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德国法治国理念产生之渊源性要素及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法治国”概念是贯穿整个德国法治发展史的核心概念。其乃是作为“警察国家”的对立面反抗专制主义而产生发展出来，来自四个方面的渊源性要素形成了当时的法治国概念，它们分别是：法律理论上的实证论指导思想、市民议会的新权力体制、权力分立原则的确立和德国法哲学的发展。同时，藉由检视该理念产生过程中之经验教训，可资为我国正在进行中的和谐社会的法治建设的有益借镜。     

民间法意义上的盐业合伙契约

凝聚着人们的心智与情感并具有高度认同感的民间法,弥补着国家法留下的“真空”,充实了社会控制体系,使纠纷解决变得便利和经济,经过国家立法机关的认可、吸收,民间法还能转换为国家法,从而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和我国人民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契约是民间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属于一种“普遍性判断标准”或广义上的“法律渊源”。盐业合伙契约作为我国近现代一种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民间契约形式,无疑属于民间法的范畴,通过对其具体内容、历史作用以及民间性特点的分析,有利于人们认识在国家法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如何为民间性规范留下适当的生存空间,从而为中国法治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制度性资源。     

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供求分析

近年来,法学界对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或者说法律实现中的“政府主导型”法治与“民间自生型”法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而引发了对变法与法治、立法与执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以及法治理想与现实国情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展现出法理学研究不断提高和深化的可喜景象。本文仅就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在法律供给与需求方面的内在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大方。国家制定法就是由权力机关制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在全国范围内一体实施的行为制度和规则,它是政治国家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确立资源配置结构的基本形式,最终通过立法、…     

略论我国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培育

在我国社会法治化的进程中,农民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法治观念的强弱,将直接决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对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应完善立法,为农村法治建设创造有法可依的环境;改善农村执法、司法状况,树立良好的法律形象;协调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深入普法,培育和提高农民的现代法治观。     

从"法"人走向"法"国家--中国法治切入点的理性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要把法治导入现实社会,“切入点”的寻找,便成了构建法治国家或社会最现实的首遇难题。笔者认为,就目前我国法治建构的初期来看,应选择“法”人作为“法”国家的“切入点”。只有用法律的手段治住了“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有所作为。一、选择“法”人作为“法”国家切入点的缘由之所以选择“法”人作为“法”国家切入点,主要缘于作为法治主体的“人”,在内心尚未树立起法律权威。在治国层面上,这里的“人”应包括法律赋予一定职权的“为官者”和受“为官…     

中国法制传统的若干特点

从法治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审视中国法制传统,可以发现其四个基本特点: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上,整体主导;在立法和执法、司法的关系上,立法主导;在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上,国家法主导;在公法和私法的关系上,公法主导。与这样的特点相适应,我国的法治建设道路应当是“政府推进”型的,而不能是“社会演进”型的。     

论政治意识文明的法治功能

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是指人类政治意识进化发展的积极成果、状态和过程。法治作为治国方略，是与人治相对的范畴，内涵“良法”，植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社会文明，是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和追求目标，主要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个环节。政治意识文明就好像人的血液一样渗透到人的各个器官而作用于法治的诸运行环节，其法治功能主要表现为立法中的“良法”功能、执法中的“依法”功能、司法中的“公正”功能、守法中的“认同”功能、实现中的“宪政”功能等。     

主体中国、民间法与法治

站在主体中国的立场,观察其法治建设的使命,可认为民间法是推进法治中国化的有机力量或构成性因素。但法律移植的意识形态情结,阻碍了人们对民间法与法治建设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和反思。为此,需要在文化、利益和自治秩序视角重新打量国家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民间法的应有意涵,评判法治建设中对民间法的既有立场,并根据时空两个判准,寻求民间法对法治建设的有效支援,防范并阻却民间法可能对法治建设的妨碍。     

民间“私了”现象的法理透视

“私了”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这主要归根于民间社会规范的大量存在。在民间社会中,民间社会规范所起的作用,是国家制定法无法替代的,因此出现了法律一元主义和法律多元主义的分歧,二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民间社会规范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经验表明,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遵循着各自不同的逻辑,民间社会规范的“地方性”特点更为突出,在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因此,一味对“私了”现象强行打压和限缩是无效的,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制。司法过程便成为合理规制“私了”现象的最佳通道,经由这一通道,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才有可能实现良性互动和重塑,才有可能共同实现法的应然价值。     

