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从“抒情传统”到“叙事传统”——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本质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在中国文学传统研究方面,作为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主张,无论是所谓的"抒情传统"论,还是"叙事传统"论,都未能脱离"本质主义"理论范式。时至今日,世界范围的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理论范式的批判与清理已将近一个半世纪,这值得深刻反思。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及其理论拓展,需要突破那种或"抒情"或"叙事"中心的"本质主义"思路及理论范式,积极、理性地借鉴反本质主义所主张的差异、多元的观点,面向丰富、生动的文学活动及其多层次要素或环节,更多维也更全面地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研究探讨和理论阐释,从而开辟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新境。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英语世界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与批评范式

将中国文学引入西方世界的译介活动早在晚清时期就已开始,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海外汉学界的研究视野才开始从古典文学转向现代文学,致力于作品分析以及文学史、文学选集的编撰。一些文学选集被作为美国高校的教学参考书,成为普及中国文学的有效途径;以夏志清、王德威、李欧梵等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为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某些新的可能性。但不应忽视的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构成体,海外汉学研究的面貌不能仅以代表性学者的论断来框定,将海外汉学研究的理论思维套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时也需要对历史语境与现实状况差异导致的认识偏误进行反思,西方学者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范式以及英美反知性主义传统对五四以来作家创作心态的误读也需要正确认识。虽然英美主流媒体仍习惯沿用这种批评模式解读中国当代小说,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系列理论范式的转向,显示出重建文化研究格局的趋势。     

"反本质主义"之后的文学本质论反思——文学存在论研究(一)

中国当代文艺学反"本质主义"争鸣各方已经达成了一个理论共识:对文学本质进行超历史、超语境追求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必须反对;但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的"非本质主义的本质论"却是合理的,并主张从历史、语境、关系、中国立场等具体条件出发进行各种形形色色的"非本质主义的文学本质论"建构.今天,包括"非本质主义本质论"在内的一切"本质论"都需要认真检讨.以"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中心主义、部分代整体、还原主义、独断论等为特征的文学本质论无法达到把握文学存在的目的.也许建构以现代存在论为哲学基础的文学存在论,并将之确定为多元化文论语境中文学基础理论范式,才有利于中国新世纪文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王德威的台湾文学研究释读

王德威将台湾文学置于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整体观坐标系中,以此“想象”台湾文学的独特风貌.其“后遗民”论述在与现实主义对话的基础上有意开掘“幻魅现实”主义的叙事学,其“后遗民”想象和“抒情传统”想象开掘出的“第三空间”,为深受身份问题困扰的文学者提供了归属的另一种可能,也为整个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王德威的文学批评具有探索、无结论、不确定的随笔精神,对其台湾文学研究,应基于福柯式的后现代历史观,做出深入的辨析与对话.     

关系主义视域中人的本质之“对象性—活动”逻辑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作为人的本质理论的始源性理论根基,本质范畴的历史演进表现为从研究范式的变迁,即从实体主义本质观到关系主义本质观,与此相适应,人的本质观也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这一演进过程并不意味着能够取消对于“根据”问题的追问,其合理限度仅仅在于表明实体主义本质观的研究范式已经无法满足人类追问“根据”问题的理论需要与现实需要。以“对象性—活动”人学为理论基点,马克思深刻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中实体主义本质观所隐藏的“非对象性”这一非关系主义的根源性理论缺陷,并从主体与客体两个理论向度及其实践性的统一上完整地建构了对于人的本质的回答。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及严重的全球性生存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仅深刻彰显了一种新的生存智慧与文明形态,更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生存方式与发展境界。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抒情作为"主义"与新文学的自我认同

中国文学拥有独具特色的抒情传统,"五四"新文学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之下,重新发现并激活了抒情传统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生成为中国现代的抒情主义.它既受到了诗言志、诗缘情传统的孕育和影响,也有西方浪漫主义的诱惑和催化,并成为新文学的一种话语方式.当"抒情"成为"主义",感情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一定的挤压,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也遭受到新文学的质疑和批判.新文学的自我表达被纳入西方话语谱系,说明传统"抒情"的路径和意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新文学也存在着自我认同的焦虑和困惑.     

从中国传统思维看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

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综合思维 ,具有整体性、重“情”疏“理”等特征。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 ,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第一 ,与中国传统抒情文学比较显示其滞后性 ;第二 ,与西方文学比较显示其滞后性。中国传统思维与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之间存在某些必然的联系。     

从新制度主义看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基本特点

新制度主义是作为对传统制度研究的继承以及对“行为主义革命”的反动而出现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是这种范式中的一个研究派别 ,它以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路对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 ,从各国历史发展和比较的过程中去探求制度变迁的不同过程 ,寻求在稳定的制度安排下政策变化的根源 ,以及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的互动作用 ,以解释在特定制度局限下观念变革如何能导致政策变化。作为一个派别 ,历史制度主义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特点 ,因而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学研究也有独特的贡献 ;当然 ,历史制度主义也存在一些基本的理论缺陷 ,主要表现在分析问题过程中的滞后性 ,在预测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逻辑上的“事后描述”以及“观念”解释的模糊性上     

