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民族地区传统型发展方式评价与新跨越式发展内涵探析

加快四川民族地区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本文对四川民族地区以前推行的赶超式发展方式进行分析评价 ,指出四川民族地区传统型跨越式发展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关系的跨越与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相匹配 ,嵌入式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强化了民族地区的二元结构 ,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单一 ,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比较少。在此基础上提出四川民族地区跨越发展的基本内涵 ,并从“生产力跨越与生产关系跨越”、“全省整体跨越与民族地区局部跨越”、“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三对关系对跨越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分析。     

浅谈川剧的形成与流派

为川剧正名“川剧”这一名号,究竟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至今仍各说不一。周贻白说:“四川的‘川剧’。旧称‘四川戏’。”(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一期《辛亥革命前后地方戏曲发展概况》)雪樵说:“川剧,在两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汇集了昆曲、高腔、胡琴(皮黄)、弹戏(梆子)、灯戏等多种声腔……到清代同治、光绪时,已统称为川剧。”(见《人民戏剧》1978年第五期《“剧种介绍”——<川剧>》)我认     

非遗视角下肩膀戏的困境与出路

肩膀戏是流传于闽中沙县地区的一种民间文化艺术形式。本文通过对沙县肩膀戏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发展历程、表演形式及内容特征等进行探讨分析,提出重视保护、传承沙县肩膀戏这一民间戏曲艺术对于丰富繁荣我省民间艺术具有重要意义,并对新时期发展沙县肩膀戏提出相关建议。     

杭州“和谐创业”模式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差异

杭州“和谐创业”模式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继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后产生的又一典型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杭州“和谐创业”模式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相比有较大的不同,本文通过比较认为:“风景旅游”与“历史文化名城”两者兼备,是杭州“和谐创业”模式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是杭州“和谐创业”模式迅速崛起的动因;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良性互动是杭州“和谐创业”模式兴盛的动力;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和政府主导相结合是杭州“和谐创业”模式的重要特征等。     

四川少数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

2004年．以西南民族大学陈玉屏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承担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大委托研究项目《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系列》的研究任务。其中，四川少数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的研究已结题．现将该成果对四川少数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现状、问题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对策建议专报于后．请参阅。     

四川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2004年．以西南民族大学陈玉屏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承担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大委托研究项目《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系列》的研究任务。其中．四川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已结题。该成果对四川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现状、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体育盛会与经济社会——论1930年杭州全运会

近代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的拟办地点经历了从广州、上海到杭州的变化，这是社会局势发展变化使然。1930年杭州全运会是一届创纪录、开新纪元的全运会，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开国人自办全运会、重大体育赛事分省制、女子参赛全运会等多项先河；高扬民族主义旗帜，宣传体育强国、体育救国，助推近代以来的“体育救国论”趋于高潮。1930年杭州全运会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推动了杭州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及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杭州商贸旅游业的发展，对杭州城市空间与商业中心变迁、城市影响力的提升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四川民族地区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2004年，以西南民族大学陈玉屏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承担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大委托研究项目《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系列》的研究任务。其中，四川民族地区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已结题。现将该成果的主要内容摘登于后．供读者参考。     

宋代弄孔子优戏的俳谐精神与优伶惩戒

自唐以降,弄孔子、戏儒流之优戏表演绵延不绝,尤以宋代优戏为著。它以戏谑性的妆演,隐含复杂深刻的历史内容,因其牵动道德、宗教与文化学术方面的敏感神经,尤其与时事政治相抵牾,而屡遭官方惩禁,但它渎经侮圣、诋贤叛道、戏儒刺奸、讥时揭弊的俳谐精神,则演绎了儒家思想民间接受的另一面,显示了戏剧文化与社会政治渗透消长的态势,作为早期戏剧不可多得的“真戏弄”,在戏剧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泛川东地区合作与发展论坛”在达州隆重举办

7月6—7日，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共达州市委、达州市人民政府、四川日报社主办，四川省社科联、四川省社科院协办，旨在加强和促进四川东部及毗邻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泛川东地区合作与发展论坛”在达州隆重举办。来自四川省级有关部门和南充、巴中、广元、重庆万州四市（区）的领导及有关的专家学者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巴蜀巫傩文化与文学

一巫傩文化是产生于人类早期文明史上的一种以巫祭傩仪活动为内容,以驱鬼逐疫、了愿纳吉、祈求平安为目的的古老民间文化现象。简单农业社会的广阔背景,是巫傩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求福”、“避祸”的民间愿望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巴蜀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地区。“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地狭而腴,民勤耕作”,以农为主、农业发达,乃是古今四川的特征之一。以农村为主要传播地的巫傩文化自然会在此找到栖身之地,繁衍生息,世代流传。古代巴蜀更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地区,历来被视为巫术的故土,其少数民族“俗好巫鬼禁忌”(《后汉书·西南夷传》)。相传,张道陵(东汉五斗米道创立者)初到四川曾皈依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内)氐羌族人的巫教,学习降魔驱鬼的巫术,而“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法。”(李膺《蜀记》)“咒鬼之术书”即是氐羌鬼道的巫典。其所创道教,显然与蜀地古羌族的巫教系同源。由川人自古好巫,到源于氐羌鬼族原始巫教的早期道教发端于四川,乃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四川巫风盛行的确证。这些无疑为巴蜀巫傩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有利的文化气候。     

