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香港鼠疫的应对机制

1894年香港爆发的大规模鼠疫导致大量人口感染鼠疫以及患者的高死亡率,民众由惊恐到自发采取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东华医院等医界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但仍未产生明显的改观;港英政府采取现代防疫措施,控制了鼠疫,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据之以史实：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记忆之形塑

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首次细菌战实战试验造成的罪行，近年来引起学界关注，产生了一批梳理先期史料和发掘新史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历史真相是人类记忆呈现的真实。有关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之历史记忆，大致由1940—1941年间宁波当地的新闻报道、医疗卫生人员工作报告等的初始记忆、1949—1950年间伯力审判后宁波鼠疫受害人和鼠疫防疫工作人员的控诉记忆和20世纪60—80年代亲历者的“三亲”访谈回忆不断形塑而成。“敌机散毒”这一层累之记忆史绝不是臆想、编造或虚构，可为确证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提供新的证据。     

广西铁路的建设与发展回顾

广西铁路以柳州铁路局所辖之铁路设施为主体，不论对广西，还是全国的国民经济、国防战略，以及政治、文化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回顾广西铁路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一、纸上谈兵──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中空喊五十年未能铺成一根铁轨铁路的萌芽最早可朔源到古希腊时代，而真正的铁路交通应是１８２９年英国司梯文生在曼彻斯特试制成功的“乐克德”车之后，才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列火车，也就开始了铁路交通的真正历史。大约过了半个世纪，铁路才在文明古国──中国出现。１８７４年，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出现了，但…     

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

面对1918年初山西的肺鼠疫流行,中央政府与山西省政府合作,实行全民动员,迅速扑灭疫情,是为“国家的公共卫生”。1918年秋天及以后,山西临县、兴县鼠疫流行不断,人口死亡众多,中央政府和山西省政府仅表达有限的关注,防疫几乎成为县级政府的事务,是为“地方的公共卫生”。遏止疫情扩散的河流和山脉成为国家与地方的边界。围绕山西鼠疫的防治,展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交织与转化的过程。     

1910年吉林省鼠疫流行简述

191 0年东北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面积鼠疫。这次鼠疫流行源于东北边境城市满洲里 ,据说是该地两名猎旱獭的中国人被旱獭鼠疫感染 ,吐血而死 ,致使鼠疫迅速蔓延开来① 。 1 91 0年 1 0月 2 5日 ,满洲里首发鼠疫 ,1 1月 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当时属吉林省 )。此后疫情发展之猖獗正如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所形容“如水泻地 ,似火燎原” ,② 不仅横扫东北平原 ,甚至波及河北、山东共 6省 83县、旗 ,6万余人丧命。③直至 1 91 1年 3月 1 8日 ,最后一例感染在公主岭发生后 ,终告平息。吉林防疫总局统计全省“疫死人数多至二万余人”、“成…     

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

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一场突发的自然灾害引出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作为帝国主义争夺焦点的近代中国东北曾于1910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鼠疫。在这场自然灾害面前,日、俄两个列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美国也“积极”参与了鼠疫的防治。     

资本的绝对界限及其合理超越——兼评梅扎罗斯的“超越资本论”

“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是马克思分析资本问题的基本立场。“消灭资本”不仅是因为资本无序扩张将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也表明资本的内在矛盾（绝对界限）必然令其走向自我毁灭。梅扎罗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们面对资本并非“别无选择”，而是应超越资本，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新陈代谢生产秩序。具体说来，资本的绝对界限表现为：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物质条件的破坏、女性解放与实质平等的挑战、长期失业与人口危机的宿命。梅扎罗斯“超越资本论”强调资本作为新陈代谢生产秩序只能在总体上被超越，对我们认清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这一理论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出发认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彻底超越（否定）资本，则忽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资本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性和历史多样性，未能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克服“资本的消极面”，并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实现劳动解放。     

近代广州第一个城建方案：缘起、经过、历史意义

190 7年广州出现了近代以来第一个大规模的城建“方案”。该“方案”以广州当时进行中的长堤、铁路建设为起点 ,计划同时兴筑川龙口、河南、黄埔三个商埠 ,开发省城—河南—黄埔三地之间的交通 ,最后拆除城基 ,重建省城。该“方案”虽未能实施 ,但对于清末民初广州城建的影响颇大     

国民政府战时疫情防控——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疫情与战争相伴随。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心,疫情防控尤为重要。重庆采取了各项应对措施:第一,建立疫情报告系统;第二,实施预防注射;第三,实行交通检疫;第四,进行防疫宣传,提高防疫人员待遇。这个时期的防疫工作有所进展,也促进了重庆地方卫生事业的发展。但是,终因物质匮乏、人才不足以及官僚腐败,防疫效果有所削弱。     

