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乡镇企业与农业产业化对接——“敖汉模式”农业产业化之路初探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化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市委、市政府在《关于实施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意见》中提出的,积极推进“三个创新”,切实搞好“四个结合”,努力实施“六大工程”,都涉及到发展乡镇企业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的问题。因此,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是乡镇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乡镇企业实施“二次创业”的重要课题。     

平衡性逻辑：乡村社会组织成长路径的中国模式——以渝东北Y村“乐和家园”为考察对象

社会管理的创新性不仅是对传统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能否实现其发展的可持续性。该文并不突出“乐和家园”对乡村社会组织构建的创新贡献，而是在“体、用、的”三者关系的变化中分析乡村社会组织成长的规律性问题要素。作者发现，发展乡村社会组织的功利性是影响其本体成长及永恒性价值实现的关键因素。如何实现这种理想与现实跨度的有效弥合，需要在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在本体发展与外在环境之间、在利益与价值之间，以平衡性的逻辑思维，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组织成长之路。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论——以“天人合一”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特征,主要类型有三种：儒家道德意义上的＂天人合德＂,道家自然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汉儒的＂天人感应＂。虚灵感应之＂心＂与有情的宇宙观可以作为＂天人合一＂思想可能的哲学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修养境界、审美情趣、政治理念、人格评价、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与形成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村庄基础分析——以专业村为研究对象

农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是发展特色农业、推动产业振兴。通过广泛的调研发现其村庄基础是面向区域或全国市场的、以农特产品的规模生产为内容的、高度组织化的专业村。其重要意义是村庄以整体化的、能动的方式吸纳市场,自下而上构建小农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促进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专业村发展的机制可分三个层面:产业能人带动、村社集体统筹、地方政府推动,组织层级越高、影响越大,使特色产业扩大到村镇、甚至县域。地方政府应该重点扶持专业村,注重村庄内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避免行政主导的资本下乡或者对集体、农户进行严苛考核,造成产业发展内卷化困境。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理及实现策略

农民农业生产质量效益较低,是导致其农业经营增收乏力的重要原因。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对提高农民的农业经营质量效益有积极作用,有助于破解生产成本高企、同质化低价竞争、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不足、生产经营风险高的困局。实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促进农民增收,会遇到小农户较难直接对接"三品一标"行动且与"三品一标"的要求不够适应、规模农户投资"三品一标"的成本压力和收益风险较大、农产品"优质不优价"等难点问题。为此,要构建小农户与农业生产"三品一标"的有效衔接机制,适应农业生产"三品一标"的要求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降低规模农户投资"三品一标"的成本压力和收益风险,建立健全农产品优质优价的良性机制。     

IPTV版权问题探析——以“回看”模式为例

随着云计算的发展,云计算技术开始应用于 IPTV 行业,IPTV 运营商结合云计算技术不断推出新型服务模式,较易侵犯他人版权。其中,“回看”模式和国外 Cablevision 案以及 Optus 案被告提供的云服务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版权角度对“回看”模式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可以认定“回看”模式提供未经授权作品的行为在我国侵犯了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实质侵害不大。IPTV 运营商在推出新型服务模式前应进行法律分析以规避法律风险。     

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以《盐铁论》为考察中心

汉代文学社会批判主题的形成与嬗变与当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应汉初吸取前朝经验稳定政权的时代要求,《新语》《过秦论》等一批作品涌现,形成了"过秦"的文学批判主题。这一主题被武帝时期作家沿承。昭帝时盐铁会上,贤良、文学对武帝弊政给予猛烈抨击,不仅借批判秦政影射武帝之失,而且借褒扬文帝时政批判武帝扰民政治,更多直接批评武帝时政,延续并深化了汉初以来的"过秦"主题,并由"过秦"转向"崇文过武",对此后汉代文学的社会批判思潮影响至深。不独昭显了古代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体现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深厚的忧患意识。     

意识形态与叙事——以“阿尔都塞式效应”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阿尔都塞式效应"的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沃伦、萨莫斯等人指出,意识形态话语有其本质上的叙事性,意识形态把个体插入叙事结构中,将其质询为表面上的无矛盾的主体,掩盖主体在认知上的条件性,制造出自由主体的幻觉,从而使个体自愿地成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代理主体。对意识形态叙事维度的揭示,为叙事的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     