吴玉章与杨暗公

吴玉章和杨暗公同是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的创建人,同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组织的优秀领导人.吴玉章比杨暗公年长20岁,他们在共同的革命活动中并肩战斗,为革命运动在四川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7 中国戏剧的活化石 屯堡地戏

薄荷片推荐：地戏是屯堡人的一本大书，是最能反映屯堡人的行为方式，思维倾向的一项民间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戏剧，它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戏剧学等方面富台的文他因子。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媛神与娱人相结合、古朴、原始、独特，所以地戏叉被称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     

四川的木雅人与西夏

四川的木雅人与西夏上官剑壁木雅（ｍｉｎｙａｇ）是我国古代党项羌所属的一大部落名称，也是该部落群体居住地区的称呼，在汉文的历史典籍中有“穆纳”、“密纳”、“密纳克”、“母纳”“木内”、“缅药”、“弭药”、“弥娥”等等名称，均系对木雅的不同称呼的音译。一...     

论巴渝舞的起源与嬗变

“巴渝舞”起源于巴渝地区先民们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它的得名与古代巴人所居之地与江水之名有关。巴渝舞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嬗变为两支,一支是在汉初被列入宫廷燕乐,自汉至唐,长达千年;另一支是巴渝舞之精华,即民间巴渝舞。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演化为渝东地区巴人的“踏蹄舞”以及武陵山区土家族的“摆手舞”,它们都在民间流行千年以上。巴渝地区的先民们在用“巴渝舞”这种艺术形式表达思想感情、展示社会风情的同时,更为丰富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人力产权理论与四川跨越式发展战略研究

以西南财经大学尹庆双教授为课题组负责人承担的“十五”规划2003年度四川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力产权理论与四川跨越式发展战略研究”，目前已结项。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围绕人力资本产权与四川跨越式发展战略，主要讨论了以下五个内容。     

社会学的日常化建构与知识实践——岭南地区早期社会学研究风格的形成与发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快速发展的时代,以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为代表的岭南地区院校进行了大量社会学的知识实践,嵌入早期社会学社会调查和平民化、大众化取向的浪潮中,形成“到民间去”的研究风格,是学术日常化的建构,与知识社会学“回到社会”的理念契合。本文在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视角下展开分析：岭南地区的社会学构建一方面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部分,从课程教学到调查研究,嵌入在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中;另一方面建立在岭南地区强烈的“现代”城市/社区特点基础上。由此,岭南社会学形成社区和群体两方面的重要研究实践,彰显了岭南地区的民间社会学调查风格。     

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及其对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速度的不断加快，中国与南亚区域在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等经贸合作领域得到了不断拓宽、层次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等相对比较优势的四川也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发展的浪潮中。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创新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杨文武博士主持完成的省社科研究“十五”规划项目《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与对策》，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和发展的潜在空间．提出了促进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发展的对策建议。     

论壮族民间长诗《李旦与凤姣》

壮族民间叙事长诗《李旦与凤姣》广泛流传于桂西、桂中地区,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幼咸知。其抄本繁多,有排歌体的,有勒脚歌体的,有的叫“李旦王”,有的叫“唐王歌”,有的叫“李旦与凤姣”。右江流域的“唐王歌”长达八千多行,还有专门演唱它的“唐王调”。此外,又有故事和师公戏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其内容和情节都大同小异。最近,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壮文版长诗《李旦与凤姣》,这是壮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新成果。本文拟对作品的历史来源、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作初步的探讨。长诗以唐王朝宫廷斗争为背景,通过李旦遇难流落他乡及其与凤姣的爱情和为匡复大唐而率众起兵的故事,反映了唐代壮族地区的斗争生活,表达了壮族人民的理想和追求,歌颂了壮汉民族团结战斗的精神。其主要故事情节如下:     

徽州茶乡竹枝词

“破甑蒸山麦，长歌唱竹枝”。竹枝词本是唐代巴蜀、渝地区的民间歌词，作为民歌中的一种，竹枝词极富有节奏感和音律美；而且在表演时有独唱、对唱、联唱等多种形式。竹枝词在经过唐代文学家顾况、张藉和刘禹锡等人仿制后亦成为当时文人常用、喜用、习用的一种通俗文学形式。特别是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夔州刺史(今四川巫山县)时，由于能接触到民间歌词并受到当地竹枝词的感染和影响；于是他尝试用竹枝词这一形式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无疑对竹枝词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到了唐代中期，很多文人墨客都十分重视和运用这种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事实也证明。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