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的抗争

美学在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体现了人类感性力量的抗争。在中西美学中都存在着“以理杀美”,即用“形而上”的“道”、“理”、“逻各斯”、“神”等来窒息、扼杀感性欲求,从而扼杀人们美感的理论。政治美学中把美学作为改革政治和改造人性的手段,则使美学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只有明确“美是目的”,美学才能从中介变为目的,才能获得学术“合法性”。也才能成为人性本身的重要部分。     

宋明理学非儒家论

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理学是儒学，以为其“义理”学说之“义”出于孟子，“理”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作者认为欠妥。《孟子》没有与理学内涵相同或相近的“义”；“理”也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二者均源于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由“义理”学说具体化出的治国方针和基本哲学理论也源于术家韩非。且理学的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因为《四书）的重点在《大学》、《中庸》，二者均贯穿韩非术家的“义理”思想，而对《论语》、《孟子》的阐释和理解，既要参照《大学》、《中庸》，又要以理学家们所注的“义理”思想为根据。于是，《四书集注》就成了盗版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若将理学当做儒学，就不会走出新路子。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人关系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以《潜夫论》和《春秋繁露》为分析对象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王符针对东汉后期政经情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思想为批判对象,提出了自己的天人新义.由于对天人关系理解的不同,王符和董仲舒对于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回答也就有了本质的差别,和董仲舒的天命论式政权合法性的提法不同,王符提出了民心论式政权合法性的主张.同时,围绕天人关系以及政权合法性等问题的讨论,王符治道思想在其他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异端平民色彩的倾向.     

汉初“天命”政治认同理论的构建及其启示

政治认同是国家获得民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体现。西汉初期,为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稳定统治,统治者构建了"秦亡汉兴"的"天命"政治认同理论,从思想信仰方面引导和稳定了自"秦失其政"以来的紊乱民心,为西汉的政权建立和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后世典范,其构建模式对我们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儒家德治思想及其价值论析

儒家德治思想的主要缺失及其历史效应在于:由“寓政于德”理念衍生出“人治”悲剧;进而由“人治”和等级观念孵化出专制主义;而“仁”与“礼”则在心理、本体、功能、实践四个层面存在深刻的矛盾。儒家德治思想的合理内核及其当代价值在于:民本观念蕴含有政权合法性在民、民众是政权的基础和提倡民众参与的思想要素,经创造性转化,可与社会主义民主对接会通;仁政中的富民主张和平等观念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具有契合性;“依德定礼”、“仁本礼用”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方式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善治”“良法”提供重要借鉴。     

政治合法性与执政为民

合法性是政治和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首先要有合法性基础.执政为民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要求,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夯实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践行执政为民,而合法性基础的稳固也会进一步促进执政为民的顺利展开,满足民众的价值需求,执政为民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使政治系统更加稳固与高效.     

王船山的爱民忧民意识

王船山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深情地热爱自己家乡父老、热爱祖国人民的先哲。本文旨在探讨王船山深沉的忧民爱民意识,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 一、即民见天 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以孟子的话最具代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１）民贵君轻的思想是从古代重民轻天思想发展而来。早在西周统治者从商王手中夺取政权时,就开始怀疑天命,提出了天心即民心的主张。《尚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听自我民听”,从民心代表天心代表天意,说明自己夺权是合符天心的。与此同时,也体…     

论中国古代的富国富民思想

富国富民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富国和福民既有相统一的一面，也有相矛盾的一面。本文仅就二者的理论发展、内涵差别及其互相转变关系作一探讨。孔子和孟子是儒家学说的创立者，他们的富民思想具有内在的继承性。孔子到卫国后，看到那里人口众多，便明确主张把“富之”①作为统治者施政的主要目标，并且认为这是对人民实行教化管理的前提条件。此后，孟子也提倡富民，他的具体措施有两条，即“易（治）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②。但孟子对“富国”则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所谓富国就是充盈国家财政，这种“不行仁政而…     

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分析架构及实现途径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愈益突出。社会的发展、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变化中的公众期望使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可以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政权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主要有：确立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并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把政府转变为公共政府;建立广泛的协商机制等。     

孟子美育思想初探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礼乐教化观念 ,并从内在心性修养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美育思想。孟子美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 ,以“德教”为中心 ,特别重视内在道德情感的自觉培养 ,并与“性善”论和“仁政”学说相联系对礼乐的审美教化作用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论述。孟子的“引《诗》论教”和“说诗论教”发展了孔子的“诗以义为用”的“诗教”倾向 ,具有明显的义理阐说意味。     

试析《尚书·盘庚》篇中的民本思想

夏商时代法律思想中充满了对神灵的敬畏,一度以秉承神意进行吊民伐罪作为实施罪与罚的合法性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神灵的敬畏不断由强转弱。至商代中后期,社会统治开始由"敬神"转向"敬民"。获得民心是强化王权的基础,以民众的利益需求为主要内容的"德"成为王权合法性的支柱,最终将罪与罚的合法性由对神灵的不敬转向以对民众利益的侵犯。     

孟子的民本主义政治哲学

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主要着眼于民生的问题,即民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这既是天命又是民意,更是君权的统治基础。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的本质在于“用民”,仍然是一种“术治”的理论,安民的目的在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民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君本。     

