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交换下家庭权力关系重构——基于苏南农村并家婚姻模式的田野调查

代际交换不仅是代与代之间的日常互动,而且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苏南并家婚姻是一种“并而不合”的双系婚姻模式,在此婚姻模式下形成多种互动关系。父代在单系家庭内部通过代际交换的方式将资源让渡给单系子代,以获得子代家庭的参与权。双系父代家庭之间围绕子代家庭展开竞争与合作,在互动中建构出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在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作用下,形成子代夫妻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新型家庭权力关系虽然能够相互制衡产生稳定性,但是代际交换一旦过于频繁,代际关系过于紧密,便会对子代核心家庭关系产生影响。     

网络人际互动对人类交往实践样态的崭新形塑

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交往互动实践的出场方式上有着不同的路径与表现形态,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与历史演进的有序化、层级化特征。其中,作为网缘式的网络人际互动交往实践形态的出场,无疑是人类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与形态的顶层制序,形塑着人类交往实践的崭新格局。网络人际互动创制了人类交往实践新的技术规则与逻辑、新的人伦规则与逻辑、新的经济化规则与逻辑、新的网络习俗与逻辑。网络人际互动生成着人类交往实践的新型权力关系,建构了人类交往实践活动崭新的“意义—权力”场域。     

“抖音”短视频文本里的新生代婆媳关系

抖音“婆媳”话题下的短视频内容文本和评论文本,反映出新生代已婚女青年的婆媳关系和婚姻样态。同时,婆媳关系的变化也呈现出家庭结构变迁和社会变迁的烙印。自家庭核心化之后,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以准主干家庭结构模式运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婆媳,面临的是家庭界限模糊化现状,争夺的是子宫家庭与核心家庭之间的权力。新生代媳妇对新生代婆婆在尊重和付出方面有着双重期待,而代际角色的不同认知和双方不同的成长环境、处事方式是造成婆媳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学历、收入和家庭背景成为新生代婆媳家庭权力“议价”的重要指标,多数婆媳关系是矛盾型的,直接冲突并不普遍。     

户的试验与“家”的创造

由于青年成家立业的时间推迟，不仅从学校过渡到劳动力市场的转变模式发生变化，而且户和家庭构成模式也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本文探讨了英国近年的情况。离开父母的新方式产生出非家庭户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究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选择”，还是纯粹对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一种熬过延长了的青年经济依附期的方式，或是在父母家和“最终”的新家之间的一种必须的过渡性生活安排？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应该认真思考年轻人的生活安排，思考我们是如何构建“家”的概念以及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应用于政策和实践的。本文主要基于作者近年在英国做的实证研究，但文中提出的问题则具有广泛的意义。     

法律儒家化未曾发生？——以家庭法制为中心

中国法律儒家化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过程,该过程在家庭法制变迁中得到集中体现。先秦儒家与法家思想均蕴含父权制因素,但两派所设想的父权制精神和构造迥然有别。儒家偏好世代同居的大型联合家庭,父权在寓“尊尊”于“亲亲”的丧服制中得以弥散化。作为其他一切秩序的基础,家族具有独立价值并优先于国家权力。法家青睐父权制小家庭,父权从属于协助君主管理家庭成员、培养臣民服从性的国家理性要求,小家庭则便利政府的社会控制和赋役征发。家庭作为一种不承载伦理的管理单位,无法抵御国家权力的侵入。秦法多体现法家色彩。从汉至唐,法律明显经历儒家化改造。这种变化集中发生在与家族伦理相关的制度领域,且该领域的儒家色彩直到清代仍得到深化。受法律儒家化传统叙事重视的官贵法律特权,只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皇权弱势时代得到彰显,在皇权恢复常态的后世则受严格限制。在宋以来的民事法中,父权制大家族法制逐渐向私有产权实践妥协。在重大历史变迁中,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应受到严肃对待。     

布尔迪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马克思复写

当代法国发生学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布尔迪厄从发生学原理说明社会结构的变化,奠定了流动权力结构学的基础.他也是在对马克思的批评中获得了理论建树和学术声誉.布尔迪厄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创立了“习性”范畴,重新注解了“实践”和“资本”的概念,并在权力问题研究上拓展了福柯的微观权力论.但在习性生成上,布尔迪厄观照了马克思;在实践的逻辑上,迁移了马克思;在资本的场域上,类比了马克思.布尔迪厄对于马克思的复写,既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变化的客观历史性,也说明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突破的内在局限性.     

