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第三种人”

建国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认为“左联”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是论战斗争,有的还认为杜衡(苏汶)之流的“第三种人”是属于敌对营垒,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帮凶,因此这场辩论也是无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当然也参与了在这场斗争。在过去的一些文学史和有关论文中似乎均给人们这么一个印象:鲁迅是把杜衡之流的“第三种人”观点当作敌人的谬论来加以痛斥,把这些人是当作反动文人来对待的。本着“存真、求实”的态度,我们来看一看鲁迅和“第三种人”的关系究竟如何,这对了解这场论辩的性质是很有好处的,而且也能弥补以往出版的一些鲁迅传、鲁迅评传中论及鲁迅在这方面斗争时的谬误和不足。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写作背景牵涉中共纠正"左联"排斥"同路人"的关门主义态度,也牵涉"第三种人"论争和"左联"的内部矛盾,尤其突出的是冯雪峰和周扬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中鲁迅与"左联"理论家对苏汶的批评有明显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分析,可以展示鲁迅在论争中不同的立场。再将鲁迅的这个立场跟"第三种人"的立场作一对比,则苏汶显然并非"同路人",而鲁迅才是真正的"同路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直面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现实基础之上，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丑恶弊端，探求社会进步的具体道路与方式，虽其基本立场、出法点、方法及其结论均存有重大缺憾，但亦不乏合理性的真知灼见。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方法，将给后人探求社会进步提供借鉴与启迪。一“总体性”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既是其观察、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又是其理论的集中概括。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乌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这个基本方法就是辩证法，而辩证…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颜色”与“性”

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性”的意识,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中国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不同“颜色”的内涵及其与“性”的关系也大相径庭。作为“性”的代名词,蓝色、黄色、绿色、粉色、红色,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地使用着。比较和分析各种“颜色”与“性”文化的密切关系和深刻渊源,可以从中捕捉到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性”文化的诸多差异。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资本”现代性的代价

“资本”现代性是马克思关注现代社会的最基本视角，通过它来观察社会发展，特别是转型社会的发展，尤为确切。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资本”现代性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它也让人类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引入“资本”现代性并发挥其积极作用，也需要辩证的看待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本”现代性，控制其代价。     

论“本体性否定”

中国当代的本体论建设应以“人的现实的可能性”为出发点、从而完成对西方各种 本体论和中国传统本体论的双重改造。“否定”是作者对“人的现实的可能性”的具体价值规定。其 基本内涵一是“批判与创造”的统一，二是“批判对象”与“创造结果”的不同而并立。“本体性否定” 的特性是自发性、超验性和个体性，以区别于辩证否定的自然性、循环性和本质上的群体性。     

萨特的“整体性”、“他整体化”概念和的“人学辩证法”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这组笔谈 ,是关于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重要论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文本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 ,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 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学者的“第一个萨特”)而被解读的 ,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萨特 (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的“第二个萨特”)。笔谈讨论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思想转变的特定历史语境 ,并分别讨论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一批最重要的学术范畴 ,如作为萨特对所谓辩证理性的独特定位、作为他的存在哲学个人本体论关键的谋划概念、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构成的辩证法与被构成的辩证法的关系 ,等等。此组笔谈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的重要学术讨论。     

唯物主义何以言“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前世”“今生”与“再生”

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所表达的是一种“历史性”意识,其意义在于为人类生活设定一种价值理想。它首先是由希伯来文明在与希腊文明碰撞中形成的基督教带给西方世界的,黑格尔虽然把这种神学观念转变为一种辩证理性概念,但却同基督教神学一样,以无限的存在者绝对精神为辩证运动主体,因而这种“否定之否定”便必定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绝对的历史目的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则是将运动主体从抽象的无限的存在者转变为现实的因而是有限的对象性活动的人,因而,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便只能是一种基于有限的“实践目的论”对于价值理想的设定。     

窜改“悖论”词义?──兼略论“破产”“失效”之说

“说说者”停论早在两千多年前出现，被誉为“修论的老祖父”，也被认为是形式上最简单，但是最难消解的一个悻论。在西方本世纪30年代之前，“停论”曾掀起过第一次研究热潮，70年代以来又掀起第二次研究热潮。我国近10多年来也渐渐拉起研究热潮，并且有不少论者看到近百年来西方形式派无法消解和说明“说谎者”和“集会论”等修论，于是另僻瞑径，提出以辩证唯物主义或黑格尔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和消解悻论，发表大量有关的文章，包括区分“逻辑”与“辩证”两类矛盾的文章，和“淳论”由什么矛盾构成的文章；也有辩证派、形式派混合观点的…     