论农业生产能力与农户生产能力提高的非均衡性——以社会化小农为分析视角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呈现出“两减一增”的状况,即耕地减少和务农人口减少与农业产量增加,其重要原因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家庭经营,但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同,愈来愈多的社会化要素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当今的农业生产已改变传统格局,成为一个跨产业、跨地域、跨家庭的行业.农业生产经营的外部性成为农业生产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动力,但这种外部性对于农民经营的实力没有带来实质性变化.农民经营能力与农业生产能力的增长不是呈正比的,与农业生产能力增长相比,农民经营能力反而有下降的趋势,家庭经营的脆弱性日益明显.农业生产能力与农户生产能力的不同步,给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不仅要解决农业生产能力问题,而且要解决农民生产能力问题.     

从“慕道”到“归化”:唐正州内迁归化部众居住区的“村”制度——以粟特人“村”和新罗人“村”为中心

唐朝前期,由于国势强盛,很多周边部族整体或慕道来归或从化内附,而散居的小规模蕃夷更是遍布贞观十道各地。对于大规模的内附部众,唐朝以羁縻制度统之。沙州依城而设的粟特人村、登州一带遍布山区的新罗人村则表明,唐王朝将散居的附贯蕃人的治理纳入县—乡—村(里)系列的行政体系之下。从唐初新推行的村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唐朝对正州地区归化部众的管理有章可循,归化部众没有治外法权性质的特权,所谓侨民村的自治情形在唐朝制度上则是不存在的。这些事实说明:对内地正州地区已经附贯的蕃人,在制度管理上已与土著百姓没有什么不同,附贯蕃人在居住身份上已完全成为唐人。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以“持平办理”方针为中心

为处理“教案” ,清政府很早就提出了“持平办理”的方针 ,但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 ,处于弱势地位并只图苟安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持平办理”。从清政府制定“持平办理”方针到执行不力以致失败 ,从另行出台“区分匪会”政策到降谕召募拳众 ,反映出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逐渐发展为义和团运动 ,完全是一个规律性演进的历史过程。     

由“和”到“贵和”:相同,相通?——以《论语》为中心的考察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范畴。《论语》文本中五处和的所指,由本义的声音相应引伸到贵和中社会人事的和谐、恰当,这和先秦乃至两汉经典诸多关于和的论说颇为一致,这些所指间不相同而相通,而此不相同而相通正基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之诸义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仍鲜活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中华思想”是近世日本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学说,其萌生和发展受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但展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以往研究对其理论内涵疏于讨论。山鹿素行的“日本中华思想”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批判和改造宋明儒学的基础上,建构起以“中庸思想”为核心的礼治主义华夷观,从发生论、实践论、目的论三个层面,为日本独占“中华”名号及其对外扩张的所谓“正义性”建构理论基础。当近代日本遭遇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时,山鹿素行“日本中华思想”被日本思想、政治、军事界“重新发现”,成为激发和建构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近代日本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与山鹿素行所谓“中华之武威”关系密切。     

躬身实践“三个代表”奋力推进“三个转变”——对丘陵农业大县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对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提出的新要求，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省委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以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指导实践，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发展大跨越”、“加     

关公信仰“在地化”研究——以关帝故里山西解州为中心考察

关公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绵延至今的民俗事象。本文以关帝故里为考察对象,利用历史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关帝故里目前所存在的多重信仰主体,将关公信仰文化现象置于当地社会生活整体历史变迁中给予具体的阐释。同时,引入福柯的"知识—权利"的理论对关公信仰"在地化"进行诠释,而且也为研究中华文明历史上广泛流布的、具有文化统一认同意义的神灵信仰现象,提供一个可行的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转型期中国中部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研究——以河南省C村选举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农村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我国中部农村的公共生活模式,正在从运动式、集权化的公共生活形态向现代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化和个体化是转型期我国中部乡村公共生活的重要表征:一方面,农村社会现代化运动中物质文明的长足进步带来了货币的繁盛;但另一方面,随之而至的是公共生活领域的被浸染、公共生活模式的货币化剧变以及个体化生存压力的增大和人们宗教皈依的剧增。因此,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构建健康向上的农村公共生活模式,是今后农村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