文学再现的“神学观念”与解构

文学作为作家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的表达,其创作过程表现出特有的意识形态倾向。"文学模仿说"和"文学表现论"预设文学作为一种神性职业的存在,体现出潜在的神秘主义色彩,其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神学观念。20世纪后,随着对文学的本质、功能等问题认识的加深,西方批评理论对文学的神学观念进行了批判。"文学生产论"将文学艺术活动看作一种生产实践形态,从文学与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等视角阐释文学构成,要求将文学作为生产的本性还给文学,实现文学对意识形态的生产。解构主义批评对支配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予以反叛。它们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价值观念,动摇了文学意识形态的根基,体现出试图超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努力。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古典式的主情主义写作——创造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创造社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学、文化之间存在着深远的血脉关联。创造社小说家主情主义写作的根直接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文化、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明清性灵心学等一脉相承 ,在五四文坛上刮起了“狂飙”式的性灵文学的风暴 ;创造社小说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倡优士子的叙事模式 ,这种发展体现为由纯粹的叙事模式而变为一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心理情绪”模式 ;创造社小说家们一方面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那种谨小慎微、固守虚伪的礼法规范的人格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 ,他们又受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感伤、哀婉情绪严重的作家作品的实际影响。创造社的主情主义写作 ,一方面给当时以及其后的文学史留下了现代色彩鲜明、个性意识独特的篇章 ,另一方面又因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深刻联系而使得其创作显露出浓厚的古典主义情怀。     

评汉学主义

后殖民主义没有涉及到中国,汉学主义试图弥补这一空白。汉学主义对后殖民主义进了修正和补充,它不是简单地将汉学主义处理为一种殖民侵略以至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深入到了文化无意识的层面,并且认为中国人自身参与了汉学主义的建构过程。就此而言,汉学主义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不过,问题也不少。如在汉学主义构建中,中国人只是以自我殖民化的方式参与其中,却没有涉及中国人挪用西方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情形。这就是说,汉学主义看起来批判了萨义德,但事实上复制了萨义德,而对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有关被殖民者发声及东西方主体间性关系的探讨完全没有注意。     

启蒙的迷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及其文学问题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一直笼罩在启蒙主义线性时间哲学虚构的社会"发展"神话与历史"进步"理念当中.这种启蒙的思想意理,造成中国作家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政治化约的简单化行为;作家们主要从社会系统而非文化系统来看待传统、决定自己对传统的态度,背离了启蒙作为文化系统工程的主旨.当下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需要反省五四启蒙主义的缺失,回到现代人文理性的"新启蒙"立场上来,重新建立一种具有"当代"和"中国"气象的审视传统的思想视野与方法.     

关于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一种追问——基于中国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影响的考辨

中国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作为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传统哲学基础,具体到对文学本质观念的影响及理解上,即是经由一种政治伦理诉求的元叙事模式以获得合法性认同,其经典的合法表述,就是中国传统而正统的文学"载道"说。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文学本质观念,是在文学"载道"这一文学本质言说的合法性认同表述中获得合法存在的,在此认同表述中,政治伦理构成文学合法与否的依据,能为其所容纳的情感诉求也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感的认同,而不是放任个性化情感的抒发,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教化目的,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学的主导倾向与整体面貌。对此,显然不能不予以厘清与分辨,否则,谬矣,而这也正是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本质的观点及其抒情传统论的理论误区所在。     

论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与个性主义的流变

与西方启蒙精神比较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以及作为其主要内容的个性主义,由于受到主情任性的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片面强调了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缺乏西方启蒙精神的理性要素与自律意志,这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启蒙精神及个性主义始终处于不健全、不成熟的状态。"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阐释后,逐渐汇入破坏旧秩序的革命精神洪流;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巴金、路遥、莫言等人的文学表现,日益转化为蔑视规则的痞匪之气。总之,百年来的中国启蒙文学,仍是未竟之业。     

反本质主义语境下的文学本质论探索

反本质主义是我国当代文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传统文学观念和理论模式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与挑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论的格局。在反本质主义论争的语境下,当代文论界对文学本质论的探讨,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巨大变化:有的明显回避文学本质论问题,只对其做某种知识化处理;有的则改变策略,转换为对文学本体论问题进行探讨寻求新的突破;有的虽不避嫌疑仍直接讨论文学本质问题,但其理论观念和模式都已大不相同;也有的小心谨慎地避开某些是非之争而不正面讨论文学本质论问题,但实质上是在另辟蹊径进行某种新的探索。这反映了在反本质主义"事件"之后,当代文论多元探索的发展趋向。一次反本质主义论争不可能终结对于文学本质论的研究,因为文学发展不会终结,人们的认识也需要与时俱进,因此文学本质论的创新探索也必然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