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与日本相关学说相比较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直接左右着审判的最终结果,也直接影响着行政诉讼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权利救济功能的发挥。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较为详细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提出了各种不同情形下的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具有可操作性。但这些规定只能说是提供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框架”,并没有详尽提出适应所有情形的完整的“分配规则”。日本的举证责任分配学说的发展与实务动向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当以“个别具体说”为“举证责任分配”的指导理念,应立足于“依据形式与实质标准的举证责任分配说”。     

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经济学评述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理论和语义上至少有四重内涵,即“技术效率优先,兼顾规则公平”;“技术效率优先,兼顾分配公平”;“配置效率优先,兼顾规则公平”;“配置效率优先,兼顾分配公平”。对这四种内涵的取舍既是理论认识的问题,也是经济社会的实践问题。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应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明确地表述为“规则公平优先,兼顾分配公平”。如此,则既未偏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本含义,又是对这项经济原则合乎逻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不致于以效率取代公平正义,使“效率至上论”泛滥,最终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     

中国劳动收入分配应启动社会设置的第二种改革

在中国劳动收入分配改革中,人们意识到“默认规则”内容变革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变革曾是该领域早期改革的起点.随着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造成劳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许多因素,已不是更新“默认规则”内容所能改变得了的.因此,有必要进行初次分配社会设置的第二种变革,即从“默认规则”向“同意规则”转变.     

两种"公地悲剧"的比较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调整

对比两种“公地悲剧”的产权结构、成因和解决方式,可以发现产权结构调整与资源配置效率相适应是一个不断的试错过程,有效的产权制度必然促使成本与收益向行为者集中。产权结构调整与产权束调整是产权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式。无论何种方式的产权制度变革都需遵循一定的规则,其调整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权效率、增加产权主体收益。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理念

公平概念不是单义的,而是多义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效率与公平孰优先的问题实质上是规则公平与实质公平孰优先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该确立“规则公平优先、兼顾实质公平”的公平理念,这即是体育比赛规则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     

坚持"规则公平优先、兼顾结果公平"的公平观--兼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实质与合理性

人们在围绕公平问题的讨论中通常都只是笼统地谈论公平概念,这是对公平问题的讨论出现分歧和争论的一个重要根源。公平有两种基本含义,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实质是“规则公平优先、兼顾结果公平”,因而这一理念的精神实质不是轻视公平,更不是不要公平,而是要求我们正确理解公平的含义,确立起“规则公平”也是一种公平形态的理念。     

最低工资制度与初次分配中的公正问题

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理念功能发生异化的情况下,着力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尤为迫切,在现阶段主要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使以往GDP分配中劳动者收入偏低、资本所有者的回报偏高的畸形格局得到矫正,逐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论法律规则失效的意义、后果及成因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法律规则的失效既与社会个体的“失范”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又将直接导致社会的“失范”,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在规则效力运动与社会群体对法律规则效力的预期之间产生意义上的断裂,它为社会的合理建构带来显形与隐性双重代价。导致法律规则失效的因素是多方面,包括法律规则自身结构上的整合不足、规则所蕴涵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整体价值取向之间的错位、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之间效力的冲突以及社会个体规则观念的匮乏等。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新的收入分配观——从公平与效率矛盾角度的解析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共同矛盾。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和现实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应被“适度公平,保证效率,注重生态”的观念所代替。新的公平效率观应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环境公平四个方面来解决实际的收入分配问题。     

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视域下“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的伦理审视

共同富裕是政治经济命题,也是需要进行伦理表达的规范命题。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依赖,理顺三次分配的伦理原则和伦理关系是解决分配问题的基础命题。社保制度本质是一种分配制度,不同类型的社保属于不同层次的分配,也遵循不同的伦理原则。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作为市场初次分配的延伸,其使命是为未来提供确定性的保障,因之理应坚持公平的伦理价值诉求。医疗保险基金固然也来自市场初次分配的积累,但生病和医疗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医保的制度设计与改革必须遵循政府从事再分配所要求的“平等共济”原则。社会保障制度固然需要“以人为中心”,但出于保障和救济的伦理诉求不同,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是“以健康人为中心”提供保障,医疗保险则应“以病人为中心”实施救济。“医保个人账户改革”作为新一轮医保改革的核心,其价值指向不能脱离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伦理基础,不能脱离社会保障和医保制度设计与改革的伦理诉求,不能以“公平和效率”的名义取代或排斥“平等共济”的伦理原则。     

关于国民收入再分配公平问题的几个问题

国民收入再分配公平是包括国民收入再分配权利、条件、机会、规则、过程、结果公平在内的系统公平,以公平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目标既出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也有功利主义的诉求,促进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既可矫正初次分配的不公平,创造初次分配公平的条件,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重要条件,也能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性和公平程度主要应通过要素供给者的要素供给行为来衡量,同时也应观察"用手投票"的情况等.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再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始终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要处理好再分配公平与初次分配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公平应与初次分配公平相协调,要促进国民收入分配的整体公平.要保障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平目标能够得以实现,必须保证再分配政策的公平取向,必须建立促进再分配公平的制度体系,并保证促进再分配公平的制度能够得到执行.     