“入世”与我国出口退税制度改革

出口退税是世界各国推动出口的基本措施与成功经验 ,但作为我国促进外贸增长的一项法定政策 ,其积极作用一直未能充分发挥。分析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现状 ,针对出口退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入世”后对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影响 ,近期应采取的对策是 :1 将出口足额退税的原则写入《外贸法》中 ;2 提高监管水平 ,严厉打击骗退税犯罪活动 ;3 建立出口退税共同负担机制 ;4 强化征管措施 ,实施计算机信息网络监控。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探析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卫生条件简陋及卫生知识的匮乏,致使疫病大范围流行,以鼠疫最为猖獗,并呈现出日益严峻趋势,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委员会采取建立卫生防疫机构及配备防疫人员,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动员群众开展卫生清扫运动,实行防疫注射与隔离治疗相结合等措施,有效控制了疫病的爆发与流行,并建立起科学的群众卫生观,为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及社会管理积累宝贵经验。     

加强惩防体系建设 从源头防范腐败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对铁路多经企业惩防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源头上防范违纪违规问题，铁路多经企业必须进一步提升反腐倡廉源头防范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完善、细化源头防范的各项机制，进一步强化监督监察的防范作用，进一步强化多经系统源头防范的刚性约束。不断开创反腐倡廉工作新局面。     

改革银行制度 迎接WTO挑战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混业经营制度”是我国“入世”前后急需出台的“二大制度”。对银行业而言，应战 WTO除了尽快消化银行不良债权、改进银行内部经营机制、培养金融专业人才等措施外，尽快出台“二大制度”在健全其体格、锻炼其翅膀、完善其姿势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当先以沟通极不交通之干路为重要" --孙中山铁路规划思想初探

孙中山的铁路规划思想包括他对中国铁路系统的宏观规划原则、具体线路规划原则和规划实施原则的思考,显示出一定的层次性.其中,"尤当先以沟通极不交通之干路为重要"的线路规划原则,是其铁路规划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颇为自得的"铁路经济之新原则".其铁路规划理论原则的理想性与规划实施原则的务实性,反映了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的紧迫性.     

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的反应

1917～1918年绥远、山西等地发生鼠疫,造成了大范围的人口死亡.民国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设立防疫机构,制定了卫生法规,为瘟疫控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际指导,使清末业已开始的近代防疫事业走上制度化.但是受应对水平和社会控制能力的限制,民众与政府缺乏良性互动,又限制了防疫绩效.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感慨时代的进步和民主的发展,作为史料也是不可多得的,毕竟让我们知道了中国卫生法规的发展过程,从政治和经济角度上也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研究.     

近代商人与中国社会转型——序“东方商旅丛书”

近代商人与中国社会转型——序“东方商旅丛书”章开沅中国商人在中华大地上存在已久，但其传统的社会地位却相当低下。“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经商则被贬之为末业。但在农业宗法社会，四民各有其特定的分工与职能，商虽位居其末，却又未能缺少，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     

日军731部队与哈尔滨原平房地区的鼠疫

1946年一场鼠疫灾难哈尔滨市动力区朝阳乡富民村、金星村和东升村，在伪满时期分别叫后二道沟屯、义发源屯和东井子屯，当时归平房特区管辖。50年前，这三个村屯发生一次悲惨事件，令人体目惊心。1946年夏秋之际，刚获解放不久的后二道沟、义发源和东井子的村民们，便遭到瘟疫的侵袭。患者多是胳胶南、大腿根下起疙瘩、高烧不退，皮肤变黑，接二连三地死亡。不到两个月的光景，这三个村屯就有154人丧生。一场不明的温疫无情地蔓延着，村民们惊恐万状．新生的哈尔滨市政府得到后二道沟屯屯长初永林的疫情报告后，立即抽调防疫专家前往疫区进…     

《清朝政府对青海藏区的施政和治理》一文读后

《清朝政府对青海藏区的施政和治理》一文（载《藏学研究论丛》第6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是宋秀芳同志关于青海民族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该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行政、军务、宗教、赋税、商贸等多个视角的结合上，对清朝在青海藏区的施政和治理方略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大政方针、实施措施的利弊得失作了客观公允的评价。文章资料丰富，见解新颖，在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上都较过去进了一步。该文指出，清政府在藏区注重推崇和利用喇嘛教，对藏族实行“分而治之”“以涣其势”的统治策略；其税收政策并不刻意于…     

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

铁路是近代物质文明发展的重要产物。李鸿章在甲午战前对修建铁路的认识不断深化是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日益显露的认识。李鸿章把“海有铁舰、陆有铁路”视为求富求强的主要途径。甲午战前，在李鸿章的一再倡议下，清政府修建了名青铁路，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甲午战后，铁路的作用日显重要，李鸿章兴修铁路的愿望更为迫切，并提出通过修路发展经济，建议提高关税、筹借外债、征集商段解决修路经费问题。在李鸿章的密切关注下，甲午战后，铁路修建成为清政府的一项“实政”。由此，并针对史学界存在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观点，作者从各个方面进行考察论证，提出洋务运动并未因甲午之战失败而彻底破产，相反，因受甲午战争的刺激，获得更为广泛的发展的观点。     

天津商会与胶济铁路的收回

华盛顿会议上,中日“边缘”性会谈山东问题,其中胶济铁路的交涉为重中之重。为支持北京政府收回胶济铁路,全国各地开展了“筹款赎路”运动。天津商会积极领导津埠地区的“筹款赎路”运动,对胶济铁路的收回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