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文化意义

在施瓦布看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它的特征在于,更加精深的数字技术;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融合的趋势;引发各国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力量。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推动世界观的变革;推动新价值观和互联网思维方式的形成。资本逻辑是当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支配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的方向、内容和形式,它对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和数字化时代本身的特质构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界限。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对策在于,自觉提高对它的全面、客观、辩证的认识;调整文化体制机制的政策和文化制度安排;营造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充分发挥教育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功能。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数字经济的生产活动研究

自私有制诞生以来,我们的生产方式经历了由家庭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的转变,近年来,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我们又迎来了全新的经济模式——数字经济。然而,在全新的经济形态下,我们仍然要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论断,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对我国继续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重大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理与实现路径

服务业作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型升级已成为我国布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大战略重点。数字经济对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理包括产业数字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数字产业化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合理化发展。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可归纳为：通过加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核心技术研发支持力度、推动数字金融普惠性发展、引导服务业数字化创新来提速服务业数字化改造;以规制数字要素市场、强化平台经济监管来完善数字安全规制;以改革人才分流模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与培育创新型人才来确保数字经济人才供给。     

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分析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能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科技服务业占比较高的省份相对更大，对东部地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进一步分析发现，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在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存在“遮掩效应”，遮掩了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因此，各地区应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发展科技服务业，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从而促进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选择

自德国提出工业4.0概念以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开始受到广泛讨论,但对于何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如何参与或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迄今仍众说纷纭。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内涵与特征的科学把握,与中国能否利用好这次历史性机遇、避免重蹈前几次工业革命的覆辙关系密切而显得至关重要。通过比较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可以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次聚合了四大趋势的破坏式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应以双轨战略和双轨机制加以应对。     

互联网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

互联网以其开放、平等、创新、协同、共享等特性,对个人生活、企业经营、产业升级、区域发展和社会治理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将互联网看作继市场和政府之后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提出各类市场主体可通过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有效集合生产资源、整合闲置资源、聚合优质资源和特色资源,优化配置路径。分析了互联网通过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服务方式、治理方式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最后,给出了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驱动下,现阶段互联网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包括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和智慧农业,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建设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等。     

科技革命与世界现代化——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方向和挑战

在过去五个世纪里,世界上大致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第一次是近代物理学诞生,第二次是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第三次是电力和运输革命,第四次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第五次是电子和信息革命。它们推动了世界现代化的前四次浪潮,包括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目前第六次科技革命正向我们走来,它将推动世界现代化的第五次浪潮。第六次科技革命将是一次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将主要发生在生命科技、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的交叉结合部,将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叉融合,但也将带来伦理挑战和副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数字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国际合作成为战略选项。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要集中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和数字经贸规则三大领域。当前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呈现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不断升级、数字贸易国际合作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规则化凸显等现状。然而,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也存在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制度型框架缺失、数字经济发展外部风险凸显等显著挑战和风险。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应从提升区域内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境外经贸合作区数字贸易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协同创新等方面,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     

新实体经济赋能中国经济现代化：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的内涵与范围不断拓展。作为人类技术的新范式,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三次产业的传统生产范式。数字技术的软硬件开发、以“三新经济”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化以及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所构成的产业数字化共同构成了新实体经济。新实体经济助力中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逻辑主线,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环节之后,成为创新理念落地的主要载体,通过数字化赋能再造,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发展新实体经济需要充分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作用,补齐新实体经济底层关键核心技术匮乏的短板,以数字技术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积极参与新实体经济的国际治理体系。     

经济哲学二百多年的兴衰综述

本文将二百多年的经济哲学分为五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部分考察“斯密革命”与经济哲学研究第一次高潮;第二部分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哲学研究第二次高潮;第三部分考察“边际革命”与经济哲学研究第三次高潮;第四部分考察“凯恩斯革命”与经济哲学研究第四次高潮;第五部分考察“新经济理论”与经济哲学研究第五次高潮。本文的特色是第一次将二百多年的经济哲学研究分成五个阶段进行考察,更利于认清经济学与经济哲学的关联与互惠。     

对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思考

数字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 ,席卷公众 ,这一趋势将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革命、互联网、电子商务和通信技术在这种新经济形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面对这一新的经济形式出现和强势发展 ,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入的思考。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效应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阐述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机理的基础上，文章基于中国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多维度实证考察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内在机制检验证实，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推动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结构中的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效应强于数字产业化，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环境与数字经济在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存在替代效应；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还受到城镇化与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为门槛效应与调节效应。研究有助于解释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与效应，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     