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思考

对效率与公平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而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却是一个长期存在严重分歧、争论不休的话题。文章首先对效率与公平的内涵进行界定,然后深入分析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的具体情况,从而得出结论:规则公平与效率相统一,为追求绝对的结果公平一定会违背规则公平,从而有损于效率。因此,为保证高效率就需要忍受一定程度的结果不公平,但收入分配结果差异的累积最终将导致规则公平丧失,使效率受损。于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使资源重新配置,在既定的生产水平上实现收入分配尽可能的公平,在保证一定程度公平的前提下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不同种类生产要素收入初次分配公平问题的几个问题

不同种类生产要素收入初次分配公平问题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问题的重要内容.实际上,全部生产要素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并不是实质公平问题,而是实用公平问题.生产要素收入初次分配按贡献分配是相对公平的分配原则,但按要素贡献分配并不能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生产要素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可以通过多个方面来判断,但并不存在单一的简单而直接的判断方法.生产要素收入初次分配的实现,既要利用市场机制,也需要政府积极而合理的干预.     

“公地悲剧”问题的制度经济辨析及比较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为视角

"公地悲剧"问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论述外部性引起的公共资源过度消耗时经常引用的一个经典案例,成为西方经济学批判公共产权乃至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传统的分析范式受限于理性人假设、分析对象范围、分析方法和缺乏历史分析等因素还有诸多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一问题的新路径。传统的"公地悲剧"问题并不是公有制的悲剧,而是工业生产力发展后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导致的传统小私有制的共有财产制度被淘汰的悲剧。现代西方的"公地悲剧"问题则是社会化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无序发展与公益冲突的问题。促进生产力发展、完善社会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的比例协调关系,才能解决现代"公地悲剧"问题,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收入再分配政策能否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经济学分析

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于“收入再分配政策能否兼顾效率与公平”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为此,本文通过构建数理经济模型的方法,参与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根据本文理论模型的分析,得出一个关键结论:在一些参数条件下,再分配政策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而在另一些参数条件下,“效率与公平”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冲突.本文的这一结论并没有简单支持以往的任何一种观点,而是表明:如果能够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合理设计收入再分配政策,就可以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政策目标;如果再分配政策的设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那么旨在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再分配政策就会阻碍经济增长.     

包容性增长与社会公平

倡导包容性增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增加经济增长的普惠性和共享性,因此包容性增长体现着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包容性增长强调发展权利共享、发展机会共享、发展规则共享和发展结果共享.构建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兼顾的是何种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兼顾的是何种公平 ?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全面理解应该是“竞争规则公平”前提下的“效率优先、兼顾社会公平”。公平可以划分为竞争规则公平、机会公平、社会公平三个层次。在公平的各个层次之间 ,竞争规则公平乃公平的要义之所在 ,同时也是效率提高的前提与保证。“兼顾公平”指的是兼顾社会公平 ,在坚持竞争规则公平、效率优先的同时 ,必须同时兼顾社会公平 ,才能实现以人为本位的全面发展。在实践中 ,“竞争规则公平”前提下的“效率优先、兼顾社会公平”与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竞争规则公平”为科学的发展提供社会环境 ;“效率优先”与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的思想本身就是一致的 ;“兼顾社会公平”与科学发展观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又具有本质的一致性。     

制度理性与社会公平的实现

探讨社会公平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价值层面,而要回落到现实的社会制度之中,理性的选择是用制度机制逐层实现社会公平。制度理性试图将某种个体行为普遍化为一种一般的行为方式,从而构造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模式。在现代社会,要通过市场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理性安排来实现社会的交换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体现社会的实质正义。     

风险分配与气候正义

现代社会的分配逻辑正发生着从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的转型,正义分配实质是风险分配。气候正义是风险分配的关键议题,目的是实现认知和应对气候风险能力的公平分配。实现气候正义除了依靠罗尔斯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外,还需要扩充到全球正义原则。全球化与民族化、共同性与个体性、环保与发展的冲突构成了气候正义的问题背景,实现气候正义离不开全球治理,但也遇到伦理、制度和行动的三重困境。     

公共选择,还是经济选择?——基于多数规则下两种利益再分配的思考

人类生活中同时存在着公共选择和经济选择,两者除原有已提出的共性外,还应补充多数规则这一共性。原有理论只重视两者的共性而忽视了它们的区别,或是仅将其区别归结为偏好是否一致的假设。其实,两者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偏好,而在于支付能力的完全不同:公共选择是人口选票,而经济选择是资源选票。人口选票只能统一约束偏好的强度而不是方向,资源选票不会统一约束偏好的强度和方向。两种选择在同一多数规则下都必然产生对多数有利的再分配。公共选择中是占人口少数的富人向占人口多数的穷人转移利益;经济选择中是持有少数资源的穷人向持有多数资源的富人转移利益。可见,由于各自支付能力的不同,在同一多数规则下两者再分配发生的利益转移方向完全相反,且两种选择产生两种不同的公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