且谈“白鼻子”

鲁迅在杂文《脸谱臆测》中,曾通过戏剧“脸谱”的剖析,深刻地揭示了阶级斗争中这样一种现象:不论反动派如何乔装打扮,虚加掩饰,他们反革命的心理状态时刻都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在其“脸谱”上,总有征兆可寻。在《脸谱臆测》里,鲁迅针对“第三种人”的“具体的表现”,为其勾勒了一副脸谱:“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当时苏汶之流,就是打着“中立”旗号,自我标榜为超阶级的“第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     

《辩证理性批判》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辨析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这组笔谈 ,是关于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重要论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文本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 ,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 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学者的“第一个萨特”)而被解读的 ,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萨特 (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的“第二个萨特”)。笔谈讨论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思想转变的特定历史语境 ,并分别讨论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一批最重要的学术范畴 ,如作为萨特对所谓辩证理性的独特定位、作为他的存在哲学个人本体论关键的谋划概念、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构成的辩证法与被构成的辩证法的关系 ,等等。此组笔谈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的重要学术讨论。     

“市民社会”的生命政治学意蕴

“市民社会”是西方文明史中的重要概念。与以往不同,福柯从生命政治学的视角开辟了一个理解“市民社会”的新方向。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福柯通过对“市民社会”概念进行历史性追溯,考量了“市民社会”的内在构成和主体成员,并勾勒出两种过渡：一是市民社会的支点的倾斜（从公正化市场到真言化市场）,二是市民社会中成员特征的转变（从经验主体到homoconomicus即经济人）。以此为基础,“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即生命政治治理术的发展过程,其本质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之新型场域”。以“治理术”为视角,福柯提供了审视“市民社会”概念的新维度,赋予其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生命政治学意蕴。质言之,福柯语境中的市民社会仍然以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增殖逻辑为主导原则,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原则逐渐以生命政治的新形态呈现,属于资本逻辑在当代的自我更新和延续。福柯的分析为我们从生命政治学层面开创“市民社会”研究新向度,激活和重思既有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构成的辩证法”与“被构成的辩证法”——萨特的个人实践与社会实践概念点析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这组笔谈 ,是关于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重要论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文本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 ,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 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学者的“第一个萨特”)而被解读的 ,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萨特 (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的“第二个萨特”)。笔谈讨论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思想转变的特定历史语境 ,并分别讨论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一批最重要的学术范畴 ,如作为萨特对所谓辩证理性的独特定位、作为他的存在哲学个人本体论关键的谋划概念、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构成的辩证法与被构成的辩证法的关系 ,等等。此组笔谈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的重要学术讨论。     

马克思“东方社会构想”研究方法探微

方法论是马克思“东方社会构想”留给后人的另一重要遗泽。在马克思以俄国为典型考察东方社会的文本中,将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古代社会发展序列和历史遗存纳入到人类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视野中,具体分析社会发展历史发展阶段的一般性前景和特殊性可能,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主体选择统一起来,凸显出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整体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     

中西方"城市哀歌"之比较--以《耶利米哀歌》和《哀郢》为例

《哀郢》与《耶利米哀歌》分别是中西方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哀歌”杰作,它们都以成功地抒发了惨痛深沉的“国殇”之哀而著称。然而在深层文化内涵上,二者却分别折射出中西方文化传统在处理文化共同体危机时全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表现方式:首先,二者虽然抒发的是类似的公共性情感,却采用了不同的抒情视角和文学表现手法;其次,二者对国殇之祸的反思体现出中西两种文化在核心价值观念上的迥异;最后,二者也为各自民族的后世文化传统暗示出战胜苦难、延续文明的希望之途。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自我”与“他者”视野下的晚清使西人员心态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中,开始派遣使西人员,以了解西方。这些使西人员由于亲身体验到西方作为“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与中国的种种不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是萦绕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体现在他们心态中主要表现为四种张力关系,即“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张力关系;“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以及“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的张力关系。     

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意义

英美批评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指导意义有如下数端:第一,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中国女性写作的意义首先在于性别的觉醒。第二,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姊妹情谊”(sisterhood)论的启发,中国女性文学的女性群体意识也在觉醒。第三,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众视角启示着中国女性写作早日摆脱精英圈套。第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反抗男权的彻底性,应当为中国女性彰显自省自强精神之圭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