浅析数字经济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可能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数字技术亦不断融入至社会经济的全领域和各阶段,数字经济也逐步增加在各大经济体中的所占比重,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成为在世界格局中把握主动的关键要点。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何以助推国家治理,俨然是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文章从理论逻辑和现实向度两个角度出发,对数字经济助推国家治理的可能进行客观审视并总结出有效助推数字经济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可能,从而加快助力我国达到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互联网思维:科技革命时代的范式变革

互联网思维是当前社会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实践的和理论的课题。本文认为互联网思维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先导理念,是当代高科技与文化创意跨界融合实践的新思维方式,是科技革命中范式转换的必然成果。它拥有自身独特的性质与运作方式。它在现实科技发展的条件下重新阐释了哲学上一切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联系的最高准则。它预示着,一种更新的思维方式的酝酿与形成,将带给未来社会更为巨大的变革。     

我校中国服务经济研究中心再获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优秀奖

我校中国服务经济研究中心（CCSE）郑吉昌教授与夏晴教授撰写的专著——《服务业、服务贸易与区域竞争力》，继荣获国家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之后，再次荣获国家商务部第七届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优秀奖。     

“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新世纪以来,随着物理、数字和生物科技的发展与融合,"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相关探讨主要从技术革命和社会转型两个层次展开。在技术革命层次上,分别以"工业4.0"和"物联网"为着眼点,又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式。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赛博-物理系统"的采用将导致就业中新的"分化",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产业转移;"物联网"和新兴高科技企业的出现,将在推动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新的知识-信息"平台"垄断的风险;"生产性消费"逐渐成为现实,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新经济模式更直接服务于资本循环和积累。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中央重要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将在中国制造业强国战略的实现中得到证明。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工业革命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启动了"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这意味着,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不再是一种幻想,而是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与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范式略有不同,施瓦布从技术-社会范式入手,将这次产业升级界定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在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的融合下所引发的一场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社会变革,它在内涵上不仅包含前两者,在意蕴上更为丰富和饱满。施瓦布坚信,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对当前的工业、商业、政治、社会和国家治理模式等产生颠覆性影响,从而开启以智能生产、创新驱动、数字集成、共享经济、弹性工作和灵活治理等为核心特征的新范式。《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对于推动我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今后一个时期还应当从核心竞争力、实施路径、人口优势、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为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转型提供根本保障。     

“施瓦布景象”真的存在吗?——技术牵引条件下系统性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革命的发展,全球性生产组织不断创新,利用智能平台实现"个体化"优质服务成为常态,传统的企业生产、生存形式受到挑战。以技术牵引为动力,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交织构成系统性变革。经济史研究表明,技术革命可以诱发诸如使用权的"共享经济"发展,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的所有权及其决定的社会制度性质。技术牵引不等同于技术决定,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现状还要受制于生产方式的反作用,过分夸大并追求技术效果既容易导致商品供求陷入被迫式调整而非有效平衡,也可能致使科技异化并诱发经济风险,系统性变革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无法从单一的技术要素得到论证,由此观之,一味放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无益于正确利用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台湾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不少科学家预测，继第一波的农业革命，第二波的工业革命，第三波的资讯科技革命之后，新世纪全球将迅速进入第四波的生物科技革命，即廿一世纪将进入生物科技经济社会时代，近年来，生物科技迅速崛起，并被全球公认为是廿一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科技，是产业舞台上的明日之星，去年，是全球生物科技加速起飞的一年。人类基因图谱的完成，代表着生物科学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连同其它生物基因科学的发展与运用，将使医学，食品及其它生物科技应用产业，成为新世纪的明星产业。生物科技可谓是继化工，航天，核能，资讯电子科技之后的又一次科技飞跃。世界各国在新世纪里都把生物科技列为重点科技和战略性的研究开发领域，无不对国家更是不遗力地争压生物科技的制高点。台湾也不例外地汇入了这一世界潮流之中，抢滩发展生物科技产业，欲将其发展成为继资讯科技之后的又一明星产业。     

以数字经济助力黑龙江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发展“数字经济”是黑龙江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实现“换道超车”的具体路径，通过“四化框架”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各类要素，能够有效巩固产业体系根基、推动科技创新演进、提升现代金融服务能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黑龙江省需要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素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