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景龙修文馆学士及文学活动考论

唐中宗景龙年间设置修文馆学士一事,见载于多种典籍,但矛盾之处颇多,似乎没有绝对准确的记载。通过对相关典籍的比勘考证,可知景龙二年、三年、四年皆有选任修文馆学士之事,在这三年中任过学士的共有二十九人,与《玉海》叙录《景龙文馆记》所云学士数吻合。但《绀珠集》、《类说》、《唐会要》、《新唐书》等典籍中所说的"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只是景龙二年设置修文馆时计划员数,在随后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三类学士的确切员数都与原计划不符。景龙修文馆学士重形式尚技巧的宫廷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在当时影响甚大,在唐代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但总体上价值不高,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初盛唐文学的良性发展。     

清代实录馆考述

清代实录馆为例开之馆。皇帝晏驾之后，嗣位者必为之开馆纂修实录。因实录非常设机构，故《清会典》、《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和《清史稿·职官志》皆不言及，学术界对清代实录馆亦不甚了了，这与实录馆在诸修书馆中的至尊地位极不相称。清代诸修书馆中，实录馆的组织之严密，运作之有序，堪称典范。很多先进的管理手段都是由实录馆首创，然后，其它诸馆才纷起仿效。研究清代实录馆，不仅对整理和分析《清代历朝实录》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对系统研究清代官方史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此，本文拟就清代实录馆的建置沿革、职官…     

唐初氏族观念的转向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贞观朝氏族观与文学观由同一个文臣学士集团在同一时间段内确立,二者的确立过程是一个交叉并进、相互激发、相辅相成的过程.贞观氏族观念与前朝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流露出浓厚的崇文倾向,这一转变直接导致各地文学家族的兴盛,刺激并促进了"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贞观朝的文馆学士多来自南北不同类型的文学家族,是家族文学的庙堂代言人,他们的文学观念在相互碰撞中趋于统一,对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虞集的学术渊源与文学主张

虞集之学术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回归传统儒学的倾向，第二有兼融各家的倾向，第三，受张载影响较深。虞集学术的三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他在学术上回归传统儒学，在文学上便倡导复古，具体表现为理性、中和、雅正、世用；兼融各家的学术特点，使他的文学思想，既不同于宋以来道学家的文论，也不同于文章家的文论，而是两者的融合，再加上政治家的眼光；他以气运论文，又主张克治血气，归于平和，都与张载的影响有关。     

论四库馆臣的理性意识与经世思想

四库全书馆是为纂修《四库全书》而设置的规模庞大的修书机构。四库馆内人员复杂,学术纷争不已,但馆臣中起主要作用者,却都能理性地看待汉宋之争,并蕴含着经世思想,四库馆臣的理性意识和经世思想,不仅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四库全书》能顺利纂修完成,而且对《四库全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理学弛张与文学盛衰——宋金元文学史演进动因新探

一　　如果说，自北宋初直至南宋中期，理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为儒学在长期衰颓后的重新振起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宋学纷繁诸派的最终归结与核心体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以儒学的传统表现方式为契机，为宋代文学新质的铸定及其繁荣发展起到重要的规范与推进作用，那么，到南宋末期，理学由对治内的极端强调，形成浓厚的僧侣主义倾向，空疏之弊日益显示出来，作为一种官学，理学实际上已成为文学自由发展的桎梏。对此，南宋末年的有识之士已有明确认识，如由南宋入元的赵孟兆页尝言“狃于科举之习者则曰：巨公如欧、苏，大儒如程、朱…     

试析南朝儒学教育的变迁及影响

南朝以降,政治动荡,社会思潮不断变更,儒学教育的传统权威也因此受到冲击,发生变迁,史学、文学独立于儒学之外,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这种专门学科的发展,不仅对国家选官标准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对南朝学术文化的繁荣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儒学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论儒学对传统医学的影响付笑萍（河南中医学院）儒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儒学在其渐进过程中，对其他思想文化的形成、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     

三国蜀汉学术考

蜀汉学术是三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蜀汉学术可以划分为六个流派 :谶纬之学 (内学 )、儒学、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史学、文辞。蜀汉一代 ,可考的学者约有三四十人之多 ,在各方面颇有建树 ,尤其在古文经学和史学上取得相当大的成就 ,但在儒学方面 ,则因守成有余 ,创新不足 ,而不能进于中国学术的前锋。     

首届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师范大学召开

首届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师范大学召开首届＂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０－２４日在曲阜师范大学召开。讨论会由《文学遗产》编辑部、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齐鲁学刊》编辑部、济宁教育学院、曲阜市孔子博物院联合主办。会议的主旨是探...     