感性之“力”:社会工作视野中的情感想象及反思

社会工作作为人际互动型职业,情感乃其内在构成。科技—理性范式对社会工作的主宰持续激荡起社会工作对情感的想象,并生产出关系—情感的反思性路径。在社会工作视野中,情感呈现出多元化的意象,隐喻多重感性的力量。作为治疗实践的关系底蕴,情感表征社会工作实践的“动力”;作为社会工作教育与学习过程的反思性载体,情感承载着行动者的专业能力;作为劳动过程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劳动者的主体策略,情感意味着制度性的“迫力”与主体性的“权力”。多重感性之“力”的意象背后融合了情感与专业、情感与主体、情感与体制之间的争论与辩证关系。西方社会工作视野中的情感想象打开了本土社会工作理论想象力的“情感”之窗,进一步拓展了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更丰富多元的面向。     

母权,一种社会逻辑:母系氏族、经济渗透力、权力非持平和女性阴柔美建构历程

我们一直承认父权、母权之分,但不同意母权被父权替代的首要决定因素是经济因素(仅限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及以前的社会形态),母权向父权社会更替的过程中起关键因素的当属生殖崇拜到生殖淡化或生殖转移,父权确立以后,经济的渗透力才是关键因素,它造成父权、母权之间的权力非持平,这种不平衡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逻辑结构,它一旦形成,很难改变目前母权低下的状况;再者,当所有综合因素起作用时,女性的阴柔美在长期的这种社会逻辑下形成了一种状态、一种美、一种心理结构,且不易改变。要改变父权对母权的优势地位,只有从经济渗透力对父权、母权权力非持平和对女性阴柔美建构历程的决定作用入手,以社会逻辑的内生性来构建父权、母权未来权力持平的平台。     

有限现代化：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

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是工业化过程中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指数。对比基于西方社会产生的亲属关系现代化理论,中国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具有地方性：小家庭情感联系不一定紧密化,美英等国意义上的大亲属群体“疏远化”从未发生,企业家根据市场理性不断扩展大亲属群体,最终形成了选择性的紧密化。小家庭性别分工的城乡二元格局、企业内部－外部差异以及大亲属群体顾恤－剥削的两面性是宏观二元经济环境的投射,金钱、情感和权力交织下的企业家亲属关系凸显了市场经济二元制下的性别区隔和社会等级。     

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男性弱质与父权秩序的倾覆──《醒世姻缘传》的女权主义批评

在《醒世姻缘传》中,女性人本意识的觉醒和为争取权力、自由而对男性施以几近变态的报复是导致父权秩序倾覆的主要原因,而男性文人自身的弱质同样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在新的大时代面前,他们未能积极地调整好自己。人格卑劣,生活能力低下,再加上好色轻薄等种种恶习,最终使自己失去了父权优势,引发了阴阳倒置及传统文明的裂变。     

家国同构的时代挑战

家国同构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形态;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都是建立家国同构这个基础上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家国同构的基础与文化背景也在不断遭受时代的涤荡,因此家国同构这个概念或者实践都遭到时代的冲击。社会的变幻与时代的发展对当前国家政治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传统的家国同构文化和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治理需要,要求国家治理找到新的方式,要求国家为社会找到新的文化寄托纽带。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湖北宜昌城乡老年人口状况问卷抽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代与父代间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发现代际支持在父代与子代之间产生了“选择效应”,认为在现代养老模式的选择上,应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的基础养老功能,积极发展以子女代际支持为核心的家庭支持体系,进而构建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     

诠释藏东人的“家”

