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他们只是为了表明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才勉强使用它的.实际上它更应该被称为生命政治的劳动.这一概念所凸显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及其所内含的解放潜能.不过,由于哈特和奈格里的解读逻辑过于依赖于主体政治的维度,因而表现出了对现实历史过程的简单化理解.     

非物质劳动与政治主体的重构——哈特、奈格里生命政治的视角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工业生产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资本主义转向了非物质劳动的形式。哈特和奈格里不仅研究了非物质劳动条件下新的剥削方式，而且还把它与帝国的危机与大众的解放潜能联系起来。当然，这与他们从主体—政治维度上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彻底否定革命斗争的客观基础，将阶级斗争完全界定为一种纯粹的主观性活动有关。哈特和奈格里把当下资本主义危机诊断为主体性危机，认为生命政治生产的终极目标不是生产客体，而是生产主体本身。哈特和奈格里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论证越来越走向历史或然性。实际上，真正终结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绝不能单纯地诉诸主体维度的劳动者的自治联合，必须返回至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向度，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入剖析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彻底地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非物质劳动批判：回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与现实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媒介，揭示批判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生产逻辑。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思想旨在阐释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安渡危机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奈格里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为依托，用“非物质劳动”揭示资本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新控制，揭示资本增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只有回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才能回应非物质劳动的问题与挑战，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论进行现实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仍具有解释世界的时代意义。     

反思和重塑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三重路径——以奈格里为中心

奈格里立足劳动-工人阶级和工作-资产阶级的对抗逻辑,把劳动视为单纯的主体创造能力和获得自由的现实根源,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重构为以本源性、创构性和绝对革命为核心的激进主体理论,强调制宪力的主体化和政治的社会化,拒绝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任何连接。阿伦特对劳动-工作的区分与奈格里完全不同,她把劳动描述成满足人类生命需求的活动和默认暴力的前政治活动,认为马克思将自由等同于劳动解放,进而明确与社会相分离的政治之自主性和制宪原则的非对抗本性。卢卡奇和奈格里一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转向,他立足实践的社会历史范式,将劳动重塑为立足历史性、人之主体性和去目的论的历史-社会本体,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最终割裂劳动-生产领域和政治革命。三者基于特定的理论立场,遮蔽或弱化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共享理念”的三重维度——以哈特和奈格里为视角

挖掘马克思本人的“共享”理念是当前共享理念研究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为之提供了独特视角,他们认为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等本应被共有的却被当前资本主义生命政治逻辑私有化.共有变私有阻碍共享,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中的“共享”理论.马克思亦是从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三个方面的被私有化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共享的阻碍.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实质是对马克思的“共享”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共享”理念对我国共享社会的建构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亦有重要价值.     

哈特的非物质劳动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困境的超越

正是非物质劳动论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与政治、劳动与价值和交往之间的双重断裂,并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了人类解放的理想不能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条件建立积极联系的理论困境。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的理论意义体现于两方面：它是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为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它恢复了劳动的价值创造之核心以及交往合作之源泉的重要地位,为我们的政治实践指明了方向,为革命主体锻造及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形成进行了理论论证。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评析

相对于福特时代,当代社会的劳动方式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哈特和奈格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提出了作为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的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并且认为在当代非物质劳动已获得了霸权.这一非物质劳动霸权蕴含着极大的革命潜能.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断裂,在后现代革命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

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中,继承了意大利学者马乌里齐奥·拉扎拉多(Maurizio Lazzarato)的理论传统,初步探讨了非物质劳动概念,并把它作为帝国的核心概念和哲学基础。面对学者的批判和大众理论进一步阐述的需要,他们在《大众》中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非物质劳动霸权的观点。     

重思“一般智力”问题及当代阐释

"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是马克思论述固定资本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关系时创新性地提出的一个独特范畴。引发当代西方学界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思想风暴,有两种不同的阐释:一种以哈贝马斯为代表,从认识论出发,解读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阶级斗争的事实。另一种以哈特、奈格里等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揭示革命主体的可能性,得出资本主义的崩溃逻辑。基于此分歧,有必要回归"一般智力"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出场语境。用历史辩证法揭示劳资关系与社会形式变迁的真正意涵。     

劳动超越资本可能吗——哈特和奈格里的一种解答

与马克思提出的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来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剥夺之路径不同，哈特和奈格里试图开辟出一条以“共同性”为体征的生命政治路径，设计出了以另类现代性为导向的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即为了打败现代性并且超越反现代性，创造出一种新的人性，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下考察劳动在与资本的对抗中何以自主创造共同财富，进而实现对资本的超越。如果说哈特和奈格里的伦理计划是“可行的”，其可行的标志是“新的人性”之诞生，那么，其政治计划则是“可能的”，其可能的前提是“民主社会”的达成。然而，这一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因为资本主义何时终结仍然充满着悬疑，而资本的狂欢已然拉开了序幕。因此，探索共产主义的伟大工程仍然在路上。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深入发掘和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实现劳动对资本的超越！     

二十年后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再反思——为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一次辩护

《帝国》发表二十年之后,重新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的实质,对我们重新认识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帝国》中,哈特和奈格里批判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建构起帝国的政治秩序和国家统治。在卢森堡看来,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既要揭示出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又要作出内在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见,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和批判依然有效,她的帝国主义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因此,重新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的实质,并为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作辩护,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景图绘

