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切入符号

脸谱是中国戏曲文化的独特创造。脸谱既有与面具相通的面具性,又具有区别于面具性的脸谱性。在中国当下以“脸谱”为切入符号的民族电影中,出现三种脸谱的演绎类型:由脸谱所承载的中国戏曲文化切入,脸谱的能指与所指统一于现实中的人,脸谱性融合于面具性。民族化的脸谱电影虽然以“脸谱性”吸引观众的视点,但民族电影真正震撼人心的不是民族文化的“脸谱性”,而是电影叙事的“面具性”。     

索绪尔语言符号的“能指”是什么——对我国语言学界“符号”观的批判

国内语言学界通常将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等同于“语音与语义”的结合体，这根本违背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能指是“音响形象”，不是“语音”。“能指-所指”一对概念集中体现着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而“语音-语义”一对概念体现的是索绪尔所批判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     

红色符号原理的理论构建与机理分析

在高度符号化的时代，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崇高精神的传播需要依靠具体符号的表征即红色符号来完成。基于红色文化史实的红色符号，是促进红色文化有效传播的载体，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凝练表达，更具有国家意识形态与革命符号属性。从符号学角度对红色符号进行理论阐释，可以明确红色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红色符号依靠“能指”表征红色精神，唤醒红色记忆；借助科学技术形成红色拟象，创设出虚拟的红色革命情景引发情感共振；以介体的形式发挥作用，传达社会价值导向。红色符号融入日常生活中，在浸润式思政教学、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及红色文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主旋律电影叙事模式转型

为摆脱在商业片和艺术片夹击的尴尬地位,向中国主流电影演进,主旋律电影通过叙事模式转型,进行内容的重组和形式的重建,受众层面逐渐扩大,观众对影片认可度也逐步提高,开创了主旋律电影的新局面。     

自由灵魂的生命悲歌——解读罗萨《河的第三条岸》

大量能指符号的运用,使罗萨《河的第三条岸》带有鲜明的诗性化色彩。主人公父亲以其漂流不息的一生演绎了人类希冀摆脱平凡、超越自我、追求自由的悲剧性历史。     

本雅明电影心理学理论与当代意义

随着电影艺术的日益繁荣，本雅明的电影理论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但他的电影心理学理论却很少有学者进行系统研究。观众接受心理是本雅明电影心理学理论中的重要观点，对这种不同以往的接受心里，他主要通过绘画与电影的比较而得出。大众的感知觉因为电影的出现而得到了深化，同时本雅明还对电影演员的心理进行了论述。     

二维符号及其传播属性

如果视“符号”这一概念为一个整体，那么“能指”“所指”便是‘符号”的两个元素。符号的数理特征是二维空间，据此可以称之为“二维符号”。传播是一切符号的动态属性，从某种程度上讲，传播是符号的生命力所在。如果从是否还具有传播功能来划分，符号还可以分为“具有传播功能的符号”与“不具有传播功能的符号”两种，前者是活符号，而后者则是死符号。     

从灾难片谈新世纪“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以《后天》和《2012》为例

进入新世纪以来,技术至上的美国电影愈加热衷于借助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来刺激观影者,但其电影叙事、主题关注、人物塑造等方面却呈现出由传统的技术崇拜向反技术崇拜的价值观转移。作为美国电影主要类型之一,灾难片在新世纪见证了“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的发轫和粉墨登场。以《后天》和《2012》为例来审视电影“反技术”叙事,从技术地位在电影文本内外的嬗变、电影文本技术“能指”符号以及电影场面调度来揭橥美国灾难片中所蕴含的技术价值观,进一步对“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加以界说和阐释。     

红色:张艺谋电影的文化蕴含

张艺谋电影的成功之处在于其独特的色彩语言。肖似化代码、修辞性代码、风格化代码共同构成了张艺谋电影的红色代码能指。红色折射时代与社会、刻画人物及心理、营造意象与意境、表现思想与哲理,体现了丰富的美学价值。红色整合民俗、涉指伦理,具有深刻的文化蕴含。以红色为基调的多色彩结构,与电影其他要素共同构成张艺谋电影的视听语言系统,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电影艺术理念,一种新的电影文化氛围。     

新著作权法视野下表演者权归属问题研究

表演者权的归属问题向来是著作权法中的难点和争议问题,最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虽然对表演者权的归属进行了一定修改,但却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诸多争议,其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最新著作权法第40条虽增设了职务表演的规定,但其正当性存疑,且演员和演出单位的表演者权归属边界不明;二是最新著作权法第17条对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规则进行修改,但关于视听表演者权归属不甚明晰。对这一问题的最佳解决路径是未来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其进行修订和完善：一方面,对于职务表演规定中“演出单位在其业务范围内使用”的内涵进行明确规定,允许演出单位对现场表演或已录制的表演向他人发放非专有使用许可;另一方面,明晰“电影电视剧作品”和“其他视听作品”的界分标准,明确视听作品中的表演者权类型,并将“电影电视剧作品”的表演者权法定归属于制片者,而“其他视听作品”中的表演者权则可以通过约定明确归属。     