试论两汉士人的社会性格与诗赋之关系

在不同国策的影响下 ,两汉的经学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呈现不同的功能。西汉“经学”以饰政为主 ,所谓为汉代建制 ,润色鸿业 ;东汉“经学”则以修身为主 ,所谓因心会道 ,教化世风。因此 ,西汉的“经学士人”以官为本位 ,形成工具化人格 (功名人格 ) ,不仅在思想、学术 ,乃至文学方面都有很强的功利色彩 ,汉大赋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 ,其对象、内容及功能都与“官”本位的工具化功利色彩相得益彰。东汉“经学士人”以德为本位 ,以“师”为身份 ,形成“自主化”人格 (道德人格 )。由于官与师的疏离 ,逐渐产生政与德的对抗 ,造成士人深刻的心理悲剧 ,故而诗产生而赋消亡。“官吏”、“师长”和“诗人”三位一体是传统士人身份的主要特征 ,两汉社会是这个身份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 ,也是传统文化 (本文主要涉及文学 )模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儒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儒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吕明灼传统儒学与任何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一样，都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积极与消极二重性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它主要起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某些消极因素；在封建社会下降时期，其消极作用逐渐代替其积极作用上升到主要...     

马礼逊广州商馆汉语教学活动述论

英人马礼逊在广州商馆进行的汉语教学，为广州商馆培养了一批通晓中文的翻译、商务及管理人才。其教学方式、教学语言、教学内容对 １９世纪英国汉语教学乃至英国汉学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对今天的国际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也有借鉴意义。     

论盛唐开基者张说的宏通文学思想

张说（６６７－７３１）字道济，一字说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一生任历通显，封燕国公。张说登上政坛在武后天授元年，在文坛上真正起到重大影响作用的时间恰在“颇通远调”的景云中到开元十八年前①。说为文“属思精壮，长于碑志”②，与苏齐名，时称“燕许大手笔”。其诗颇多新气象，佳作时见。喜延纳后进，为数不下二十余人，皆成一时名士。早岁又预修《三教珠英》，与李峤、徐彦伯等文士相接。由于其“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唐兴以来，朝佐莫比”③的特殊地位，“始公之从事，实以懿文。而风雅陵夷，已数百年矣。时多吏议，摈…     

老庄思想对朝鲜半岛文化与文学的影响

在朝鲜半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比较而言,儒学与佛教的影响是明显而强大的,而道家文化的影响是隐蔽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朝鲜半岛的文学、文化中感受到老庄思想影响的深刻性。研究这一问题,对揭示老庄思想在朝鲜半岛哲学和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及变化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代儒宗 流风长存——文翁化蜀对巴蜀儒学流传发展的影响

文翁兴学化蜀，不仅开创了中国地方官立学之先河，而且开巴蜀学子入京师受业经学博士之风气。儒学及其经学传入巴蜀，与蜀地固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以儒为主，融合诸家学术的蜀学，并得到长足发展。西汉以后，受文翁兴学化蜀的影响，蜀地儒学得到长足发展，历代杰出人物不绝，并在与各地文化的交流中，与时代思潮、学术流派紧密联系，融贯互通，体现为后世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大发展。扬雄、杨终、杜甫、宋庠、吕陶、范祖禹、魏了翁、宋濂、杨慎、钟肇鹏等历代著名人物对文翁兴学化蜀，传播儒学做了充分肯定，亦体现了巴蜀儒学的流传发展。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巴蜀学人除积极学习中原儒家文化、教授于巴蜀外，也重视各家文化，将儒与各家学术有机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中国文化及各时代思潮的大发展。     

经世关怀下的晚清学术危机——何如璋《管子析疑》的思想史意义

《管子析疑》应对的是晚清一个根本性的时代焦虑：新的时局要求学术与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作为学术核心的经学却无法引领整个传统学术来应对。何如璋通过重新诠释管子,意在援入其学来补充以儒学为主体的治术;而在此过程中,他却无意间建筑了一种脱离儒学正统的意义架构,在应对现实时局和整合思想资源上,管子都获得了比经和儒家更加优越的地位。尽管何氏表面上仍以儒学为诠释管子的参照标准,实际上却已暗含着将儒学拉下中心地位的义理倾向,这种倾向在“君学”、“专制”等受西学影响的观念大规模冲击中国之前便已萌发。张之洞感觉到“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的兴趣有脱离经义的危险,以至于需要疾呼“宗经”。《管子析疑》或即这方面的一个微妙个案。     

常与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台湾传统儒学

儒学研究在台湾大体上可以分为传统儒学与新儒家哲学两大分支。传统儒学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出现过十分明显的起伏变化,但总体而言,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而普遍的发展时期,其间两岸的政治对抗并没有影响传统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存在以及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甚至在一个阶段里,由于蒋介石个人的喜好和国民党当局从重塑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思想大加推崇,而将儒学思想与三民主义相比较而研究。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在现代社会里传统儒学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体系而存在。在变化了的学术与社会环境里,其自身的存在形态与学术理路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而它与士林哲学的比较与融合过程,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思想相互交汇在台湾学术界的一个集中表现。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宋代古文运动的学术影响与政治后果

北宋初年,社会上兴起了一场旨在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这一运动以复古为号召,逐渐由文学而转入子学、经学,最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局面。古文运动对当时的学术、政治、士风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古文运动在学术上带来一种疑古与开创精神,在政治上引发朝廷内外的变法要求,并促进了士大夫矫厉名节风气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