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设计之中央政制的比较分析

《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是张君劢依据“政协十二原则”起草而成,它在中央政制的设计上匠心独具,以“五权之名,行三权之实”,打破了“五五宪草”的制度架构,经过修改后,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底本。本文将《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与“五五宪草”及《中华民国宪法》进行了对比分析。     

孙科与“五五宪草”

孙科对民国政局最突出的影响，是对国民政府立法所做的工作，其中关于宪法的制订最为费心。孙科从1933年初就任立法院长起，历时三载，七易其稿，于1936年5月5日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习称“五五宪草”。关于五五宪草的性质、地位，史学界已有较多论述，然而关于孙科在制宪过程中政治思想的变化却少有论及。本文试就此略陈管见。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改变了中国政局。在全国抗日民主潮流的冲击下，国民党内严重分化。孙科一面积极奔走调处宁粤矛盾，一面提出政制改革方案：五院独立负责，行使职权；使政治系统与组织简单化…     

共存而优先——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理论

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在《政治宪治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治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贝拉米从权利冲突的性质入手,批评了司法审查的权利论基础,赋予了权利冲突及其解决以政治性质。在规范基础上,贝拉米接续了当下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念,对政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铺排并最终指向一种确保平等和参与的民主框架。贝拉米在理论上并未根本拒绝宪法政治,但认为常态政治本身就具有宪法意义和优先性。这样一种更为平和的"常态政治宪治主义"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中国当下的宪治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     

论货币民主(上)——兼谈“占领华尔街”运动

金融危机背后存在着深刻的宪法根源,金融资本的奴役统治以及西方民主制度的异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是人民不满情绪的表达和对宪法保留权利的行使,并引发了关于货币权力行使民主化的思考。民主是立宪主义的第一要义,货币民主则是货币宪法的核心原则和理论基础。货币权力的行使也应遵循民主原则的要求,确保人民参与货币立法、参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货币发行和金融监管的全过程。货币民主是防止货币权力异化、保障财产和自由的重要机制,并为人民表达诉求和主张提供了平台。然而在具体的政治法律实践中,货币民主原则正面临着现实的困境,动摇了民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人民也由此展开了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行动。     

洛克与政治立宪主义原理

就价值指向来说,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是殊途同归的,其最终目的都是指向一个成熟的立宪主义宪法。在立宪主义的宪法中最为核心的是两方面的内容,即立宪主义的政府和对个人权利的保障,相比于规范宪法学关注对实在宪法规范中个人权利的保障,政治宪法学关注更多的则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政治基础是如何生成和运行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可以说是政治立宪主义的第一理论家,其立宪主义的宪法学原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革命是人民正当的自卫权和反抗权;第二,立法权是重塑政治社会、建立立宪政府的核心;第三,虚置的人民主权。     

"期成宪草"探微--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成果

1940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简称"期成宪草")的提出,是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坚持抗战立宪并举,借鉴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首次尝试.本文运用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阐明"期成宪草"于当时必然流产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文章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民国行宪之艰难,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团结各民主党派,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民主宪政的斗争历程.     

论日本明治宪法对近代中国立宪影响的有限性

近代中国的立宪受到了日本明治宪法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仅限于1908年清政府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而《钦定宪法大纲》并没有予以公布,第一部真正予以公布的宪法性文件是1911年的《重大信条十九条》,但是,该"信条"已经转向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模式。民国建立之后所通过的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等一系列宪法文件,已经完全摆脱了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色彩,主要的立宪理论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以及欧美国家的共和国宪法的理念。所以,近代中国的宪法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充分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立宪经验;另一方面,又充分注重了中国的国情。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特色对于催发近代中国的立宪意识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税收法定主义与我国税收立法的完善

税收法定主义被认为是现代税法最基本的原则或是最高原则。税收法定主义源于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征税权力的限制,是现代法治原则在税法中的体现,早已为西方税法学界所推崇。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将其与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主义"并举为现代法治的两大枢纽。以税收法定主义这一世界所公认的税法原则为指导来研究我国税收立法的完善,为依法治税提供立法保障,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三民主义入宪探析——从“吴氏宪草”到《中华民国宪法》

1933年吴经熊以个人名义发表《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其中的第一条规定,引起了争议。①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中该条并未作任何改动,再次招致激烈批评。耽于抗战,该草案未正式通过。1946年重新修订宪草时,经过多方角力,最后达成妥协,该条更改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草第一条所引起的争议以及最后的改动反映了各党派以自身立场为出发点的利益考量,也折射出社会各界对民主宪政的普遍期待以及对防止重蹈专制独裁之路的高度警觉,同时还体现了时人对国民党党治的不满以及对三民主义的不信任。     

《湖南省宪法》述评——以地方宪政主义为视角

《湖南省宪法》是近代中国联邦主义运动的产物,它的产生反映了地方宪政主义希望转变中国政治体制,以联邦体制替代中央集权体制的思想。它制订的程序和结构完全符合宪法基本原理,彰显了对民权的特别保护,划分省之事权也是地方分权的实际要求。但直接民主制的运用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其内在的深刻矛盾。尽管湖南省宪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仍有时代的进步意义。     

