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思维与现代新儒学

“五四”以后的现代新儒学(以下简称新儒学),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推重直觉。二十年代初,梁漱溟在一片反孔的声浪中打出“新孔学”的旗号,在哲学方法上主张用身心体验之的直觉对抗冷眼旁观的理智,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倡导直觉说最有力量的人”(贺麟语)。在新儒学后来的发展中,崇尚直觉成为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儒家有关思想的剖析,从思维方式     

"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

贺麟在中西哲学思想融会之下诠释儒学,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循哲学化、艺术化和宗教化的途径迈进。其中途径之一——儒学的宗教化,是贺麟研究儒学与宗教的会通点。作为中国文化之体的儒家伦理应得到西方文化之体,即基督教思想的补充,因此贺麟提出“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的命题。并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作了宗教化的改造。     

贺麟先生在西南联大

作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和翻译家,贺麟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在他的“新心学”中,他试图融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与中国哲学（主要是陆王心学）为一体,先后发表了《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论著,苦心建构自己的“新心学”思想体系,在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贺麟文化身份的再认识

在现代文化思想研究中,贺麟一般被当作新儒家处理。本文认为,在对待传统儒家思想、西方文化及中西关系方面,贺麟与熊十力学派的现代新儒家有深刻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以体充实体"即以西方基督教充实儒家思想的观点。贺麟虽然对儒家思想充满同情的了解并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但因为他是一位哲学家,其立论逻辑不在中西之别而在"体用合一",因此能够超越中西而提出"文化自身"和"普遍哲学"的概念。当然,这种观念又源自西方现代的文化普遍主义。     

熊十力的“哲学体系”情结——读程志华《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当西方现代哲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学”的时候,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却在津津有味地重建形上学的“体系”话语。在西方哲学界,为了彻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已被当作一条“死狗”丢在一边,其中批判的借口莫过于对其“体系”封闭、僵化的不满,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破碎和颠覆本体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及传播。然而,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熊十力（1885—1968）可谓大谈形而上学;不仅如此,熊氏对哲学体系的偏爱和执著,一方面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另一方面把儒家本体理论之建构和民族尊严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联系了起来,成为中国儒学史上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建构系统化、体系化的哲学“第一人”。     

返本开新:贺麟文化哲学辨析

贺麟的文化观,是一种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返本开新"的文化哲学,是中西文化融合前提下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其乐观的文化进化论思想,与他融通中西从而逻辑地得出"文化乃人类的公产"这一理念有极大关系。他肯认"道德的进化",是"理想、现实的合一",并以事实阐述了道德现象演化之例。贺麟深信儒家思想的新展开,必然为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契机。贺麟是始终不忘学术文化救国的一个开明知识分子,其返本开新的文化哲学,总体上呈现出他那一代新儒家学者的整体学术特征。     

“德”与“智”的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对"科学性"与科学精神的重视可溯至西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哲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本土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学术土壤里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中具有西方理性主义特征之思想为主体,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形态。尽管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启蒙时期以来的德国哲学影响,西学东渐的接受范式仅仅为新儒家构建理性主义思想提供了框架。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的以道德实践为最后的"德"与"智"——德性与智性——取代了西方狭义理性主义范畴对立于外部经验的内在"理性",成为中国当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现代新儒家注重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将西方理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思维模式中进行重构,以实现传统儒学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现代转型。     

从庞朴的“智慧说”看中国传统的价值重构

本文阐述了庞朴的“智慧说”在当代中国思想学术界中对传统所作的价值重构的新开拓:(1)这是不同于现代新儒家那种分离道德与知识、只集中于形上层次的重构.而是接通形上与形下理念、挖掘出中国智慧的辩证法系统、注重思想行为模式的探索;取材上也不限于儒家,而是包括道、释;方法上则摆脱以西学剪裁中国哲学的手法;(2)这种价值重构不同于对传统的形成过程作知性把握的历史解说(如余英时主张的“内在理路”;传统马克思主义之注重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当今西方的知识社会学等等),而是超拔于世俗,推崇德智一体的最高境界,具有个体化的形上特征,为中国传统的现代命运承担职责.     

论贺麟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反思与重构简

抗战期间,贺麟对儒学的现代发展提出了富于时代性、前瞻性的构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儒家伦理所做的反思和重构。贺麟不仅提出了思想道德现代化的命题,还对杨墨思想和功利主义做出了新评价,以建立适应时代、合乎人情的儒家新伦理。但受制于他保守的文化心态和唯心论的哲学立场,他不能彻底否定三纲伦理并认同接受以自由平等为内核的新伦理,因而他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反思和突破是相当有限的。     

贺麟的体用观──中国现代哲学重建之路

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主要归属于本体论。贺麟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建构新文化的设想使他对体用范畴极其重视。可以说,体用观是贺麟整个文化哲学和新儒学的理论根基。贺磷立足于传统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了体用的文化学意蕴和内涵,开辟了体用观的新里程。不仅如此,依据自已的体用观,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转型与重建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和主张。其中的许多看法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论儒家和谐思想与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范畴。“和”是儒家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 可以说追求社会的普遍和谐是儒家文明的精髓,也是现代文明的主要价值目标。儒家“和”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基础。今天,领悟儒家和谐之道,对建构现代和谐社会,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育与建国——新文化运动的美育迷思

