氛围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路径——基于对江苏省扬州市两个社区的观察

“氛围”作为实践性概念被广泛运用于治理实践中,但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氛围治理包括氛围建构和氛围影响两重意蕴,前者以氛围营造为目的,后者以氛围渗透为旨归。文章聚焦社区治理的行动者居委会,关注社区氛围治理“何以发生”、“以何呈现”和“何以可能”,尝试揭开社区治理的新路径。文章认为情感要素回归治理视野、社区内生资源稀薄以及居委会的结构洞位置催生并强化了社区氛围治理。基于对所选案例的观察,发现社区居委会根据不同对象营造差别化的氛围,聚焦组织任务营造居委会内部“家”的氛围、把脉社区事务形成治理伙伴间的合作氛围、根植居民需求构建参与氛围等;并通过空间生产渗透氛围、利用仪式展演强化氛围影响力。     

城市社区参与动力缺失原因探源

社区发展的内源性决定了其最终动力来自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淡漠,根源在于动力缺失。一是单位制度消解了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二是居委会的行政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治功能的缺位贬损了居委会在居民心中的合法性,三是动员型参与制约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四是传统制度孕育的臣民意识和“私民”意识影响了居民社区参与的主动性和价值取向。     

论居委会重组--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建设路向探究

一、居委会分层的社会背景和一般形态　　我国城市居委会源自于建国之初废除保甲制度后建立起来的冬防队等居民自治组织。为了将城市机关、企事业以外的“非单位”社区成员“组织起来”,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于1953年6月8日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居委会的任务是在居民自愿的原则下,办理居民的公共福利、宣传政府的政策法令,发动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和向基层政权反映居民意见。居委会在基层政权或派出机关的统一领导下工作,但它在组织上并不是政府“基层政权的腿”。…     

城市社区参与中的互联网虚拟社区建设

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数据和对北京城市社区的分析,文章认为在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度较低的情况下,应该大力推行互联网虚拟社区建设,使社区活动的空间延展至“想象的共同体”,继而又回到现实的社区共同体中,使得更多居民主动、充分地参与到社区中去。互联网社区建设要从居委会和社区居民自组织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同时应该注意虚拟社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社区与基层法定社区——关于社区建设之对象实体的思考

本文概述了社区范畴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进而阐明我国城市社区建 设中的“社区”亦或社区建设的对象实体主要是指基层法定社区,它在我国城市现阶段主要 表现为区、街道、居委会三级辖区共同体所构成的社区体系。基层法定社 区是基层社区和法定社区的结合体;基层法定社区在我国城市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实践中具 有独特地位。并且分析了把区、街道、居委会三级辖区共同体纳入社区建设中的“社区”范 围与发展居民自治的关系问题。     

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普遍面临着“居委会困境”和“共同体困境”,要突破这双重困境,必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建立起既能够保障居委会自治功能发挥,又能够保障各项行政事务在社区“落地”,同时也能够吸纳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按照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的社区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和开放多元的社区自治体系.     

"单位型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微观机制——对Z社区的个案研究

政治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公共选择,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对Z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发现:实际参与率低、参与人群结构不合理的制度根源在于单位的资源垄断和居委会的行政化。激励居民政治参与的关键举措是彻底解构单位制,使社区真正成为社区公共事务的法人主体;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公共空间,使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三社联动”与社区管理创新：江苏个案

“三社联动”就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依然存在社区管理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社区队伍专业化水平偏低、市场力量介入不够等问题。完善“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需要建构“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结构,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加强社区与企业的联系。     

谈谈对社区居委会的看法

据了解,目前中心城区的社区工作负担繁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居委会工作任务至少有80-90多项,由于工作项目繁杂,几乎政府的各项工作职能都要延伸到居委会,居委会已成为城市基层行政工作的落脚点,加上过去由政府、企事业单位承担的各种职能交给居委会,增加了新的工作内容和社区管理难度。每个居委会5—7名工作人员入力不足,有的大社区听说要管2万多人,比一个镇还要多,居委会只好把主要工作放在计划生育、综合治理、文明创建等工作上,忽略了居委会应有的“城市管理、社区服务”的工作拓展,出现移位、越位、错位情况的发生。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社区居民自治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居民的权利,也是当前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和原则之一。社区自治的组织形式是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和社区居委会通过行使民主选举权、社区事务决策权、日常管理权、财务自主权、拒绝摊派权和     

构建和谐社区视野中的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研究——以茂名市岭咀社区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已步入"社区时代"。社区居委会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群众自治性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与居民的互动关系,是影响社区居民自治发展重要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源、制度、组织功能、公民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制约,导致社区居委会与居民的关系异化,未能实现基层民主建设目标价值。本文在构建和谐社区视野中,通过对茂名市岭咀社区走访调查,对该社区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的处理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增强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基本路径

据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委会是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社区居委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机构,其行政色彩浓厚而自治性不足,这实质是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缺位与错位。这种缺位与错位,不仅不能实现城市社区的良好管理,也难以实现城市社区的自治。要改变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缺位与错位的现状,就应该转变城市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并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能力建设,从而理顺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增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回归社区居委会的应然角色。     