论法治的基本特征和要素

一、法治的基本含义法治的全称是“法律的统治” (The Rule ofL aw) ,在实行法治的国家 ,其最高权威不是某些随心所欲发号施令的个人或集团 ,而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建立起来、由独立的司法机构执行、并以权力制约方式维护的整套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方式。建立法治是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 ,可以把法治国看做是按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德语文献中的法治国的实质含义是“依法而治”或法制国 ,而不是现代普遍意义上实行法治的国家。它带有实证主义法哲学的意味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 ,欧洲大陆司法传统一直不承认最高立法者应受更高级…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为民"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首先要树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本文论述了法治理念的概念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司法为民”理念的内涵及其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对如何实现“司法为民”理念进行了探讨。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法治发展的差异与中国式进路

本文认为,中西方法治发展存在地域的对极与时间阶段上的逆流关系,但是人类法治仍然存在一些最低限度的共性。推进法治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而法治建设的突破口又是以司法改革为核心的,其中的法律程序和法律职业是司法重构的两个基石。中国法治存在着两种主体性推动力,即民间力量与法律人的作用。     

我国民间法重构途径探索

现代法制建设既要吸收和借鉴西方成熟的法治建设经验,又要关注和吸收传统和民间法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构建新时期的民间法,要赋予民间法的核心观念以现代意义,合理确定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分野,并在立法中充分反映民间需求,在司法上要发挥调解制度功能,调适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关系,同时要发挥民间自治机能,节约社会成本等。     

行政法治:依法治国的关键与核心

本文认为 ,在讨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和目标时 ,强调“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或核心”是不妥的 ,依法行政只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因为依法行政只强调了依照或者根据法律 ,但至于法律本身的性质、内容等则没有涉及。强调法律效益的行政法治才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 ,在实现法治国家理想与目标的过程中 ,我国当下应以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优先 ,从树立法律的威权和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入手     

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法、事实与司法独立——以司法文化的重建为中心

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冲击着现代性的法治主义叙事,导致了法、事实与司法独立等构成司法文化的核心要素的解构、颠覆与重建。法的价值层面,破解了法律正义幻相,价值相对主义与道德平等观挑战了法治的普世信念与道德等级意识;制度层面则动摇了规则中心并将“活法”延伸到法律家;在谱系层面拓展了文化谱系与规则谱系,使法治之法三个基本维度获得全方位生长,从而重建了法的概念。后现代解构了作为司法文化基础的事实,明确了客观真实与法律事实的二元分立,并引发了司法过程中事实探知绝对化的转向。司法独立命题也被质疑和重新解读,促使我们思考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后现代思潮推动的法、事实与司法独立等概念的解构与重建,将对中国法治主义话语和制度建构产生重要影响。     

“法治国家”:一个深化依法治国思想的表述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淳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代表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的高度概括。笔者认为：“法治国家”较之于“法制国家”，是对依法治国思想更深刻的表述。一、“法治国家”的提出，总结了我国新时期依法治国的经验教训法治国家的标志，不仅仅在于制定了多少法律，建立了如何完备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在于对已制定的法律实施、贯彻得如何，整个社会执行法律、遵守法律的效果如何。有法必依，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是法治的根本原则和要求。党的十一届…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司法行政职能的时代转向及其优化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司法行政职能正经历从“司法的行政”到“全面法治事务管理”的时代转向，新的司法行政职能定位设定了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的新基点，呈现出广泛性、法律性与统一性的特点。司法行政职能的这种新定位不仅与西方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和理念有所不同，也与我国传统认识中“司法行政乃附随于司法职权之行政”的定位大相径庭。根据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精神，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调整严格遵循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效能提升的治理逻辑和一体建设的法治逻辑。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繁杂性”与“不确定性”，司法行政改革中的“一个统筹”尚未充分实现，司法行政机关的服务作用尚需进一步阐释，“四权关系”也要进一步厘清，这是制约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转变和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应当从完善司法行政统筹职能、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健全司法行政职权动态配置模式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司法行政的改革进程。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研究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的阐发主要集中于：在创建刑事法治方面，他对刑法立法的必要性和相对完备性、刑法的性质与任务、刑事法治如何贯彻“有法必依”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刑事政策方面，他主张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办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方针、原则；在刑事司法方面，他提出要健全司法机构和司法组织、培养各级司法干部等主张，强调刑事司法活动要注重程序。深入研究和合理继承董必武同志的刑事法治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程序法治及其实施

进行法治国家建设，当前应当特别强化程序法治的思想意识，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惯例，充分尊重人之基本权利，通过程序公正来保障社会公正与和谐。程序法治是法治应有之义，实施程序法治必须树立程序理念，建立科学正当的程序法律制度，加强司法、执法过程中的程序法治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