继承、延续了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流向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间在我国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中华民族这几个不同的层面上呈现出了既趋同又分化、相伴相生的“多元一体化”现象 ,为近代以后中国各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在此过程中清朝政府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对于促进各民族的接近 ,最大程度地实现各民族政治与文化的一致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各民族在政治与文化上趋于一致性又为各民族的“多元一体”化构筑了基本的框架     

论政府责任实现机制的“泛政治化”

政府责任实现机制的“泛政治化”是我国当前各级政府履行责任的特点,它不仅是政治全能主义传统的后果,也是集中制资源配置体制以及党管干部原则的影响,又是各级政府责任能力失衡以及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利益强化的结果。“泛政治化”的政府责任实现机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发展,但却不利于我国政府责任体系的完善,容易导致政府行政行为的非理性化倾向以及腐败现象的产生,更容易造成相关部门以及政府官员逃避自身责任的结果出现。     

“大国协调”的重负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

面对后冷战时期单极国际秩序的衰变，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参考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重建全球性的“大国协调”机制。然而，作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作为殖民帝国“大国协调”客体的历史经历，尚未获得充分总结。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在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相互之间形成了临时的利益连带关系，进而发展出了驻京公使团会议、“条约网络”与银行团等协调机制。在一战前夕，即便欧洲内部冲突加剧，六大列强在中国仍然通过“大国协调”塑造了辛亥革命的结果，直到一战的爆发带来战前协调机制的衰落。日本利用了一战的时势，在华权势迅速增长。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局部重建了协调机制，然而其内部具有极大的结构性矛盾，英法美等列强未能及时阻止日本侵华步调。然而，殖民帝国之间“大国协调”的破裂，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殖民秩序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旧邦新造”准备了基础条件。以近代中国“大国协调”经历为参照，如何避免历史上旧式“大国协调”阴暗面的重演，将是中国推进当代“大国协调”机制之时需要深入思考的主题。     

“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

“安内攘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反蒋抗日”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两个方针是两党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不同的历史抉择，这既是由各自不同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以对方为主要敌人的基本思路。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率先放弃“反蒋”的口号，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重新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经世学”与近代“新学”的发端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近代，无论是从其历史走向上还是从其形态和内容上来看，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结果是导致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学亦非西学的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充满着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的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在传统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过程中，西学的浸润渗透至关重要，但是，作为民族特性极强的近代“新学”，毕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因而，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那就是“经世致用”。道咸之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