数字区隔与邻里分化：社区信息空间“巴尔干化”及其治理

随着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不断推进,基层社区治理对于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强。多数社区治理组织开始与社区媒体进行深度融合,以此延伸其治理能力。但在此过程中,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次生问题——信息空间“巴尔干化”,在社区场景中也悄然显现。反思这一现象,因社区的地缘分化,社区媒体组织架构的尚未统一,社区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以及互联网时代下的“重新部落化”特征,使得社区信息空间更易暴露在“巴尔干化”的风险之中。一方面,社区信息空间的“巴尔干化”极易造成社区公共空间的消逝,扩大社区“原子化”危机,导致社区内的数字化区隔;另一方面,社区共同体意识的逐渐消解,加剧了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抗争矛盾。社区中群体极化现象的放大,造成邻里关系分化,甚至线上言论极化转向线下行为极化的连锁反应。有鉴于此,社区媒体首先需要优化信息配比,构建“人行道”传播模式,提高居民的信息偶遇行为;其次,应建立社区数字关怀机制,为老年群体融入社区信息空间提供便利,弥合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最终,社区媒体应当成为联通社区线上与线下的中介,使社区居民能够重拾“附近”,以在地化的真实交往,回归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以闲养忙”：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研究

既有研究强调基层治理始终囿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忙碌之中。然而,调研发现某些城市的部分社区居委会并非时刻处于重压之下,而是有不少清闲时间。如何解释这些社区居委会的“忙与闲”？本文将此类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现象概括为“以闲养忙”,尝试通过分析G市Q社区居委会的案例对“以闲养忙”的行动逻辑提供解释：社区居委会长期处在“有限资源与海量任务”的矛盾之中,有限资源不仅表现为社区居委会的运作资源与激励严重不足,还表现为上级对社区居委会任务执行“有意或无意”地缺乏监督。鉴于此,社区居委会形成了应对“海量任务”的行动策略：以动员的逻辑执行上级交付且存在监督的重点任务,以打包的逻辑承担日常民生工作,以应付的逻辑应对上级交付的缺乏监督的重点任务以及其他任务。这使得社区居委会处于时而繁忙、时而清闲的状态,而清闲则作为组织超负荷运转的非正式报偿被保留下来,进而成为维持与凝聚社区居委会的重要因素。     

行动者视域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与集体行动

社区治理面临从“国家-社会”到“行动者”的视角转换,把居民自治放入社区行动者关系网络,能够更好地看到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及其变迁过程。研究发现,自治权即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的配置状况,是衡量自治程度的核心变量。行动者对自治权的分割形塑了行政主导型、市场导向型、社工给予型、混合杂糅型和社区自治型五种社区治理类型,产生了不同的自治效果。社区居民自治是多元行动者集体建构的过程,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促成了新的自治空间的产生。为有效推进自治,相关主体要重塑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以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为宗旨,充当好自治的引导者和协助者,始终围绕“如何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居民则要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不断激发内部潜能,依托自组织行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社区居民自治的表现形态可能是复合型社群自治。     

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的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尤其是居民委员会的改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其中上海和沈阳是比较有代表性和对比性的两种。通过在两地的随机调查,上海和沈阳的居委会工作都表现出以基层政务为中心的职业化趋势。从这一调研结果出发,进一步分析居委会改革与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之间微妙且重要的联系,能够发现社区建设的实质应该是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建设,它需要国家力量给基层社会的自我运作让渡出一定的空间。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性的前提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一定要到位,创造性的制度变革将是构建党领导和统筹下的"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组织体)——社区工作者(专业服务)——社区居委会(居民自治体)"的社区治理结构体系,从而整合发挥党的网络、政府行政网络、市场单位网络、社会团体网络的资源,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区建设合力。     

动员式参与下的自治空间

本文通过对2006年上海市某居委会换届选举全过程的调研,在数据采集、重点人物访谈、参与观察基础上。发现在居委会换届选举高选民登记率、高投票率的背后是实际主动参与者数量寥寥,社区建设和社区活动中普遍的政治冷漠。在对利益相关度、维权意识、组织者的动员与激励效果这三个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的变量在该居民小区这一特定空间展开的现实逻辑进行分析后,探讨居委会自身功能的复杂性和有限性。     

外籍居民入选居委会的选举逻辑与社区政治空间转换

在高度国际化社区,社区自治与治理困境背后的重要问题是自治主体的确认与社区力量的整合,这就涉及社区中的重要力量——外国籍人。而是否应该把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赋予外籍居民存在强烈争议。本文在对上海市H社区2006年居委会换届选举一个多月蹲点观察基础上,分析外国籍人入选居委会的现实需求、法律制度困境、选举成功逻辑以及社区政治空间转换等,并提出国际化社区民主选举与社区自治、治理、社区培育相结合的新发展路径。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论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前提、难点与前景路径

工业遗产社区是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遗产社区改造有助于实现“人民城市”建设的“秀带”愿景。但目前工业遗产社区改造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忽视了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本文认为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是焕发社区长久生命力的有力保障,针对工业遗产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应在完成更新社区物质空间、改善社区人居环境、提高社区凝聚力的前提下,着力克服民间资本参与度低、居民文化消费观不健全、公共文化供给长期缺位、同质化商业模式复制的改造难点。最后基于调研基础,提出“乡贤+基层党建”“资源+现有政策”“生活+第三产业”“特色+地域文化”等前景路径以供具体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