本文分析了新文化运动前后美育思潮的若干面相,认为美育不仅是培养审美能力之教育,而且直接指涉现代国家精神秩序的形塑。康有为、梁启超从儒家传统美育思想之“转移风气”出发,以培育现代国民为目的;至王国维、蔡元培则受德国哲学影响,提倡“超功利”的美育观,偏离了塑造现代国家与国民精神的轨道,是为一种歧出;而后革命化、政治化美育风起云涌,主导了现代中国的美育实践。文章认为,“政府主导、修身为先、变化风气”的儒家美育思想在现代建国进程中仍然有其生命力。     

试论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从萧功秦和姚中秋的相关论说谈起

“中道”是相对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言的。政治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是既定政治秩序,文化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则是特定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既定政治秩序是反传统的、基于“党国一体”政治架构的国家主义,本身集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与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于一身。以此为参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既有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极左派（包括新左派和老左派）和“刚性新儒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倾向。萧功秦的“中道理性”论是一种“政治中道论”,试图超越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姚中秋所谓的“寻找中道”是一种“文化中道论”,试图主要超越（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刚性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较而言,前者具有较大的政治可行性,但却悬置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努力方向;后者具有较大的文化可欲性,但却在根本上缺乏政治实践关照,具有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应当遵循“萧－姚律令”,既要具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亦要具有政治实践关照,并切实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开展关于“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探究。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直觉论解析

早期现代新儒家是指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为主要代表。直觉主义是贯穿早期现代新儒家的一条思想脉络,是在继承传统儒学中重体悟的工夫修养论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哲学理智主义中的合理因素,以纠正当时西方科学理性主义过盛的流弊所形成的哲学方法;也是以本心或宇宙整体为研究对象,以内省体悟为主要形式,通过道德实践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即天人合一的道德修养的工夫论。直觉主义在早期现代新儒家哲学体系中的表述和地位不尽相同,梁漱溟和熊十力将其视为获得哲学真理的“根本智”,冯友兰和贺麟则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方法论,这种区别与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形上学基础有着密切联系。但他们均将直觉方法作为达到其最高境界所不可缺少的途径,这是其他哲学方法所不具备的地位。     

濂溪“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启示——从傅伟勋“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说起

儒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在传统中国对治生命问题上超过重要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生命的各个层面也得已全面展开与落实,内容也更加丰富。濂溪面对佛学之繁荣,通过重述儒家经典,吸纳玄佛宇宙论、本体论思想,重立儒家之人极,开辟出宋明新儒学的新局面,实有值得当代学者借鉴之处。本文试图以傅伟勋教授“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作为参照,分析新儒学开山濂溪面对外来佛学而从儒学入手“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启示,为儒学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作一参考。     

后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是对“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等人的激烈反传统主义所作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应。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作为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的开山之作,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在三、四十年代,冯友兰、贺麟、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本文认为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 ,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接受的西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并不亚于同时代的激进主义者。而且 ,他们的西学背景对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形成又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作者从“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当代新保守主义”入手 ,具体分析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试图从另一个维度为近代以降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真实历史提供更深入的认识。     

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严酷的国际竞争局势,战国策派学人提出了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把官僚化、文人化、乡愿化、阿Q化的“柔道的人格型”改造为具有柯伯尼宇宙观、战士式人生观、“忠为第一”、文武并重的“刚道的人格型”。战国策派还试图往文学艺术中灌注“悲剧精神”和“民族意识”来促进国民性的改造。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重庆抗战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     

“作为天理的民主”：从《政道与治道》到政治儒学的开展

作为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上的一种概念突围,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论为现代秩序重构开辟出了一个本源性的理论再生视野。民主理念代表的公共精神被视作儒家天理意义上的现代秩序构造性原则。当代政治理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反思性资源来审视此种政道论的思想价值与理论缺陷,而由之形成的中国政治传统智慧的再提炼与开拓也需要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共和宪制视野中寻找新机。     

王国维审美论思想探赜——兼论中国现代美学的缘起

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于清末民初新旧文化更替之际,以“立人”为主旨。这个“人”不是传统宗法伦理关系中的人,而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体。20世纪初,王国维热衷于德国早期审美论哲学,积极引介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尝试用这些外来思想会通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同时结合经验论观念以针砭时弊。王国维在主体论视野中进行的美学探索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真正开端,他构建的审美理想论、艺术本体论和美育论框架对后世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新儒家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审美化的思路也可以追溯到王国维早年著述。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想长期陷于自律与他律之争,而关乎人性、人道的美学立场始终存在着。今天,从观念史角度审视中国现代美学问题的缘起及其流变,既是为了正本清源,也是为了重续美学的人文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