藏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笔者亲身获取的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为例,从房屋结构、婚姻形式、家庭结构、收入分配多个方面作了诠释,从中探讨了藏族人“家”的文化特征。     

家支·德古·习惯法

因应邀参加“汉族和周边诸民族之民俗宗教的比较研究——纳西族、彝族和日本民俗宗教的比较民俗学考察”计划,我有幸成为中日联合组成的“西南中国民俗调查团”的一员,并于1995年9月及1996年9月,两次前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进行了实地的社会与民俗调查。在田野调查中,我所关心的焦点逐渐集中到有关家支、德古和习惯法的各种社会及民俗的事象上。本文正是在对调查资料予以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前辈学者的研究文献才得以完成的,旨在对凉山彝族社会的社会组织与结构、自然领袖与非正式权威及其法文化传统,有一个比较全面而又清晰的描述。 家支 家支,彝语称“此伟”,意即骨根。家支是一种父系继嗣的世系群,与汉族的“宗族”类似,但又相当不同。家支是指拥有同一个父系祖先,成员彼此可通过父子联名制的谱系而相互认同的奉行外婚制的血缘集团,有些文献将其译作“氏族”。在凉山彝人的民间分类里,家支7代以内的关系称为“此”,7代以上的关系称为“伟”(马尔子,1992)。这表明在家支内部也存在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实际上,家支的结构具有类似于树形谱系一般的分层、分节和分叉的特点,家支下常有许多分支,即小家支或亚家支,小家支下又有父系的个体小家庭。整个凉山彝族社会,乃是一个巨大而错综复杂的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司法关系的调适

在我国,刑事司法关系是办案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权力配置和运行关系.1949年以来,刑事司法关系在实践中经历多次调整,在规范层面逐渐形成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并上升为宪法规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调整了国家权力构造,使刑事司法关系从一元构造转向“调查—检察—审判”和“侦查—检察—审判”的二元构造,进而再造了公检法关系,又规范了监检法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关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刑事司法关系的调适,可以更好地强化权力制约、加强人权保障和提高任务效能.     

数字权力的兴起、扩张及治理

数字时代引发了新的社会变革,尤以新兴权利和权力新形态为主要标志。数字技术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产生了新的权力基础。在数字技术与权利和权力的深度融合中,数字权力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形态得以诞生,并进一步改变了原有权力的组织形态和法律形态。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数字权力具有高度私人化、高度弥散性与监管脆弱性的特性,相较于传统权力形态,其扩张倾向更为显著,由此引发了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的危机。数字权力扩张的理论与实践现实,需要在把握数字社会权力动态的基础上重塑权力格局,以新的治理方式应对当下的权力变化与扩张后果。。     

《家变》:社会转型阶段人伦关系异化的写真

《家变》是台湾现代派作家王文兴的代表作,反映了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农业经济向资本经济转型阶段的社会生活。《家变》中的家庭变故,是通过范晔的心理历程来反映的。家庭变故,主要源于经济原因和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冲击。小说反映了以作者为代表的西化分子的文化伦理观念和社会“新的变动”。对于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文化主体具有警示作用。     

论家庭结构变化对农村传统养老模式的影响

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但随着农村经济形态的变化、人口流动性增强以及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的显现,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的养老功能受到冲击。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使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与权威降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使可获得的家庭养老资源减少;空巢家庭的大量出现造成家庭成员间情感联系的弱化以及家庭养老地理不可及性的增强。重构新的家庭养老模式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的嬗变进路及其现代构造

权力合法性来源是权力主体提取、控制权力资源的制度化通道,以及权力主体运用权力资源进而产生—定权威的特定支撑系统.村庄治权合法性获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村庄权力资源配置的途径与方式,村庄治权也因此被赋予一定特质而最终形成相应的结构形态.传统村庄治权合法性的内部生成完全基于乡土社会宗法伦理的惯性运作,乡土惯习是村庄治权合法性的重要内生依据.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转型,国家权威力量“嵌入”村庄治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日益突显,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呈现新的嬗变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