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论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可能与现实

本文认为,“儒”在先秦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到汉代开始演化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五四批孔,终于斩断了儒学与古代封建政治自西汉建立已历时二千余年的历史联系,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随皇帝制、复辟梦的覆灭而一去不复返,它被重新恢复了其哲学——文化的本来面目。五四批孔于儒学是一次不可或缺的洗礼,而现代新儒学则是五四批孔的一个产儿。现代新儒学之“新”,首先就“新”在这里,而且,一切“新”意都从此发源也必须从此发源。     

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钢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1923年的“科学与立学论战”中，张君劢走上建立儒化生命哲学之途。他精心建构了一个以“心为实在”为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论为核心，以提倡复归宋明理学的“内生活之修养”为归宿的“新玄学”体系，由此而成为与梁漱溟齐名的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论创建儒化生命哲学之先后，当推梁漱溟为开山；但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之把握，从而更巧妙地使之儒学化方面，则张君励远胜过梁漱溟，因此其思想体系更具有“中西合壁”的特征。时下学术界对梁漱仅、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张君励的…     

自由儒学何以可能——基于罗尔斯的“合理性”概念与“仁”的对勘

在政治哲学的层面,自由儒学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为现代的政治自由奠基。罗尔斯的后期哲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因为它超越了对主体性自我的依赖,诉诸人们与其他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能力来确立现代的政治自由。不过,合理性是一种只关注涉及他人的事务,不关注涉及自我事务的概念,因此面临着不对称难题的困扰。儒家学说中的"仁"既指向人们公共交往的能力,又规定了行动者涉及自我的事务,能够克服合理性的不对称难题。自由儒学可以通过对"仁"的概念进行现代性转化来获得新的发展前景。     

儒学的特质与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探求

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其内在根源就在于儒学的特质.儒学的特质就表现为"哲学、政治、宗教的三合一",或者"为学"、"为政"和"教化"的三合一.而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的思考和探求,应该以拆解和超越儒学的特质,应该以"让哲学的归哲学、让政治的归政治、让宗教的归宗教"为前提和基础.从这一前提和基础出发,在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的探求中,最为牵动我们神经的问题,就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儒学应该而又能够如何存续和发展.而在政教分离的意义上,儒教要想作为一种"宗教"而获得其现实的存在方式,它还需要使自身更为"宗教化".     

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儒学应该如何面对哲学

在近年来的儒学研究中,不时冒出“汉话汉说”、“回到思想史”的声音,“去哲学化”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然而,这一风气实质已忽视了中国精神传统中的哲学存在,使儒学放弃了回应西方哲学的主动性,并剥夺了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资格和能力。仅仅迷执于自己的话语系统,片面强调一旦走出自己的话语系统就不是其自身而失去了效用,则必然导致话语依赖和不同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进而忽略人类精神的共性。儒学并不应拒绝抽象化、普遍化的哲学提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自由理想

本文认为；“自由”这一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首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其本义在于主体通过交换满足自己对各种使用价值的需要，即充分参与全面的社会享受。作者认为过去只在哲学、伦理学、法学和美学等观念形态领域思考自由而无视其经济学基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根据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范畴这个“经济原型”解释，作者对公有制、按需分配原则，社会形态等概念的内涵提出了新的看法，文章最后还对西方的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批判。     

儒学非宗教

儒学非宗教康占杰，陈风华儒学是指以孔子为创始人，以伦理道德和政治为主要内容，具有极其强烈现实性的一派学说。儒学亦称儒家，在一定范围内也约定俗成地称其“儒教”，意为“儒家的教导”，而绝无“儒家之宗教”之意。在我国历史上的几个阶段，由于佛、道、儒家的政治...     

儒学精神及其合理性的成长

一、儒学精神的三个社会学命题及其内在规定性儒学精神是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所谓儒学社会，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或精神为依归。如果不仅仅就其理论形态而言，而且考虑到儒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那么儒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为基础、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所谓以君主秩序为目的，指的是儒学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天下有道”（孔子语）的秩序或一种“王道”（孟子语）的秩序（天下有道…     

儒家的契约观念——基于“自由儒学”的解读

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儒家需要在回应现代自由问题过程中,对契约观念作出相应的阐释。根据汉语"契约"一词的基本涵义,可以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具有自愿协议、责权对等的一般特质。对此,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契约观念作为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是为现实地维护社会主体的价值。"自由儒学"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西方社会,而且也贯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一样,总是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转变;不过,儒家契约观念始终保持着契约的一般特质,这是因为其背后依据着"诚—义—知—信"的儒学原理,揭示这一原理可以从学理上启发儒家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     

后现代背景下的牟宗三新儒学思想

一正如方克立教授指出的，在当今中国，象牟宗三先生这样“学养深厚、知识渊博、兼通古今中西、融贯儒释道，能够自由地出入于形而上学、知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哲学领域的大师级的哲学家为数不多；能够在各个领域都提出许多深刻的、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并且坚持一以贯之的哲学立场，建构一个真、善、美统一的自身圆融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为数更少。”①而儒学则是他兼通古今中西的理论立足点。在～定意义上，牟宗三新儒学思想的历史意义就在于：站在古今中西之交汇处，对继先秦、宋明之后的现代儒学之时代课题作了系统的理论推展…     

汉代儒学与自然科学

儒学产生于先秦,它虽在秦代受到打击,但到汉代却被定为一尊。汉代儒学与自然科学有没有联系?人们对此看法不尽相同。汉代儒学作为一种丧失了先秦儒学中“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它成为倾向于精神压迫的独断主义,而这种独断主义确实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汉代儒学也曾吸取了先秦儒学中“人学”的优秀理论思维,并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不仅没有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应     

余英时儒学“现代游魂”说

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面临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以及儒学只能成为“托之空言”的论说,而不再是一种“见之行事”的生活方式,更丧失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这是历史的必然。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了。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如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也不是现代新儒家儒学“哲学化”的努力,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论先秦儒学的自由风范

一般认为自由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以儒学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与自由无涉的,甚至是相悖的。实际上这种先入为见的判断是有西方中心主义嫌疑的,也是由于宋明理学及其以后的负面影响所致。其实,在儒学的发源时期———先秦儒学中所蕴涵的精神、道德和政治的自由风范,是值得我们重新挖掘和继承的优秀思想之一。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自由的性质

尽管自由的关系和意义错综复杂,但个人自由构成所有其他自由的基础,也是理解它们的前提。在政治哲学里,个人自由始终就具有政治的意义。而在现代政治共同体之中,个人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目的的手段。因此,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制度的宗旨乃是为个人自由提供最大限度的可靠的空间。法治、民主以及共和的原则是支持和保障自由的方式。不过,随着社会的变迁,个人自由在其个人关系和活动空间的方面也会发生变化。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并不是两个问题的,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在政治哲学里,该理论是人们认识个人自由的一种方式。     

自由意志的意向性与行为性——《法哲学原理》中的自由意志分析

《法哲学原理》是关于权利的哲学。黑格尔通过抽象的法、道德、国家三篇的论述阐明了自由意志或者说自由从客观、主观到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在其客观精神阶段实现了国家这一伦理实体的绝对精神内涵，而这其中法哲学从其理论原点自由精神出发完成了自身的运动过程。通过法哲学中对作为人之为主体的“自由意志”的分析，来透视对法哲学的基本理念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