1923年民国宪法之价值评析

从1913年《天坛宪草》至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止,中国进行了长达10年的立宪努力,但最终产生了一部"贿选宪法"。这部宪法从其产生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文本上体现了当时立宪的先进水平,具有正面意义;另一方面,在本质上不具有合法性,并对中国宪政的进程产生极坏的影响。这次立宪行为也反映出宪政文化和基础的缺乏是当时中国宪政追求的主要障碍。     

一元权力观：宪制抉择的文化制导

在立宪社会中,一元权力观获得了新的形式和载体,但其制导作用使宪法设计和运行仅仅是形式的耦合而不是观念的贯通。在《天坛宪草》曲折而终至夭折的历程中,一元权力观的制导作用表现为：驱使着决定宪草制订过程中的军事斗争,配置了国会权力优越过度的责任内阁制设置;孪生了法律的工具主义运用,内生了宪草胎死腹中的最后结局。     

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

就当今时局和"依宪治国""法治国家"话语而言,中国的政治宪法问题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政治宪法学要有所回应,就要先厘清政治宪法学阵营内部的主题逻辑。政治宪法理论有两种,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和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前者又称为政治立宪主义。政治立宪主义以英国的立宪历程及其宪法学为学理的渊源主流,兼采美、法、德、日等各国的自由立宪学说;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和日本二战战败以前一度都很有市场,其代表就是施密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和当今中国推动宪法学"价值中立"的宪法社会学。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之间的论争本来是宪法学方法论之争,但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跟立宪主义的价值之争扭结在一起,造成很多误解。在解开中国宪法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之争的交错叠合之后,中国政治宪法学就名正言顺地归宗到政治立宪主义,研究古今之变之后的现代中国从"生存的法则"到"自由的法则"的演进路径。     

论宪法与人权的关系--兼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的价值与缺憾

宪法修正案二十四条"人权人宪"条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宪法发生史来看,人权是宪法的起点和归宿,宪法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以实证法分析,绝大多数宪法都将人权作为最高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我国修宪前存在着人权保障取得巨大进步和宪法文本不够协调等问题."人权入宪"将使宪法价值目标更加明确、人权规范逻辑体系更加严密、权利内容体系变得开放完整,使宪法和人权满足了各自理想的价值诉求和制度表达,实现共同进步.同时,修正案第二十四条不能成为基本原则条款略显缺憾.以修宪为契机,研究解决由法律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中的各种问题是目前亟待完成的课题.     

"五五宪草"之立法技术分析

从"五五宪草"的制定过程及结构、内容和外部形式看,其立法技术,包括体制技术、程序技术与表达技术,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之间,充分体现了"理性"与"经验"、积极功能与消极功能、法律发展现代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五五宪章"不仅为当代立法提供了参考与借鉴的经验,而且为中国的宪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资源。     

联邦主义与浙江省宪运动

在近代中国省宪运动中,浙江省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具有比较良好的地方自治意识和传统,在国家分裂之时,联邦主义作为解决时局的政治整合策略为浙江人民所接受。以制定省宪法为中心的浙江省联邦主义运动经历了坎坷的发展过程,但是这种理想最后在制宪失误、军阀政治和中国政治转型面前,被彻底击破。尽管如此,浙江省宪运动仍有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     

我国劳动权的宪法保护及其完善

劳动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对劳动权的保障是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大事。劳动权入宪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体现了劳动权具有的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属性。宪法劳动权的完善,必须以劳动权的这两层属性为基点,参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完善其内容,激活劳动者的宪法权利,这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论货币民主(下)——兼谈“占领华尔街”运动

金融危机背后存在着深刻的宪法根源,金融资本的奴役统治以及西方民主制度的异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是人民不满情绪的表达和对宪法保留权利的行使,并引发了关于货币权力行使民主化的思考。民主是立宪主义的第一要义,货币民主则是货币宪法的核心原则和理论基础。货币权力的行使也应遵循民主原则的要求,确保人民参与货币立法、参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货币发行和金融监管的全过程。货币民主是防止货币权力异化、保障财产和自由的重要机制,并为人民表达诉求和主张提供了平台。然而在具体的政治法律实践中,货币民主原则正面临着现实的困境,动摇了民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人民也由此展开了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行动。     

刑法对结果无价值论的贯彻

大陆法系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之争是二战后在反省新旧两派学派之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映了当时欧陆、日本社会人生观、世界观和国家观等价值观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国家观向着保护个人自由、利益、权利和建设法治国方向发展,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个人自由、权利意识普遍得到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刑法注重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重视法益保护机能,体现谦抑主义原则,朝着贯彻结果无价值方向发展。     

论少数民族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宪法互动——以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为中心的考察

以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为视角,人权国际保护与宪法互动体现在:两者价值理念等具有契合性,为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实施提供了互动基础;"民族"是否入宪,对实施少数优惠政策有着决定性影响,采取"公民化"宪法国家不会专门立法保护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体现为"平等权"保护,"民族"入宪的国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少数民族权利做全方位规定,优惠政策普遍采用;另一种只规定文化权,而不实施优惠政策。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容易在国际法优位和多民族国家实施。