作为原产于战后意大利、走红于当代欧美学术界的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持之以恒的学术旨趣就是强调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坚信劳动相对于资本独立一极的本体地位,工人阶级相对于国家、政党、工会的自主地位,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和自我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从而致力于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背景,指认适应时代要求的革命主体,以对抗资本的逻辑和统治,其学说因此可以概括为"政治主体的建构学"。这门政治主体建构学说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尤其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前提预设是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逻辑,核心内容是革命主体角色的重新确认,旨趣依归是设计革命策略颠覆资本的权力。在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政治哲学解读、对资本与劳动辩证法的重新诠释、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现实的剖析、对新阶级主体及其革命策略的探讨等方面,"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颇具特色;但它过度诠释马克思的"政治向度",塑造出一个对抗至上、永恒革命、完全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危险的错误。     

帝国理论逻辑路径及其困境

安东尼.奈格里和迈克.哈特两人著名的合著——《帝国》一经面世便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引起国内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帝国》从现实的非物质劳动出发,引领帝国的全球统治降临,再到大众成为反抗帝国的坚实力量,构成帝国理论的逻辑论证路径。《帝国》一书见解独特,逻辑工整,层层相扣,论述清晰,但并不是无懈可击,同样存在理论困境。     

齐泽克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系统重构

齐泽克立足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背景，从现实、理论以及具体路径三重维度在21世纪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重构。在现实方面，齐泽克从思想文化条件、经济客观条件以及主观条件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一重构的现实性；在理论方面，齐泽克从阿兰·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性”以及本雅明“救赎史观”来汲取思想资源；在实践方面，齐泽克以共产主义假设作为起点“从头开始”，结合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变化（非物质劳动），从运动、观念和社会形态三个维度进行了思考。齐泽克这一重构更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既定范式，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性；但却抛弃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维度，从而使其理论沦为一种带有神学色彩的乌托邦。     

马克思非物质生产劳动的后现代解读

非物质生产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一种,一度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微不足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越来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和改造,非物质生产劳动开始历史性地存在。在当代,《帝国》的作者哈特(Michael Hardt)与内格里(Antonio Negri),继承了马克思的理论传统,进一步探讨了非物质劳动概念,提出了非物质劳动霸权的观点。他们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在后现代的意义上激活了马克思的思想,恢复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阐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主体动力学与阶级解放的政治拯救——案格里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共产主义思想的阐释

安东尼奥·奈格里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左派活动家之一。他立足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奈格里简称为《大纲》），通过解构一建构的分析逻辑，颠覆了客观主义理论研究范式，重新确立其政治性一主体性逻辑架构，将分析视角转向革命主体性和共产主义解放议题上来。他力图走出辩证法的迂回逻辑，以其否定一肯定的新视角彻底颠覆资本主义体系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破除了以往静态的和非主体性的理解方式，并最终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后福特制转型，把共产主义的现实根基放置在以共同性和民主性为核心的后帝国主义时代诸众政治解放规划之上。但他过度推崇革命主体性维度，弱化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动力机制，他的社会解放议程不可避免地陷入“唯意志论’的幻想之中。     

资本与劳动辩证法的另类解读——“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术逻辑的批判性梳理

以马克思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探讨为理论原点,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仅仅解释为对资本主义客观规律的揭示,看作为资本通过剥削劳动塑造世界的逻辑,而是着力于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二元主体性,主张劳动相对于资本独立一极的本体地位,劳动主体相对于国家、政党、工会的自主地位,宣扬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和自我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这一理论逻辑伴随着《帝国》一书掀起的热潮重新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位置,迎合了全球资本主义阶段的新社会运动现实,构成了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的新版本,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代西方激进左派的理论困境。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非物质劳动

区别于马克思预见的作为生产要素的"一般智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构作用,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在非物质劳动的基础上建构了大众民主革命的主体,"大众"的抽象性决定了这一主体的虚幻性。安德烈·高兹挖掘非物质劳动中的生态意蕴,但其改良主义思路使生态社会主义成为劳动解放理论的另一个乌托邦。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奠定基础。     

谁是信息时代的无产阶级？——关于激进左翼“新无产阶级”的驳析与重塑

近年来,以奈格里、齐泽克、朗西埃、阿甘本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中力主"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重塑了新共产主义的政治主体,推出了"诸众""被排除者""无分者""神圣人"等主体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信息时代的"新无产阶级"。但是,由于这些新主体脱离了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历史场域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场景,偏离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缘起、身份标识和使命任务的经典语境,所以已经不再是处于资产阶级对立面并受资本逻辑统治的无生产资料的现实的雇佣劳动者,从而滑向了理论层面的抽象的消极主体,发生了"去革命化"的蜕变。相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论域是理解信息时代无产阶级的锁钥,而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矛盾是当今无产阶级的发生域,人工智能资本化应用会使无产阶级重陷失业和贫困的境地。因此,无产阶级依旧是信息时代的政治主体,"两个必然"依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指引。     

爱的政治何以成为批判的政治?——哈特、奈格里的政治人类学的探讨与困境

哈特和奈格里力图重新从政治人类学的层面来理解爱,把爱看作不断生产共同性和奇异性的过程。爱在指向共同性的建构时必须以反抗为前提,并在与力的结合中将爱引向不断反抗同一性和各种腐化形式的斗争,从而不断地塑造主体的自主性,使爱的政治通向反抗的生命政治。哈特和奈格里的"爱的政治"将爱看作是穷人走出困苦反抗生命政治生产的力量,但"爱的政治"在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策略方面仍陷入困境,无法找到有效的反抗财富共和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