试论作为儒家道德本原根据的"心""性"范畴

一　　我们知道 ,儒家是以“仁”或道德“心”“性”作为伦理道德的本原根据的 ,那么 ,深受科学思维影响的现代人则可能会问 :“仁”或道德“心”“性”究竟是什么 ?孟子的回答是 :“人皆有之”,“我固有之也”,“此天之所与我者”1 。牟宗三先生把“此天之所与我者”解释为“此心之官乃是天所赋与于我者”2 ,意即义理上天定本有之意 ,亦即“人皆有之”之意 ,这应当是一种大体上可以接受的解释。由此看来 ,孟子的这种回答表示“仁”或道德“心”“性”对人而言即本来如此、定然如此。这也表明 :“仁”或道德“心”“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     

利与义：一个需要摆正的关系

利与义：一个需要摆正的关系许运江，周承凯“利”之所在，人人向往。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小团体利益…只要有“利”，便有人求。“义”则不然，古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别，今有“舍生取义”、“见利忘义”之分．自古至今，欲求大“义”者，可能会失...     

Ideology of “Minben” Philosophy of Mengzi as the Core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先秦儒家反对“暴政”、反对战争、“民贵君轻”等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其中尤以孟子提出的以“民本”理念为核心的“仁政”思想为代表.孟子认为统治者必须注重“民本”施行“仁政”,因为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民意”,其统治的合法性在于民心所向,如果统治者施行“暴政”,人民就有权推翻其残暴专制统治.也就是说,“民本”和“仁政”的本质在于“以民为本”本身.虽然由于历史和时代背景的局限性,这种思想难免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掩饰其专制统治的工具,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所起到的更加积极的作用,即警示、限制、弱化统治者的专制暴政和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也为士大夫阶层为民请命、争取权利、反抗暴政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因而将之简单视为仅仅是为了巩固君权、维护统治者的封建专制统治,甚至是思想上愚弄和欺骗民众的手段是片面的、狭隘的.     

天命、德运与民生信仰——秦帝国择取“五德终始”说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战国诸侯争霸进程中,秦统治者对法家学说可谓是青睐有加。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皇帝,秦始皇的一统六合,实乃凭力而胜。然在随后建构帝国政治统治思想时,却在先秦以来的众多诸子学说中,最终选择“五德终始”说,以之为王朝立论。探究其因,主要有三：首先,相较于其时其他诸子学派务以为治的具体论说,独有邹衍“五德终始”说关注的是王朝之间的兴替更迭,更具形而上的超越性,这符合以武力所建构起来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论证之所需。其次,“五德终始”说契合了秦传统的“受命”意识。依“五德终始”说,秦帝国得享“水德”之运,这不仅为君权张目,给予了帝国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而且也能够为帝国统治者“重法”“偏法”的个性喜好提供源于“德运”“德性”的本体依据。再次,“五德终始”说依凭、内蕴的阴阳五行思想,不仅与秦文化深相契合,更与秦人日常民生信仰密切相关,故择取其为帝国合法性作论,就更易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与遵奉。     

孟子义利观的三重向度

<正> 长期来,人们普遍认为孟子重义轻利,甚至不许讲利,为后世“去欲主义”之发端。尽管近几年不少人对这种观点重新开展讨论,但这些讨论大多语焉不详,有隔靴搔痒之感。本文认为,孟子义利观实际上有君、民、士三个不同向度,这三个向度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没有否定利欲的作用,所以不能笼统断言孟子重义轻利,也不能认为孟子开后世“去欲主义”之先河。     

子家驹定律：人皆柔顺于“委食”——公羊学语境中昭公流亡事件的哲学分析

季氏当国，把持鲁政，鲁昭公于廿五年立意铲除季平子势力，大夫子家驹以牛马尚能“对委己者柔”的道理相劝阻，隐喻鲁国民众则也会“顺于食己之人”。但未被采纳。结果政变流产，昭公长期逃亡国外并客死晋邑乾侯。昭公、季平子君大夫之间的博弈不只是“民为邦本”底线要求在春秋学语境中的一次生动演绎，还交织着君臣一伦形式与实质、“得名”与“得民”的对冲。昭公是君，但已名存实亡，徒有礼制形式的合法性。而季氏大夫篡权，虽非礼却因有政绩而能够获得民众支持，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于是“得民”比“得名”更有道义力量。礼制形式必须服从于实质性的人民利益需要。     

论孟子天人观及其境界意蕴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中国历代思想家都有丰富的论述和讨论,如北宋思想家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见,自古以来中国的思想家都把天人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作为其一生学问研究生的根本和人生宗旨.在众多的天人关系学说中,孟子最早开创了“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认知模式.孟子这种“天人观”思想影响了后来宋明理学,特别是对心学影响之巨.孟子的天人关系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上,也即是“天人合德”的思想.通过剖析孟子的天人观,可以了解孟子的天人思想并不是现代理解的所谓生态思想,而是一种人生道德的境界状态.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儒家的德治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期望作为一种可以参考的统治模式 ,但直到孟子时代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用 ,原因是无论孔子或者孟子都没有找到这种思想与现实统治者的切合点 ;到战国末期 ,荀子对传统德治思想作了彻底的改造 ,德治思想才成为统治思想中的内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九项内容 ,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 ,但它们不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长治久安而释放的怀柔声音罢了 ,统治阶级或者它们的代言人都不可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展这种思想 ,更不可能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