论索绪尔的“符号”概念——语言学的认识论意义

符号在日常使用中只是思想意指对象的声音记号(音响形象).索绪尔把符号定义为音响形象(能指)与概念(所指)的联想性统一,这构成了“符号”的理论概念.在思想使用“语言”的“言语活动”中,符号是具有意指性的音响形象,其意义来自思想和事物,语言与思想和事物的三元关系是在自我意识平面上展开的.而在语言学的理论平面上,能指与所指的符号统一体不具有意指性,其意义来自符号之间的对立关系,它把思想与事物的外部对立扬弃为符号的内部联想关系.“联想”不是意识的能动联结,而是在社会—语言形式平面上实现的“差异性的相似性”.“符号”的理论概念作为语言学的科学基础,具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     

通往间隙的图像学——苏联诗电影的诗性源流考

20世纪20年代,苏联形式主义旗手什克洛夫斯基将电影中的“诗”与“散文”进行有意识地风格划分,他撰文指出“诗的”电影中具有“装置的几何性”和视觉形式上的闭合感,使诗的电影成为“情念之诗”。基于此,以苏联诗电影代表作《战舰波将金号》为例,厘清非情节性、隐喻、节奏、结构等被视为“诗的因素”的电影特质,并从爱森斯坦的创作论出发,追溯诗学意义上的“顿歇”,强调“雾之哀歌”作为诗性要素的重要性;进而将诗电影的实践过程与瓦尔堡的“间隙的图像学”建立关联,视之为图像序列的视觉装置。     

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化接受

鸳鸯蝴蝶派用小说化的艺术修辞手法书写电影人的寻常家事，通过制造心理共鸣和情感共振，为市民最终接受电影这一新的“媒介物种”铺平了道路。他们以电影人的悲欢离合为素材创作了不少小说，使公众熟悉了电影人物与各种电影空间，加深了观众和电影的情感联系。他们的电影评论从传统戏剧和文学艺术中吸取养分，是早期中国影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起到了启蒙教育观众的作用，也为中国电影本土化架构了理论基石。他们以报刊为载体，以评论、杂记为渠道，用合乎中国人审美心理的方式将电影引入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将电影这一冷冰冰的技术物件与公众可感知、可理解的身边事物、生活经历、社会交往融合起来，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化。     

浅析《疯狂的赛车》中的植入式广告

电影植入式广告是指将商品或其代表性的视觉符号、品牌工具等融入电影内容中,成为电影媒体中的一部分,让观众加深对商品的品牌印象,从而提升品牌知名度,间接说服消费者购买的一种广告策略.从最早的电影植入式广告出现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越来越多,并越来越受到观众和业内人士的重视,广告手段也日见翻新,在植入意识和表现手法上都有长足的进步.     

文学作品能指时间与所指时间研究

文学作品能指时间与所指时间研究晓河能指时间和所指时间，是语言学、叙述学、符号学等学科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文艺理论，特别是形式结构研究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加以阐释，这对拓宽文学作品研究范围不无益处。一、能指和所指在解释能指时间和所指...     

所指的差异与英语思维的构建

英语学习的困难之处,在于从汉语思维到英语思维的转化.依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构成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在每一种语言中都是不同的.能指的不同是明显的,而所指的不同则往往不为人们所理解,所指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正是外语学习中的难点.英语学习的过程,就是从汉语思维到英语思维的转化过程,也就是学会用英语能指与所指所构成的语言符号进行思维的过程.     

符号与叙事的自由嬉戏——洛特曼的电影符号学理论对电影叙事学的影响

洛特曼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出发,把电影文本看作是一个面向现实和观众开放的符号系统和交际系统.在洛特曼看来,电影的本质就是讲述故事,即电影具有叙事性,于是电影如何借助符号进行叙事遂成为洛特曼电影符号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洛特曼认为人类文化史上存在着话语和图像两种各自独立、互不相同的符号类型.为了完成电影的叙事性,就需要话语符号和图像符号相互配合、互相补充.     

电影中隐含的多模态语用认知研究

基于关联理论,认为电影是一种非交互式交际,涉及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前者指电影人物之间的交际,后者指电影制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交际。在前人基础上,构筑了一个电影隐含多模态分析框架,运用该框架对电影《非诚勿扰》中的两个隐含情节进行研究。情节1涉及“多模态花园路径”,隐含在纵向层面对观众起到了制造悬念的叙事效果。情节2涉及多模态隐喻,隐含在横向层面起到了攻击对方积极面子的讽刺效果,而在纵向层面则对观众产生了喜剧效果。     

全球化时代电影民族文化符号的审美转换

电影民族化问题一直为创作界和理论界所关注。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中,电影、民族文化符号和大众情感三者的依存关系怎样能获得充分的表述,实际上成为电影民族化探讨的新课题。一些电影个案表达了民族文化符号消失所带来的精神漂泊感,另有一些电影的民族文化表达方式又与观众接受存在某种距离。本文通过对两类电影的个案分析,梳理出民族电影对上述三者关系思考探索的基本轮廓。     

“意义关联域”的解释学功能

符号学有两个最基本的范畴:意指性和交流性。意指性研究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性质和类型,交流性则研究符号的意指作用得以实现的条件。从交流性角度来看,接受者对符号所指的理解主要依靠主体业已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理解的外在参照系。使符号的意指作用得以实现的这两方面条件是相互联系不容割裂的。一方面,接受者主体“先”结构是个体理解的根本前提,它决定着理解的个性特征,文学接受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现象产生的原因即在于此。另一方面,当个体接受者之间处在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之中时,他们对符号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